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媛

【导 读】 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这一问题成为视觉修辞研究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视觉修辞学的知识体系构建,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上给出回应。刘涛教授的《视觉修辞学》一书立足于视觉修辞的学术史研究,从修辞理论与修辞方法两个维度出发,旨在搭建视觉修辞学的知识体系。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分析范畴,而是重返视觉修辞的现实语境和传播场景,强调从视觉文本转向视觉实践(visual practice的修辞研究取向,并在本土经验与理论话语的勾连结构中思考视觉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一个学术领域如何才能上升为“学”?基本条件就是具有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如明确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个新兴的前沿学术领域,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其超越了传统修辞学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知识框架,并在图像维度上拓展了修辞研究的视觉想象力。莱斯特·C.奥尔森(Lester C.Olson通过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视觉修辞研究,发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追问:当前的视觉修辞研究主要停留在个案分析层面,缺少对视觉修辞核心问题的理论剖析,甚至目前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视觉修辞理论专著。[1]有鉴于此,刘涛教授撰写的国内第一本聚焦于视觉修辞研究的学术著作——《视觉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在视觉修辞理论与方法方面形成了系列原创性成果,为学术领域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该书立足于视觉修辞的学术史考察,在对视觉修辞学的核心问题域进行系统梳理与论证的基础上,尝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出发,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和实践构建视觉修辞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意味着“知识点”的专业化与系统化,从而形成论证严密、脉络清晰、自成体系的“知识树”。那么,如何构建视觉修辞学的“知识树”?一种行之有效的认识思路便是立足于学科建制的学术视野,从学术谱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的维度切入,构建图像研究的修辞学研究范式,从而在“范式”层面回应知识体系命题。不难发现,《视觉修辞学》正是沿着知识体系的三大构成部分——学术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谋篇布局,相应地形成了视觉修辞学的基本知识框架:绪论部分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旨在回答视觉修辞的学术合法性问题;上编从认识论的视角出发,旨在揭示视觉修辞的基本原理和理论话语;下编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重点探讨视觉修辞的方法体系和批评路径。

一、何谓视觉修辞: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学术合法性问题,即在学术脉络和知识谱系上给出相应的内涵界定。什么是视觉修辞?这一问题涉及修辞学及其观念的认识。长期以来,视觉修辞的内涵被概括为“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2]。然而,何谓“修辞的方式”?学界未能给出清晰的回答,其结果便是视觉修辞研究陷入了宽泛的图像意义研究范畴,而失去了“修辞范式”应有的主体意识。实际上,发端于古希腊传统的修辞学,在与其他学术思潮的相遇和碰撞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孔”,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修辞观”,即修辞认识论。因此,当我们在谈论视觉修辞的内涵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不同的“修辞观”,赋予图像研究不同的认识视角和理论内涵。那么,如何理解当前修辞世界的观念及其认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视觉修辞的知识话语?《视觉修辞学》通过学术史梳理,概括了3种“修辞观”——“劝服观”、“认同观”和“生存观”,其分别回应的修辞问题是劝说问题、对话问题和沟通问题。立足于这3 种修辞观,《视觉修辞学》给出了一个通用性的定义:“所谓视觉修辞,主要是指以视觉化的文本形态为主要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和对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相应地,视觉修辞学则是研究视觉文本修辞语言、活动与规律的学问。”[3]2

视觉修辞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合法性建立,则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寻找答案。随着“作为文本的世界被作为图像的世界所取代”[4],传播场域中不断涌现的图像形式及其修辞问题开始冲击传统修辞学的边界与内涵。从学理层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修辞学(new rhetoric解决了视觉修辞学“出场”的理论合法性问题。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将“象征”问题推向了修辞研究的中心位置,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修辞的对象——修辞从语言问题延伸到符号问题,从而在象征维度上建立了新修辞学的理论基础,由此将具有象征功能的图像形式整合到修辞学的对象范畴。从社会层面来看,20世纪中叶,电影、电视等视觉大众媒介的蓬勃发展宣告了视觉传播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进入以“视觉狂热”和“图像增值”为特征的图像时代。视觉传播的迅速发展为视觉修辞的出场提供了标志性的修辞议题、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正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下,视觉修辞引起了修辞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

在视觉文化时代,索绪尔所关注的语言符号也不再是唯一的符号系统,“语言建构世界”的维度不断遭遇冲击,图像符号不仅构成了当前符号“景观”的主要形式,而且深刻地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和交流方式。如何理解图像文本的意义?如何展开对图像文本的视觉分析?视觉修辞学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路径和方法模型。在《视觉修辞学》书中,刘涛认为视觉修辞的研究对象不应仅限于图像,而应该扩展到一切具有“视觉之维”的可视性符号。[5]

二、修辞认识论与图像研究的理论范式

从语言文本到视觉文本,视觉修辞打开的不仅仅是修辞研究的外延问题,同时是修辞学本身的知识重构问题。如何把握视觉修辞的理论范式?《视觉修辞学》的研究思路是,在与其他图像研究范式(如视觉符号学、视觉心理学、视觉阐释学、视觉语用学、视觉语义学、视觉社会史等比较的基础上,确立了视觉修辞的本体问题、独特问题与核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图像研究的视觉修辞学范式。具体来说,视觉修辞的问题域主要体现在五方面,分别是修辞策略问题、修辞效果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语言问题和修辞批评问题。这五大问题分别对应于视觉修辞研究的五个认识维度,即文本实践、符号行动、发生场域、意义机制和批评模式。因此,视觉修辞研究可以聚焦于这五大问题,并沿着相应的认识维度,构建相应的理论话语。

必须承认,当前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视觉修辞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基础理论较为薄弱。从传统修辞学到视觉修辞学的“转向”,需要迫切回应的是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视觉修辞学的理论内涵发掘,亟须超越符号本身的形式逻辑维度,而是要立足于一定的修辞观,从具体的修辞问题入手,以建立自身独特的理论话语——相对于传统修辞学而言,视觉修辞究竟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新对象、新视角,又如何把握其中的修辞原理和机制?

如何开展视觉修辞的基础理论研究?刘涛认为可以从“视觉”及其对应的“视觉问题”那里寻找突破。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视觉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理论演绎”,也就是从成熟的学术传统中征用相应的学术范式。刘涛立足于“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这一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主要从理论归纳和理论演绎两个视角出发,构建视觉修辞学的理论话语。从理论演绎来看,《视觉修辞学》批判性地考察传统修辞理论在视觉语境中的适用性及其新内涵,由此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视觉修辞学六大理论话语——语图论、语境论、意象论、图式论、隐喻论和转喻论。例如,隐喻和转喻的互动问题是一个传统的理论命题,刘涛创造性地发现了视觉修辞体系中隐喻和转喻之间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互动结构——隐喻提供了意义生成的基本框架,转喻体现为意义链条中的局部构造,主要发挥着隐喻发生的认知中介功能;视觉表征体系中,视觉转喻必然嵌套在视觉隐喻的总体结构之中,由此构成了视觉修辞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视觉隐转喻”现象;根据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之间的互动方式,“视觉隐转喻”的工作原理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基于单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和基于双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3]157-171

三、修辞方法论与图像分析的修辞方法

按照索尼娅·K.福斯(Sonja K.Foss的理论假设,视觉修辞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上关注“修辞方法”和“修辞批评”两大命题[5]——前者主要立足于修辞学分析方法,探讨图像意义生成的修辞方法,后者则聚焦于修辞学批判视角,探讨图像话语生成的权力运作机制。《视觉修辞学》下编重点关注视觉修辞学的修辞方法与修辞批评这两大问题,尝试回应视觉修辞学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范式两大命题。

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包含两大知识模块:一是视觉修辞分析方法;二是视觉框架分析方法。二者在修辞维度上具有内在的对话基础,但聚焦的学术问题是不同的。视觉修辞分析方法主要针对媒介、空间和事件这三类常见的文本形态进行研究,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视觉修辞分析方法;视觉框架分析方法则重点围绕“图像文本如何开展内容分析及话语分析”这一亟待突破的视觉方法论问题。视觉框架分析(visual framing analysis超越了以往的框架分析方法——如果说传统的框架分析聚焦于语言分析,视觉框架分析则拓展了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的文本对象,由此揭示了图像话语生产深层的认知框架问题。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视觉修辞学》提出了一个包含指示框架、语义框架、叙事框架、论证框架、认知框架在内的视觉框架分析模型。[3]308-319这一分析模型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图像研究文献借助这一模型开展视觉内容分析和视觉话语分析。

如何揭示图像表征深处的话语生产机制?视觉修辞强调的是从修辞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思考图像话语生产的修辞建构机制。实际上,视觉修辞批评涉及话题较为宽泛,《视觉修辞学》主要关注两大修辞批评命题:一是视觉修辞批评模型;二是图像史学修辞批评。前者立足于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学术传统,探究视觉修辞批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模型,后者则聚焦于“图像史学”这一亟待深入探讨的具体学术命题,尝试在视觉修辞维度上把握图像话语深层的社会观念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观念史研究的视觉修辞方法。

必须承认,当前视觉修辞研究存在诸多误区:一是重文本轻实践;二是重个案轻理论;三是重阐释轻效果。因此,视觉修辞的研究对象亟须完成一种“转向”——从视觉文本转向视觉实践(visual practice),关注图像符号的功能(function问题,重返视觉修辞的现实语境,在传播关系、结构、场域中思考视觉修辞实践维度的符号行为与修辞效果问题。相应地,视觉修辞实践研究涉及文本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复杂过程,而受众的图像认知行为又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情景的规约。这意味着视觉修辞研究存在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向度,即关注修辞问题背后的社会、语境和权力关系,从而发现图像意义生产背后的实践逻辑。

四、视觉修辞何为:视觉性与修辞性的深层对话

当前,人们理解和认识世界越来越趋向于图像化的方式和途径,传播的视觉向度在得到极大的延伸之后,如何正视人的存在本身,尤其是在修辞学意义上理解人的主体性,成为视觉修辞研究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视觉修辞学》在结语和讨论部分,从“交流”“再现”“形象”“对话”“生存”5 个关键词切入,从视觉修辞视角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生存命题——如何理解人的图像化生存命题?如何在图像的维度上促进对话与沟通?如何认识人在修辞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实际上,视觉修辞不仅有助于理解图像符号的意义表征、修辞结构、图像化生存等重要问题,而且在视觉实践维度上提供了一种回应现实问题的“修辞方案”和“实践智慧”。

相对于传统的语言修辞学研究,《视觉修辞学》建立了一个以“视觉性”(visuality和“修辞性”(rhetoricality为考察中心的知识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视觉修辞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文化产品的修辞分析层面,而是要回应更大的“视觉性”问题——不仅要关注观看结构是如何被生产和被表征,观看行为如何被正当化、图像如何自成体系,还要关注视觉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的主要构成、图像化为何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只有当视觉性与修辞性的相互作用关系成为一个被确认的学术命题时,视觉修辞才能获得更大的理论视野和建构空间,并且有可能上升为一种阐释视觉文化运行逻辑的认识论基础。

当前,视觉修辞研究需要迫切回应的问题是:如何构建视觉修辞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面对视觉修辞研究存在的理论薄弱困境,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亟须在以下3 个维度拓展:一是沿着理论归纳的视角,从具体的视觉修辞实践中进行理论提炼和升华;二是沿着理论演绎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传统修辞理论在视觉时代的新内涵和新机制;三是从本土实践出发,在现实经验基础上实现视觉修辞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即将源于本土语境的“知识点”整合到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树”中,实现知识系统的建构。《视觉修辞学》体现了一位传播学研究学者如何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关切有温度地结合起来。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立足于中国实践和经验,深入探讨本土议题与理论话语之间的深层对话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视觉修辞知识话语和分析方法。如聚焦于晚清西医东渐的视觉修辞实践,提出了观念史研究的视觉修辞分析方法;聚焦于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提出了图像框架研究的视觉框架分析方法……实际上,中国本土的修辞思想异常丰富,如何超越西方修辞学所设定的“修辞观”,在更多元的“修辞观”发展和创新视觉修辞的问题域和认识论,则是视觉修辞学研究亟待探索的领域和方向。

注释

[1]Olson,L.C.Intellectual and Conceptual Resources for Visual Rhetoric:A Reexamination of Scholarship Since 1950[J].TheReviewofCommunicaiton,2007,7(1),1-20:14,1.

[2]Helmers,M.,&Hill,C.A.Introduction,in Charles A.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Eds.),DefiningVisualRhetorics[M],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1.

[3]刘涛.视觉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4][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

[5]Foss,S.K.Theory of Visual Rhetoric.In K.Smith,Sandra Moriarty,Gretchen Barbatsis,and Keith Kenney(Eds.).HandbookofVisualCommunication:Theory,Methods,andMedia[M].Mahwah,NJ.:Erlbaum,2005,pp:14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