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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成因、影响及对策

2023-03-12郭安宁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圈层极化群体

赵 月 郭安宁

(沈阳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沈阳 110161)

群体极化现象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在1961 年研究群体现象时发现,并称其为“冒险转移”。 而后美国哲学家凯斯·桑斯坦正式提出“群体极化”这一概念。 桑斯坦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1]网络群体极化是网络迭代发展下的应然现象。 网络的便捷性、自由性和多元性改进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作为互联网时代成长的 “网络一代”,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时有出现。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不仅影响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网络人际交往及个体身心发展,甚至还催化网络暴力行为,危及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因此,剖析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成因并提出应对措施,对推动大学生“三观”形成和能力发展,保障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原因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指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因某一特质参与形成群体,并因群体偏向等问题出现情绪及观点的极端倾向,最终出现极端言论行为的现象。 因此,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是技术、社会、心理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从这三方面分析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发生的原因,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并改善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一)网络技术助推群体极化形成

网络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手段,但大学生依赖网络却也被网络影响。 网络群体极化亦是大学生用网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 首先,网络技术促进大学生网络群体聚集。 现今“流量为主”的网络特殊性让网络技术有时发生异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了迎合受众喜好会选择性筛选信息,进行精准推送, 并强化推送受众感兴趣的信息,排斥其他内容。 由于有的大学生自制力不足,容易被网络推送机制影响,习惯性接收蕴含自身喜好但存在同质内容的信息,导致自己沉湎在被信息构成的“茧”里,即“信息茧房”。[2]在同质的网络信息环境影响下,大学生逐渐接触爱好相似、观点一致的网络用户并结成网络群体。 这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和扩散创造了基础。 其次,网络传播强化大学生群体认知。 自媒体、新媒体等网络信息传播媒介增强了信息传播频率和范围。 与以往“一传多”的传统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呈现出“多对多”的即时传播方式。 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特点模糊了信息生产者、传播者、接收者之间的界限。 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有时无法准确识别群体信息的优劣真假,而群体成员对群内共享信息的传播扩散影响大学生对群体信息的判断。 尤其在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即时往返的网络信息会促使大学生短时间内接收到和群内共享信息相似的内容。 无法辨认传播来源的网络信息一定程度上会加深大学生对网络群体的依赖性,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群体认知。 最后,网络交互加速大学生情绪积累形成极化。 成员之间的交互行为是网络群体极化发生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以兴趣爱好和价值倾向为纽带的群体成员在进行信息交互时, 往往会裹挟个人情绪进行观点输出。情绪化的言论会影响大学生的个人判断,群体情绪渲染下容易促使大学生产生偏激甚至极端的言论。另一方面,群体外部通过网络技术与不同意见的群体进行碰撞交互, 群体意见和情绪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促使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发生。

(二)“意见领袖”操控群体极化过程

意见领袖一般指处于社交网络的核心地位,提供具有影响性观点思想的少数核心人物。 他们表现活跃,且表达的观点大多能得到认同或正向肯定的反馈。 意见领袖一般具有一定的信息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他们结合自身知识储备针对相关事件提出独特见解,并通过广泛的信息传播途径在网络平台分享观点信息,引导受众思维方式和网络行为。 意见领袖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容易影响一些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网络舆情报告发生时,意见领袖的态度选择和价值引导影响舆情走向和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 意见领袖在对社会事件或者公共事件发表见解时,可能被误导或心存偏颇,发表一些偏激言论。 这些偏激观点发布后在各个群体扩散并引导持有相似想法的群体积极响应。 而得到同质声音回应的群体引发“回音室效应”,群体成员意见趋向极端化发展。 情绪感染下群体情绪逐渐极端发展,而有些大学生在群体情绪裹挟下,容易受情感驱动参与到网络群体极化过程中。 如“肖战粉丝集体举报AO3 事件”,起因是意见领袖的引导和组织,导致群内成员出现极端情绪并催发极端行为,加之涉及其他群体圈层,引爆其他群体圈层情绪,从而导致多重群体极化现象。 此外,在网络平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引导力的网络媒体也是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媒体不同于主流媒体,其追逐利益的职业特殊性往往会影响网络媒体在舆论引导时的价值倾向。 某些不良网媒甚至特意选择容易造成负面影响的方面进行引导。 大学生涉世未深,无法识别网络信息背后的价值取向,容易被影响产生偏激情绪并参与到网络群体计划的进程中。

(三)个体缄默导致反对意见“失声”

个体缄默也是群体极化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群体观点和情绪都极端化发展时,部分持有理性思维的大学生保持缄默。 而未接收到反对信号的群体情绪持续高昂扩散, 最终加速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个体缄默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网络自身虚拟性和匿名性削弱了现实道德的约束力,有些大学生在网络社会自身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大幅削弱,再加上其自身对网络道德和网络法规的认识也存在不足,无法正确认识到群体极化后的思想行为是违背道德法律底线的。 二是群体行动下的责任分散效应。 当一些大学生以群体形式共同行动,个体责任感减弱,产生责任分散效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群体共同完成任务时,群体中个体需要承担的责任会被分散,个体会因为自身责任感减弱而逃避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 群体极化过程中,“法不责众”的心理会让大学生忽视极端想法行为的后果,放任极化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三是“沉默的螺旋”效应。 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到,群体中持反对观点的少部分人, 由于害怕被群体孤立和攻击,会在大多数人持相同观点的情况下保持沉默。 处于极化群体中的大学生,为了避免成为群体极化情绪的发泄对象,会选择放弃表达观点并保持沉默。 “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3]。 群体观点和情绪都极端化发展时,那些持有理性思维的大学生保持缄默,而优势意见主导群内观点输出,未接收到反对信号的群体情绪持续高昂扩散,最终加速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二、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4]大学生知识体系搭建还未完成,价值观尚未定型,情感心理并不成熟,容易受到网络环境影响发生群体极化现象。 当他们参与形成网络群体时, 情感和思想均容易被群体力量引导。 网络群体极化发生时的极端情绪和极端观念容易覆盖大学生原有情绪认知, 导致大学生群体网络骂战、网络欺凌乃至网络暴力现象。

(一)极端群体观念影响大学生价值认同

一些大学生在网络社会因相同的爱好取向,一致的身份角色和相似的价值观念聚集形成群体,并容易受到群内成员的影响。 当某一社会议题发酵时,有的大学生因自身认知限制无法准确地做出价值判断, 而群内成员一旦对社会议题产生偏激想法,就容易激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发生时,偏激想法在群内成员“商议”下发展为极端观念,并在大多数人的反馈支持下发展为群体价值观。 一些大学生处在极化的网络群体中,接受群内成员对群体价值观的发散“洗脑”,逐渐遗忘自身曾经接受的主流价值观教育,转而接受并遵守群体价值观。 此外,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关注某一社会议题的网络群体会产生交集。 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网络群体因此在网络空间敌对交锋,而有的大学生在群体交锋中进一步巩固已经接受的群体价值观, 甚至进一步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取向,将主流价值观抛诸脑后。 由此可知,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容易消解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5]

(二)极端“道德标准”催化大学生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审判和道德约束行为,自行定位为道德的制高点,审判他人思想行为,从而对他人进行强制干涉的现象。 区别于现实暴力的肢体接触,网络暴力更多地表现为网络言论的异化。 施暴者通过舆论引导借助媒介对受害者进行言语攻击,损害其身心健康及基本权益,对受害者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网络群体极化的负面表征之一就是网络暴力。 勒庞在著作《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的情绪是极端情绪化的,他们易于被最为矛盾的情感所激发”。[6]当社会事件发生时,人们往往裹挟个人情绪进行评判并进一步扩散,从而引发大范围的群体情绪失控。 在网络媒介平台和某些心存恶意的网络领袖推波助澜下,社会网络舆论逐渐失控, 受害者被迫受到道德审判和言语攻击,最终形成大范围的网络暴力。

大学生作为新世纪的“数字一代”,长期接触网络,对网络事件的参与敏感度高,其中部分人参与并促进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群体意识影响下,极端情绪激发极端观点,并自行生成一套貌似合理实则偏激的“道德标准”。 大学生同极化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自引为“正义”,以极端化的道德标准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并施行网络言语霸权,甚至参与人肉搜索,将网络暴力延伸到现实世界,对受害者造成身心伤害,影响网络社会环境。

(三)封闭群体圈层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

网络群体极化不仅会影响大学生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 还会阻碍大学生认知能力的形成发展。大学生在网络社会进行交互时,会在网络平台分区化、标签化的运作下,以兴趣爱好、价值立场等为基点形成社交网络圈层。 健康的网络圈层会促进大学生与社会的交互联合,促进大学生创新思维、提升能力。 但实际上,流量为主的网络平台会促使封闭圈层生成。 网络群体极化的现实样态之一是形成封闭的网络圈层。 封闭的网络圈层壁垒界限分明,为了维护内部结构的稳定,会本能排斥外部圈层文化和思想观点。 一些大学生能力未发展成熟,思维认知还在发展阶段,而封闭的群体圈层会阻隔其与外在其他圈层的联系,造成大学生思维片面,认知固化。 因某种特质形成的网络群体存在一定的同质性,缺乏多元信息的比对和多样观点的交流。[7]一些大学生原有认知和观点被不断强化,甚至会影响现实认知,导致其与现实脱节。 此外,封闭圈层的排他性还会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封闭网络圈层内部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不同圈层文化思想各不相同,形成开放互通的网络交往格局。 但封闭圈层将一些大学生网络交往固定在特定的社交环境中, 并排斥不同圈层之间的思想交流,形成了群体并存但又彼此割裂的“网络巴尔干化”现象。 一些大学生在“网络巴尔干化”中逐渐形成“排他性”的交往方式,甚至在现实交往中也采取相同的人际交往准则。 当他们在现实中以一种排斥异己想法的方式进行社交时, 人际交往就会举步维艰。

三、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应对策略

大学生是网络参与的主力军,而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不仅不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也不利于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 因此,基于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原因及负面影响, 从推动技术革新、多元主体监督和思政教育引导三方面提出约束路径,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推动数字技术革新,破解信息茧房

网络异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异化,因此克服网络异化要围绕“人”这个主体,要强化从“工具”出发的技术理性服务于从“人”出发的价值理性[8],推进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协调统一。 首先,着眼于网络技术本身,加快推进技术革新。 提升网络技术对价值观念的匹配识别,通过设定特定关键词来减少影响国家网络意识安全的信息被进一步选中分发,并通过机器学习等方法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对非主流意识信息的识别。 此外,应管制算法推送的使用范围,在具有明显不良价值导向的特定网络场域避免或禁止使用算法, 减少不良网络信息的分发扩散。其次,针对“流量至上”的技术逻辑,将主流价值融入算法逻辑中形成算法价值观。 利用“流量”这一互联网技术产物,通过合理包装,适度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扩散。 以流量为主要动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群体的引领教育,矫正不良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影响, 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氛围。最后,针对大学生“信息茧房”现象,要精进算法技术突破信息壁垒,处理好大学生成长需求与个人偏好的关系。 通过大学生上网踪迹形成兴趣模型,从技术角度分析大学生群体是否存在信息偏食。 采用逆向设计思维,加入异质网络信息的比重,增加大学生“可能不喜欢”、“稍微感兴趣”和“应关注但未关注”的信息占比,加强学生关注主流思想信息的兴趣引导。[9]通过算法分发破除大学生“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网络异化现象。

(二)多元主体共同监督,净化网络空间

约束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需要政府、 媒体、高校共同监督,多元参与网络空间治理。 一是政府要加大网络监管力度。 网络信息真假混杂、媒体素质参差不齐均会导致网络群体极化发生。 因此,政府要严格把控虚假不良信息的产出和传播,强化媒体及相关主体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信息审核制度和惩罚机制。 针对因传播虚假信息而造成大范围负面影响的媒体及网络用户,要进行追责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此外,对媒体产出内容进行监督审核。政府部门要引导媒体产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信息,加强对不良信息、虚假信息管制,对产出高质量言论作品的媒体进行奖励, 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 二是媒体要树立“把关人”意识,自觉进行网络监督。 媒体要加大把关力度,充分发挥信息把关、价值引领的社会责任。 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发挥信息优先权和话语权优势,进行价值引领。 在社会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应及时发布官方权威消息,并进行专业全面报道。 既避免网络谣言的产生,又满足大学生对真实信息的需求。 此外,主流媒体应客观公正对社会事件发表正面回应, 匡正负面网络观点,引导大学生群体正向思考,从而减少偏激观点和非理性情绪的产生。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应加强自我监督,严格把关信息产出。 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要自觉提高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坚守职业准则和伦理底线。 应遵循职业素养,把关信息产出,避免发布存在媒体偏见的信息。 要观点鲜明针砭时弊地引导舆论走向。 以主流价值形态为指引,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问题。 三是高校做好校园网络监管工作。 网络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接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 一方面,高校应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来净化校园网络环境, 塑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减少不满情绪和偏激想法的产生。 另一方面,高校要把握好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和舆论走向,针对网络舆情发生时频繁出现的敏感词设置词汇库,有效监测学生与敏感词的重合频率。 社会舆情发生时高校要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引导学生主动分析舆情走向特征并形成正确的舆情认知。

(三)加强思政教育引导,规范网络行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要针对大学生网络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引导。 首先,要强化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认知教育。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进程中出现的价值取向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生,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引导,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学生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 其次,要加强大学生群体的网络素养教育。 大学生网络素养水平不足是网络群体极化发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就大学生网络能力、网络责任意识和网络道德等方面进行网络素养教育。 一方面,教育者可以利用线下课堂和舆论引导的形式进行教育。 要利用舆论热潮, 以辩证思维对舆论事件进行解读分析,提供多元异质信息。 以舆论引发学生主动思考,培养学生信息甄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聚焦大学生网络责任感缺失问题并进行引导,培养大学生主体责任意识,结合大学生实际发展状态和认知水平,开展网络责任教育课程, 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网络责任与网络担当。 树立大学生网络主体意识,缓解责任分散现象和“沉默的螺旋”效应。 此外,还需强化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道德底线是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不可僭越的基本红线。 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在“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融入网络行为解读和网络道德阐析,通过理论精讲和行为解读培育大学生网络道德与法律意识,明晰网络道德底线,使大学生自觉规范网络行为。

最后,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群体极化发生原因, 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教育引领作用。 意见领袖可能是不良观点的提出,也可以是正向教育的引领者。 因此,一方面要挖掘大学生群体中的网络积极分子,培育其成为意见领袖。 他们更贴近大学生网络学习生活,能更好地进行大学生意识形态引导和网络行为约束。 另一方面,要联合处于社交核心地位的专业意见领袖进行教育,要督促意见领袖在主流意识引导下输出自身观点,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有价值的舆情信息分析,对大学生过激或非理性言论进行积极疏导,以自身影响力引导大学生言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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