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向武，张 睿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的“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到列宁对党报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闻事业的独特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充满活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群众性”成为一种方法与思想，催生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话语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语境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结下的果实。关于这一理论的研究处于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笔者希望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遵循“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理论的内在逻辑，尝试对相关史料进行进一步发掘。同时，通过具体的史实，加深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内涵的理解，并阐释其对当下所带来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全党办报”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1]。“全党办报”作为专有名词，在其提出的历史语境中，主要包含着“全”和“办”两层含义。“全”是指办报的范围，即把党报充分握在党的手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需要全党同志参与进来，以达到理想的办报效果和成绩；“办”指的是办报的方法，用尽可能丰富的办报方式，以实现更大的办报规模和影响。

关于“群众办报”，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其没有具体出处，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根据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精神概括出来的。[2]具体来说，即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所表述的：“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3]这一内容强调了人民群众也应参与到党的新闻事业中来，也就说明了“群众办报”和“全党办报”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此两者间的关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正确的办报路线应当是“将群众办报和专家办报相结合”形成的完整的方针策略。[4]

通过对“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内涵的分析，两者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性质出发，“党性”和“群众性”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办报时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挥群众力量是辩证统一的。党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反映群众的生活。二是在深入群众的同时，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将“党性”和“群众性”相结合，才能更好地避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路线。从产生过程出发，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共产党办报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体的产生目的是为了解决党报“党性”和“群众性”不足的问题。只有具备“党性”才能更好地代表以群众为历史主体力量的前进方向，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具备“群众性”才能更好地巩固党的领导，提高其政治合法性，进而加强党对一切事务的领导力量。因产生目的的规制，“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思想的产生时间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或相近的历史阶段。

“全党办报”这一理念早在1921年“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宣传部分)中就有所体现，“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5]。这一话语文本后经发展，具体出现的时间也较为清晰，是在延安时期。那么“群众办报”话语文本在延安时期已经产生是否也是可能的？在这一时期，是否还有其他史料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话语进行阐释的可能？

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文本的出现时间

(一)关于“全党办报”文本的出现时间

如前文所述，目前学界关于“全党办报”话语文本出处的认定是清晰明确的，皆认为其是在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首次出现。这篇文章对《解放日报》的历史、特点，尤其是对改版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全党办报”文本在文中也是以一种总结性的“语气”进行表述的，因而易使人认为这篇文章就是“全党办报”文本的出处。然而，在以整风运动为大背景下开展、且是整风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应是已经具备了明确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措施。《解放日报》改版的第一阶段，通过倾听群众意见、变更报道主体、改变文风等措施，主要解决了报纸缺乏群众性的问题。改版的第二阶段则着重解决“尚未做到完全成为中央的机关报”这一问题，加强其党性。[6]如何来加强党性？其思想方针就是“党报必须全党来办”。这就充分说明，当时《解放日报》是在明确的思想方针和具体的措施下进行改版工作的。

在史料发现的过程中，1944年2月3日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明确使用了“全党办报”这一说法。文中提到：“党给予党报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实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的‘全党办报’的方针。”[7]“全党办报”这一内容出现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宣传工作指示中，说明当时在很大范围内已将其作为明确用语进行使用。结合具体的出现时间，也更加肯定了“全党办报”这一提法，是在对《解放日报》改版工作进行总结前出现的。

在《本报创刊一千期》一文发表之前，1943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已有《贯彻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的方针》(1943年8月8日第4版)与《贯彻全党办报方针 志丹整顿通讯工作 积极培养工农通讯员》(1943年10月1日第2版)两篇文章提到这一说法，为目前“全党办报”文本的最早出处。《贯彻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的方针》这篇报道刊登在《解放日报》“新闻通讯”栏目上，该栏目主要涉及办刊宗旨、新闻理论与业务、通讯员工作等内容。文章作者裴孟飞时任《解放日报》社编委兼采访通讯部部长。文章开篇提到：“‘党报必须全党来办’与‘培养工农通讯员’的思想，在本报去年四月改版以来，便明确地提出……”[8]紧接着又指出，在1942年9月9日西北局发表《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后，这一思想逐渐在实际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1943年3月西北局对各地党委再次下发《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后，“全党办报”工作有了更大的进步。有关“全党办报”文本的另一篇报道《贯彻全党办报方针 志丹整顿通讯工作 积极培养工农通讯员》中也提到：“自西北局‘九一’决定发布后，全党办报，加强通讯工作，成为各级党的经常重要工作之一。”[9]这也就再次说明，“全党办报”这一提法在《解放日报》改版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时已有明确表述，而非在对改版工作进行总结的社论中才首次得到提出。“全党办报”文本的出现时间，由此而得到更新。

以上材料说明，目前发现的“全党办报”文本最早出现在1943年，但这一思想应是在1942年就明确得到提出。结合新史料的内容，也就展示出“全党办报”思想内涵在该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首先这一思想是在《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开始后，就得到提出；然后，在改版工作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面对解决党报党性不足问题时这一思想逐渐产生作用；最后，通过实际工作不断总结经验，进而提高思想理论效用。这一发展历程具体来说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通讯员工作成绩的取得，正是“这些同志首先从思想上了解了‘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同志写稿’的号召”[8](4)所体现的：从思想到实际、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党报思想方针和具体措施相结合、问题意识导向和现实目标结果相适应，不断总结经验、进而将经验再次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的过程。

(二)作为实践形式的“群众办报”文本

虽然目前关于“群众办报”思想的文本出处尚不清晰，但作为“群众路线”在党的新闻事业中的体现——“群众办报”实践，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经在可观的范围内开展，尤其是以墙报、读报组等深入群众的新闻传播活动为代表。及至延安时期，此类群众参与新闻实践的活动规模与效果更加显著。现有史料虽无法证实“群众办报”思想在当时有无具体出处或表述，但“群众办报”实践在延安时期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是毋庸置疑的。

在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文教大会上，大家对1942年整风运动和1943年大生产运动以来的文教工作(卫生、教育、艺术、报纸四项内容)进行了讨论、研究和总结。有关报纸工作的讨论是为了加强报纸与群众间的联系，“也就是动员全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参加报纸事业的问题”[10]。这其中也就包括总结当时“群众办报”工作所取得的突出成绩。1944年11月15日，时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在对报纸工作的总结中指出：“边区的各种报纸都是代表群众又为着群众的。”[10](2)当时全边区已经有六百多块大众黑板报，一万多人参加读报组，工农通讯员队伍也达到了一千一百多人。尤其是不识字的群众更可以通过纸条条或者“捎话”通讯的方式，在黑板报上发表言论。这种老百姓“大家看，大家办”的形式，让以往边区广大农村群众只是在法律上享有的“出版自由”权利有了实际意义。这可以看作是当时对“群众办报”成绩的有效总结，从中也体现出作为实践方式的“群众办报”，是具体可感知的显著存在。

1944年12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作了题为《文教工作的方向》的发言。发言对报纸工作进一步总结时指出，边区当时已有六百多块大众黑板报，“是现有条件下几经摸索到的群众办报的最好形式”[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群众办报”一词并未加当时表示引用的符号“「」”。文中也并未有“群众办报”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而存在的内容。结合李卓然在文教大会上对报纸工作总结中提出的观点，这里的“群众办报”实际指的是大众黑板报等群众参与新闻实践活动的方式，即一种“群众办报”思想的具体实践。这种作为具体实践的办报形式，实际上是当时实现“依靠群众办报”“为群众办报”“让群众办报”思想的有效举措。虽然目前就“群众办报”的文本发现只是出于实践层面上的内容，但其所产生的历史实际效用是不可否认的。

“‘群众办报’倡导的是新闻传播主体、内容与服务对象的底层性、基层性，全民性”[12]。延安时期读报组和黑板报这种新闻实践方式让那些既不会读、也不能写的人，同样接触到了政治话语，成为政治话语的共同构建者，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并非上层专业媒体的独唱，而是政治文化精英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大合唱。宏大的革命政治精英叙事和落后的乡村民众间看似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群众办报”以一种独创性的实际效用，化解了这一矛盾性存在，在新闻传播话语中将人民群众融入到伟大革命的叙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尊重陕甘宁边区传播生态的基础上，创立的属于自己的新闻传播大众化思想和实践。[13]当时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进一步来说，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念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耦合陕甘宁边区独特的传播环境所产生的“群众办报”经验，且作为思想理论层面的“群众办报”文本在这一时期仍是具有出现的可能。

(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文本出处的可能

1.史料的更新和疑惑

从目前发掘的史料来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话语文本一开始是分别单独出现的，且更多是和具体实践相联系或以实践话语的形式出现。这也就展示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进行总结发展的早期过程样貌。但正如前文所言，“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思想从根本性质、产生目的以及产生时间出发，此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也只有“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有机相加才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党报理论的真正意义所在。与此同时，从其历史语境及实践发展上看，此二者产生的目的及过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结合中发生的。因此，可以推断作为“群众办报”思想的文本，经过实践的发展并进行总结后，也有明确的出处和时间，且更大可能上是和“全党办报”并列同时出现在延安时期。

朱清河和王青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历史缘起与建构动力》一文中，涉及的具体史料证实了这一推断。文章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文本建构划分为孕育、产生和共识阶段。在该话语体系的产生阶段(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至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以前)，“群众办报”首次以一个专有名词的形式，出现在194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学习博古同志》中。据其考证，这是“群众办报”首次与“全党办报”以并列的形式出现。[14]《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中提到：“几年以来，博古同志日益熟练地把毛主席的思想具体运用在实际工作中，例如报纸与群众结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职业记者、基干通讯员和广大通讯员结合的思想……”[15]这就肯定了延安时期(1935年至1948年)“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的产生。而从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开始，之后的时期则是这一文本共识的进一步总结和发展阶段。

《学习博古同志》一文署名张越霞，博古的妻子以此名在1946年记者节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博古，是无可指摘的。但将该文章作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的首次出现，其权威程度与可能性却是有待商榷的事情。该文章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结束后标明：“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第二部分结束后标明：“张越霞：悼博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表述出现在第一部分中，也就是说这一表述实则是出于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悼念博古的文章之中，而非在张越霞纪念博古的文章里。

2.更早的出处

1946年4月8日，博古因搭乘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而遇难，同年记者节，《人民日报》刊登了纪念博古同志的这篇文章。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实则有更早的出处，应在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悼念博古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否会出现在更加具有时间和地理接近性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笔者从“四八烈士”遇难后《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查起，194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出版“追悼‘四八’被难烈士特刊”，以6个版面、近40篇报道对“四八烈士”进行缅怀。在第五版有关悼念博古同志的文章中，发现两篇与《学习博古同志》一文相关的文章，分别是署名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的《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 博古同志》和署名张越霞的《悼博古》。将这两篇文章与《学习博古同志》一文进行对比，发现1946年9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学习博古同志》，是以张越霞的署名，将《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 博古同志》一文中第三段(“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文本所在段落)和《悼博古》一文中第三部分后两段的内容结合起来形成的。《学习博古同志》中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表述实则是出现在四个多月前《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无论是从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的身份上来看(1946年4月30日至5月初，《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改组后，余光生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艾思奇为副总编辑兼报纸编辑室主任，陈克寒为副总编辑)；还是从文章的内容溯源上来说，都使得《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 博古同志》一文作为该内容更早的出处，相较于《学习博古同志》一文更加可信和具有说服力。

《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 博古同志》这篇文章从博古同志对党的新闻事业所作的贡献出发，“由于博古同志的精心擘画和领导有方，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系统和统一的战斗机构”[16]。这个机构由神经中枢——《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总社，躯干网络——各解放区的报纸和通讯社、地方报纸、部队报纸，基层支柱——墙报、黑板报组成。这充分说明了博古同志在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过程中产生的具体成绩。文章然后论及博古同志在开展党的新闻事业工作中体现的值得大家学习的优点，最后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虽然这篇文章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文本的最早出处，但文章是在缅怀博古同志，提及其工作中的优点——“把毛主席的思想具体的运用在工作中”时提到这一文本内容的。从文章的背景和上下文语境来看，尚不能将其作为这一党报思想理论的出处。但这些史料相较于之前所发现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和准确，且再次肯定了这一思想的产生时期。以上发现还证明了这一思想理论在当时不但明确提出，且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使用，但具体的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作肯定。

图1 《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第5版

三、提出、执行与实践：“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史料的逻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就已逐渐显露。从潘郁文《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提出要发挥全党同志和群众的力量扩大党报影响、提高党报作用，到李立三《党报》一文中“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17]，再到《红色中华》办报实践中对党性原则的坚守、群众路线的贯彻，都显示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论话语的早期形态。直到延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明确，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更加成熟完善。在党的新闻事业领域，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明确的党报理论和模式也就成为可能。

(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提出

这一党报理论的提出，离不开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的改版。整风运动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提出的思想背景，《解放日报》的改版则是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模式的直接推动因素。整风运动中的“三风”问题在当时党的新闻事业中体现为：在主观主义影响下没有实际调查，以主观想象而不是具体事实为依据进行报道；党八股影响下的文风问题；宗派主义影响下的“同人办报”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初，毛泽东同志为《解放日报》改版确定了两条基本点：增强党性与联系群众。[18]1942年4月1日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是改版的纲领，在社论当中提出了党报必备的四个品质：贯彻坚强的党性，密切联系群众，洋溢着战斗性和增强组织性。《解放日报》改版期间，通过总结办报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19]通过以上内容，我们也就明确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提出目的、过程及时期。

(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执行

就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表述，是在描述博古同志将毛主席的新闻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次和博古同志所开展的具体新闻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如博古对党报“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动员全党办好党报”“发动党员和基层群众为党报写稿”的坚决执行，[6](40-43)使得这一党报理论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博古同志在开展新闻工作时发生的个人转变。其在《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总结与自我批评了以往的错误做法，如《解放日报》办报初期每天坚持刊发一篇社论等行为。博古作为当时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负责人，这种个人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当时党的新闻事业发生的变化。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报的办报模式是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和应然的状态，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此需要对其现有的路线进行纠偏。在纠偏的过程中，博古是一个将“实然”转变为应然的旗手。因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论话语在延安时期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博古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对这一党报理论的实际运用和执行总结。

(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实践方式

从前文所涉及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党办报”,还是“群众办报”，其早期内容都是先与具体的实践层面相联系的，也正是这些具体实践支撑着这一党报理论思想的不断总结发展。具体体现在“全党办报”和工农通讯员工作的联系，“群众办报”和大众黑板报等群众非专业新闻出版活动的联系。也就是说，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和实践层面来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思想，施行主体是知识精英；“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实践，施行主体不是“清凉山人办报”，而是“多数人”、是普通群众办报。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自身来看：“全党办报”代表的是党政知识精英话语，“群众办报”代表的是群众话语。但“全党办报”内含着“群众办报”，“群众办报”支持着“全党办报”。这一党报理论统摄起“知识精英—普通群众”的模式，回答了“党报为什么人办、党报由什么人办以及怎么办”的问题。这种区别与联系体现的是一种在问题导向意识下，中共党报理论的形成遵循着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路径模式，其中蕴含着认识论与方法论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关系。

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剖析以上史料，我们看到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开始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分别结合相应实践呈现出来的初始状态，经过提出、执行与具体实践层面的有效互构进而总结成为一种党报模式。这使得我们对于“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间的辩证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无论是从提出目的、时间还是联系具体的实践层面来看，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间的界限并非特别清晰，统领二者的一条根本思路在于：以“多数”的智慧纠偏少数“同人”的“独立性”。这个“多数”是更了解“情况”的党员，是延伸到更广范围的工农通讯员，也是在基层的广大群众，这种做法自然使党报和党、和群众产生了更多的联系。这样的一种界限状态，也就更加丰富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四、余论：历史活力与当下思考

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形态，到延安时期的形成，再到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史料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的折射。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理论的形成，在实践价值上，成为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原则；在理论价值上，既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事业中的贯彻实施，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理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与此同时，这一理论也进一步肯定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延安范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践行，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革命斗争和新闻工作实践，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事业党性立场、导向作用、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等问题的独特理解”[20]。正如陆定一在给周文咨询办报经验的回信中所说：在解放区报社工作的三年，总结起来就是“全党办报”、“农村办报”两句话。[21]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既不是理论的堆陈，更不是已有模式的套用，而是在具体新闻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发现历史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释放历史的活力，都是为了进一步思考历史对当下带来的理论启示。从历史事实来看，“党性”与从“群众性”概念而来的“人民性”，自始至终都是辩证统一的。[22]像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这样的逻辑怪谈是毫无意义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加强党的领导是党的新闻事业始终充满活力的首要保证。在媒介格局变革、国际传播形势严峻的今天，更要强化新闻传播事业中的“党性”原则。从历史活力来看，群众参与新闻实践、参与社会治理的群众新闻路线，对于当下开展新闻传播活动具有重要启发。[23]尤其是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社交媒体迅猛崛起的新传播形态下，强化受众本位意识、破除“精英”与“群众”间隔阂，借“势”以多数的“群”和基层性的“众”为力量来破解传播困局，不失为一种重唤优良传统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