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琼芳 韦艳丹 欧阳明昆

(1 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宁 530006)(2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南宁 530008)

1 引言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整体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情感性评价，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相对独立的成分构成(Diener &Ryan,2009)。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人际关系更和谐(Diener &Biswas-Diener,2011)，工作学习的成就也更高(Lyubomirsky et al.,2005)。当前，国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以大学生(贺青霞等,2021)和老年人(许学华等,2021)等群体为主，鲜有研究关注农村寄宿制初中生。

2018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显示，2018年我国初中寄宿生共2074万人，占初中在校生人数的46.7%(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19)。初中阶段是个体青春期开始的时期，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Soto et al.,2011)。寄宿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表明,寄宿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非寄宿生,寄宿生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易感人群(张丽锦等,2009)。例如，研究发现，寄宿生相比非寄宿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情感困扰等问题(Mander et al.,2015)。研究还发现，寄宿制学生的同伴关系质量、人际交往水平较低，普遍存在缺乏情感依托、亲子关系淡化等问题(周金燕,徐妮娜,2021)。

1.1 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他人或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助，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根据资源守恒理论(Hobfoll,2001)，社会支持不仅能够提供个体在物质方面的支持，弥补个体在应对各种压力过程中失去的资源，而且还能够增强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和目的感(Taylor &Turner,2001),形成更积极的自我评价(Wethington &Kessler,1986)，使个体产生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此外，根据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社会支持能够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Itzick et al.,2018)，降低个体的消极情感(比如，抑郁)(Rueger et al.,2016)。除了来自理论方面的支持证据，元分析发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中等强度正相关(r=0.36)(宋佳萌,范会勇,2013)。虽然当前还鲜有研究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究，但是根据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研究一假设：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H1a)。

1.2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尽管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儿童(徐晓攀,牛宗岭,2019)、大学生(孔风等,2012)和老年人群体(姚若松等,2018)，但其结论对推广到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目前很少有研究以寄宿制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对孤独感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直接验证。考虑到社会支持对孤独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研究一假设：孤独感在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H1b)。

1.3 团体心理辅导对孤独感的干预

团体心理辅导是一种心理咨询技术，它以团体动力学为原理，通过团体人际作用，促使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进行体验、觉察，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学习新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贾晓波,陈世平,2002)。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降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发生，提高主观幸福感(李永慧,2019)。以缓解孤独感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的研究发现，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激活个体的心理社会资源，降低孤独感(陶灵芝等,2014;Savikko et al.,2010)。研究还发现，以缓解孤独感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在降低孤独感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杭荣华等,2011;李永慧,2019;Saito et al.,2012)。当前，对孤独感进行干预的团体心理辅导对象主要是小学生、大学生和老年人等群体，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研究还不深入。以缓解孤独感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能否缓解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有待研究。基于此，研究二探究团体心理辅导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干预效果，并假设：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显著降低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提高其主观幸福感(H2)。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探讨孤独感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研究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考察团体心理辅导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孤独感的干预效果，以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降低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提高主观幸福感提供实践参考(研究二)。

2 研究一：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2.1 方法

2.1.1 被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两所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990份，剔除无效问卷87份，剩余有效问卷903份(问卷有效率91.21%)。其中，男生465名(51.50%)，女生438名(48.50%)。初一、初二和初三的学生人数分别315人(34.88%)、327人(36.21%)、261人(28.90%)。

2.1.2 工具

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采用叶悦妹等编制的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共17个条目(戴晓阳等,2014)。问卷采用5点计分(1=不符合,5=符合)，量表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χ2/df=4.37,RMSEA=0.06,NFI=0.92,CFI=0.93,IFI=0.93)。

孤独感量表。采用李克玉(2014)修订的孤独感量表(Russel &Cutrona,1988)。量表由他人拒绝、孤独感受和他人接纳三个维度组成，共18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5点计分(1=不符合,5=符合)，量表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孤独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4.33,RMSEA=0.06,NFI=0.88,CFI=0.90,IFI=0.90)。

主观幸福感量表。采用张兴贵(2003)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包含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两个分量表。其中，快乐感量表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组成，共14个条目；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六个维度，共37个条目。量表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量表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4.36,RMSEA=0.06,NFI=0.82,CFI=0.82,IFI=0.85)。

2.2 结果

2.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向被试强调匿名性和保密原则，同时部分条目采取反向计分。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方差变异为20.68%，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的影响较小。

2.2.2 社会支持、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对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相关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r=-0.47,p<0.001)，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r=0.63,p<0.001)；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r=-0.62,p<0.001)。

2.2.3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2012)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模型4)对孤独感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量，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孤独感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其获得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β=0.67,t=24.50,p<0.001；把孤独感作为中介变量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系数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依然显著,β=0.48,t=17.41，p<0.001；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4,t=-15.63,p<0.001，孤独感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3,t=-14.58,p<0.001。上述结果说明，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1)。

表1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5000次重复抽样的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示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0.48)和中介效应值(0.19)分别占总效应值(0.67)的71.64%、28.36%(见表2)。

表2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

研究一结果表明，寄宿制初中生的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可以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验证了H1a和H1b。

2.3 小结

研究一发现，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该结果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宋佳萌,范会勇,2013;Itzick et al.,2018)，表明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高低与社会支持程度密切相关。重要的是，研究一还发现，孤独感在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表明，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不仅与主观幸福感存在直接联系，还通过孤独感的间接作用与主观幸福感存在间接联系。该结果验证并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家庭贫困儿童(徐晓攀,牛宗岭,2019)、大学生(孔风等,2012)和老年人(姚若松等,2018)等群体的研究发现。

团体心理辅导是一种团体心理咨询技术，被证明能够有效缓解小学生(陶灵芝等,2014)和老年人的孤独感(Savikko et al.,2010)，同时提高大学生(李永慧,2019)和老年人(杭荣华等,2011;Saito et al.,2012)的主观幸福感。然而，国内关于团体心理辅导是否能够缓解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孤独感的研究还很少，为此，研究二旨在通过对部分高孤独感初中生进行团体心理辅导，探讨团体心理辅导对缓解初中生孤独感，以及增强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干预效果。

3 研究二：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孤独感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

3.1 方法

3.1.1 被试

汪向东等(1999)根据个体在孤独感量表上的得分，将孤独感分为四个水平：总分≤29分为低孤独水平，30～39分为一般孤独水平，40～47分为高孤独水平，总分≥48分为严重孤独水平。研究二从研究一中选择孤独感得分大于或等于40的高孤独感学生，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到研究二的学生共24人，他们的平均年龄13.5岁，标准差为1.3。随机将他们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每组12人。两组被试的男女性别比相同，均为1∶1。

3.1.2 工具

研究二包含前、后测两部分，各部分使用的孤独感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与研究一相同。

3.1.3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与设计

本研究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主要根据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与技术，并以人际沟通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等为理论基础(见表3)。方案在初步制定时参考与孤独感相关度比较高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李永慧,2018;钟歆等,2019)，在此基础上，根据团体心理辅导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实验的主试拥有三年团体心理辅导经验，方案实施前接受严格的团体心理辅导培训，保证团体心理辅导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表3 实验组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实验对象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接受降低孤独感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共八次，每周一次，每次约一个半小时。对照组不接受团体心理辅导，也不接受任何其他干预。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前测的孤独感得分(t(22)=0.23,p=0.822)和主观幸福感(t(22)=0.04,p=0.968)得分差异均不显著(见表4)。

3.2 结果

3.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实验组的孤独感总分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在前、后测变化较大，而控制组的孤独感总分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在前、后测变化不明显。

表4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后测得分的描述性统计(M±SD)

3.2.2 孤独感的推断性统计结果

3.2.3 主观幸福感的推断性统计结果

3.3 小结

研究二的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孤独感后测得分显著低于前测，而主观幸福感的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与实验组不同的是，控制组的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前、后测得分差异均不显著。结果表明，基于孤独感的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有效缓解实验组初中生的孤独感，显著提高实验组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验证了H2。

4 讨论

4.1 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正向预测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该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和资源守恒理论(Hobfoll,2001;Itzick et al.,2018)。根据这两个理论模型，我们推测，来自家长、教师和同伴的社会支持一方面有助于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使个体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和较少的消极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农村寄宿制初中生有效应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能力，弥补应对各种现实压力时出现的心理资源损耗。该结果与国内基于大学生、工人等群体的元分析结果一致(宋佳萌,范会勇,2013)，表明社会支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具有较强的跨群体普遍性。

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r=0.63)比元分析的结果(r=0.36)(宋佳萌,范会勇,2013)和张雯(2004)针对初中生的调查结果(r=0.452)更大，这可能意味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受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更大。在青少年发展早期，来自父母和家人的情感支持和亲子依恋关系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等发展依然起主导作用(李勉等,2017)。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初中生获得的来自家人的情感支持相对较少，再加上教师工作任务繁重，无暇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照顾，从而使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压力，导致其对社会支持较为敏感。然而，由于本研究不涉及农村非寄宿制初中生，因此寄宿能否调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还发现，孤独感在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孤独感的作用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该结果支持了心理弹性理论(Richardson,2002)，说明社会支持能够激发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心理弹性，使农村寄宿制初中生更有效地应对因缺少父母的陪伴而出现的适应性问题，降低孤独感等消极情感的出现，继而减弱其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同样支持了自我决定理论，即社会支持能够满足寄宿制初中生人际关系的基本心理需要，降低因人际矛盾而导致的孤独感(Deci &Ryan,2008)。由于孤独感能够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Vander Weele et al.,2012)，因此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寄宿制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验证了已有基于大学生群体和老年人群体的研究结果，同时将研究结果进一步推广到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群体，表明孤独感是农村寄宿制初中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密切联系的重要中介作用变量。

4.3 团体心理辅导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研究二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进行干预，为提高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针对性的实践措施。研究发现，相比控制组，实验组经过八周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其孤独感显著降低。更有意思的是，实验组的主观幸福感也显著提高。结果表明，基于团体心理辅导的心理干预对降低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和提高主观幸福感均有积极效果。本研究结果与以往基于老年人群体的干预研究一致，说明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进行有效干预(杭荣华等,2011;Saito et al.,2012)。本研究所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通过如下机制对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产生积极的干预效果：第一，团体心理辅导可以帮助参与者探索孤独感带来的消极情绪，直面孤独，对孤独进行客观认识，从而接纳自我；第二，团体心理辅导提供开放、支持和包容的人际气氛，能够向参与者提供较强的社会支持，同时，通过参与者共同讨论和分享，团体心理辅导引导学生积极寻找和感受来自家庭、同伴的社会支持系统；第三，团体心理辅导引导参与者树立积极的人际交往态度，建构恰当的人际沟通策略，帮助参与者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降低由人际冲突导致的孤独感。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的发现具有理论意义：一方面，它提示我们，社会支持和孤独感是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主观幸福感重要的前因变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回答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问题。本研究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具有实践意义。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的结果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对于缓解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的孤独感，以及提升主观幸福感都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本研究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对于寄宿制学校开展相关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研究存在不足有待改进：一是研究一使用横断面数据，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有待使用纵向追踪、交叉滞后分析等方法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研究二的样本量偏少，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扩大被试量，提高团体心理辅导的外推效度；三是研究二以降低孤独感为团辅主题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干预，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记录乐观生活事件等方式提升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效果(王彦等,2013)，同时进一步探讨影响干预效果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