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明 武丽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为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要求的变化，高考考试科目改革成为高考改革最为频繁和影响最大的改革项目，因其基本框架决定了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是高考制度改革者对高考科目改革历史反思和问题求解的必然结果，也是高考制度改革者对人才选拔培养规律认识持续深化的必然结果。

恢复高考后，高考考试科目改革可以分为“大文大理设科”“会考+高考设科”“‘3+X’设科”“不分文理科”四个阶段。

一、大文大理设科阶段

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关于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的要求为：“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的考试类别分文科和理科两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大文大理设科由此形成，并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考试科目设置的基础。1978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说明：“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分文理两科考试。文科(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科(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1979年规定:“为了逐步提高大学生的外语水平，并推动中小学的外语教学，今后应逐步做到外语成绩计入总分。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经研究，今年凡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成绩先按10%计入总分，今后逐年提高计分比例。报考一般院校的，录取时只作参考分。”1982年规定:“外语成绩，本科按70%计入总分，从1983年起，100%计入总分。报考专科学校考生的外语成绩是否计入总分，由各省、市、自治区确定。1982年生物满分为50分。”

在这一阶段的高考改革中，高考考试科目设置逐渐增加与完善，体现了人才培养体系全面发展的要求。外语科目考试从无到有，计分权重由低到高，这既是科学选才的要求，也是为了满足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二、会考+高考设科阶段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与推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学生负担过重、高中毕业生知识结构不完备等情况，不仅影响了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还引发了学生偏科严重、学业负担加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和高中教学学科评价制度的改革。1983年，教育部提出试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以此评价中学的教学质量，同时也以此作为衡量高中生能否毕业的参照标准。1990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指出“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落实高中教学计划，加强教学管理，克服文理偏科现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并决定从1990年起有计划地在全国逐步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在全国率先试行高中会考基础上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1987年，上海在完成高中毕业会考试行的基础上，开始实行“3+1”方案，也称“上海方案”，即“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科，为必考科目；“1”是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六个科目中的任何一门，为选考科目。1990年，在总结上海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经验的基础上，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改革高考科目设置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就高考考试科目设置提出了四组方案：第一组为政治、语文、历史、外语；第二组为数学、语文、物理、外语；第三组为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为数学、语文、地理、外语。由于此方案在湖南、云南、海南三地开展试点探索，因此又被称为“三南方案”。

虽然有美好的期望，但从“上海方案”和“三南方案”的实施结果来看，纠正偏科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92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设置意见》，提出将高考科目分为文科和理科两类，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科为必考科目，文科加考政治与历史，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该方案又被称为“3+2”方案。相比较而言，“3+2”方案更好地兼顾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三、“3+X”设科阶段

为了积极适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能力型、综合型”人才，199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推行“3+X”的科目设置方案。在该方案中，“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科目，“X”为综合科目，是指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学生根据相关要求自行选择的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综合科目考查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学所学知识的能力，目的是防止中学生过早分科、偏科，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这次改革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科目设置变化最大的一次改革，至此，统一的、有固定组合的科目设置模式不再是全国统一的硬性考试要求。相比较以往的方案，“3+X”方案在自主性、开放性、选择性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3+X”科目改革的实施，在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但是，高考改革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为减轻学业负担，高考设法减少考试科目；另一方面，为不让学生严重偏科，高考又增加了涉及更多学科内容的综合能力测试。

四、不分文理科的新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的“文理分科”弊端日趋明显，它既造成了学生人文精神缺失或者科学素养缺乏，又有悖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趋势，而且还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及个性特长的发挥，有悖于基础教育的目标要义。

2013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不分文理科正式迈出了历史性步伐，作为一项制度化的改革议题被写入中央文件。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改革考试科目设置，不分文理科”。在此轮高考改革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从固定的文理分科，到可以自主选择考试科目，高中开展选课走班等，都给予了学生一定的自主性。

同年，作为改革试点省市的浙江和上海公布《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调整统一高考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浙江考试科目分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科目为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上海考试科目为必考科目和等级考科目，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和外语，等级考科目为考生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从浙江和上海改革试点的情况看，不分文理科考试实施顺利，自由交叉选择比例很高，第一批改革省市初战告捷。

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公布了《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标志着这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第二批试点省市开始实施改革，高考考试科目分为必考科目和等级考科目，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等级考科目为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中，由考生自主选择3个科目参加考试，这就是大家俗称的“3+3”模式。

2018年，第三批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个省市开始实施改革，高考考试科目为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选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考生须从历史、物理2门首选科目中选择1门，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再选科目中选择2门参加考试，大家俗称的“3+1+2”模式。

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剩余的15个省，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开始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实行“3+1+2”模式。至此，国家分5批29个省份进行高考综合改革，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的期许中，由东部向中西部稳妥推进，基本形成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中国特色招生考试模式，健全了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更加完善。

此次改革历时之长、步骤之谨慎，足见其重要。高考综合改革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特别是高考科目改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是受到考生、家长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必须切合实际。首先，它体现了时代的实际。此次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德树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其次，它体现了区域实际。此次改革尊重区域间的差异性，各区域之间并非统一模式，而是根据自身实际进行模式选择，可以为“3+3”，也可为“3+1+2”。再次，它体现了高校实际。高校人才培养是以专业为培养单元，专业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差异。而此次改革在强调“3”不变的同时，在“X”上给了高校自由度。高校可根据专业培养方向和专业特色，有针对性地选拔考生，从而为培养优秀人才打下一定的基础，更能彰显专业特色和学校特色。最后，它体现了考生实际。改革给了考生在科目选择上最大的自由度，充分尊重考生的个体差异性，进一步体现考生的科目兴趣，使兴趣成为其学习动力，由此更加热爱学习，让学习成为终身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