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谢春玲

（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择。”［1］

伴随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力减弱，迫切需要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2］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就有“高投资、低消费”的明显特征。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下降，其中消费需求下降尤其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不及资本形成50.1%的贡献率。为此，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提振消费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经济复苏具有关键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教育消费既是一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最终消费形式，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始终既是投资又是消费”［3］。“教育消费是指用于教育物化产品和教育劳务上的开支，既包括政府消费，也包括私人消费，是社会总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4］教育消费过程一方面是消费者对社会及他人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消费者对精神财富的吸收、消化、积累、再创造的过程。在恩格斯的消费3 层次理论中，教育消费属于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得以满足后的发展需要消费，是以一定程度经济发展为前提的高层次消费。

相对于物质消费而言，教育消费属于精神文化消费范畴。从文化消费内部结构来看，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文化消费支出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推动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于教育服务的需求正在大幅提升。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从学校教育扩展到超越年龄和空间限制的终身教育，教育类型也不仅限于应试教育而开始追求艺术、体育等兴趣教育，教育方式也越来越多地从面对面教育转变为网络教育。当教育消费超越传统意义，特别是对于个人消费者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加强对家庭和个人消费者教育消费的研究将成为提升我国教育消费的重要突破口。

关于教育消费，我国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中国知网显示教育消费相关论文共3 339 篇，学术界关于教育消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关联性、教育消费概念、收入对教育消费的影响、教育消费观念等方面。就单一视角的教育消费研究，又包括绿色教育消费、高等教育消费、老年教育消费等。而聚焦于“教育消费和扩大内需”的相关论文仅有78 篇，论文发表时间集中于2010 年前后，偏向于实证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教育消费能够服务于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但限于把教育消费融合在服务消费进而研究教育服务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上，或者仅研究教育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忽略了我国教育消费的特殊性、政策变化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等。因此，本研究将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环境变化以及影响教育消费的其他因素，深入剖析提升教育消费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其现实基础，进一步分析我国教育消费现状及阻碍教育消费提升的原因，以期找到相关改进策略，为在新发展阶段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二、提升教育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其现实基础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也是后疫情时代全面复苏经济的主渠道，在此背景下提升居民教育消费，既有必要性又有充分的现实基础。

（一）提升教育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现阶段，提升我国居民教育消费将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以及降低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力方面产生重要作用，对进一步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1.提升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它对提高劳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和拉动相关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教育消费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3 种简单基本要素，但在现实中，它们的地位不同，其中劳动者在诸要素中居于主体地位。随着生产力和劳动过程的发展，除了以上3 种基本要素以外，还有一些新的要素成为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即科学和教育。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698。同时，马克思把教育视为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训练劳动力的服务，它可以使一般的人“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7］。将非熟练劳动力训练成熟练劳动力，进而通过复杂劳动创造出比简单劳动更多的价值，促使科学技术从可能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教育是劳动者形成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手段，而教育消费则是目前劳动者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因此教育或者说现阶段的教育消费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第二，教育消费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基础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使对冲成本上升，稳定投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是指除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本质是教育、科技、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内涵型发展程度和潜在增长率的高低。科技进步离不开以教育为基础的人才培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地位，必须重视并不断加强教育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贡献。教育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计算得出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我国也有学者通过选取1980—2016 年共37年的中国主要经济数据做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短期中，教育支出每增加1%，经济就增长0.46%［8］。从教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根据一般规律，教育产业对GDP 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一般为4%～7%，发达国家可以达到6%～7%。以上数据不仅说明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拉动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其对GDP 的高贡献率。

第四，教育消费具有经济联动效应。教育消费不仅会促进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相关人员形成庞大的消费群体，还能够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有效扩大内需。比如，提升教育消费能够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需求，直接推动餐饮业、服务业、印刷业、互联网以及文化用品等产业需求的扩大。因此，提升教育消费不仅能够直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还可以成为带动其他行业扩大内需的重要连接点。

2.提升教育消费能够促进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

从国际上看，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制造边际成本逐渐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成本，整个国际市场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大幅减少。从国内看，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正在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国际国内的变化发展趋势要求我们要从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角度出发考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提升教育消费则是促进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

第一，提升教育消费促进的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可以获得直接收益。教育既是消费，也是投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20 世纪60—70 年代，教育经济学家就曾计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为8%～25%，社会收益率为7%～17%。另据西方经济学家估算，90 年代发达国家居民高等教育投资的年收益率为12.3%，发展中国家的年收益率可达20%。远远高于长期储蓄或其他投资的收益［9］。对于个人来说，教育投资不仅能够带来经济回报，还能获得非经济回报，比如身份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另外，数据显示，教育收益率会随着人均GDP 的增加而递减，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收益率约为11%，高收入国家约为7%［10］。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仍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通过教育消费促进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回报依然十分可观。

第二，提升教育消费促进的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政策框架下，当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不断壮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不断增加时，其竞争优势将有所降低，收入水平也会随之降低。与此同时，原本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如接受过中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减少，其竞争优势将会提高，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11］。通过教育消费推动劳动力质量结构升级，可以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逐渐扩大，基尼系数逐步降低，为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3.提升居民教育消费有利于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力

储蓄率高一直是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2021 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为103 万亿元，储蓄率为4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4.04%）。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 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选择储蓄目的中教育支出意愿占31.5%，高于医疗保健（29.4%）和购房（19.2%）。国家统计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的数据显示，2020 年教育培训在居民支出排行中位居榜首，占比为32.44%，紧随其后的是住房和保健养生，分别占31.5%和26.11%。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子女教育，教育消费已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最大热点。

“再穷不能穷教育”，舍得在子女教育上花钱是我国历来的家庭传统。在目前教育需求强烈的大环境下，通过调整教育消费结构，提升教育产业供给水平，推动教育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协调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储蓄率，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我国消费力。

（二）提升教育消费的现实基础

目前，提升居民教育消费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引、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进一步提升教育消费奠定了现实基础。

1.教育消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557这充分体现了将人作为经济发展目的，努力探讨人的需要的人本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上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状态，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必须始终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尽可能地优化经济制度，调动市场活力，不断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12］。

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理利用资本，适当促进教育消费，充分调动市场活力，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

2.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育发展，为促进教育消费提供政策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扫盲行动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毛泽东认为教育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以达到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13］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14］。同年，科教兴国战略被列为今后15 年直至21 世纪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15］。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7］这是党中央首次将三者作为一体进行部署，不仅体现出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高度重视，而且彰显了推动三者相互融合、更好发展的决心。但不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人才培养都离不开优质教育的支持，因此教育在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教育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分量也将更重。

另外，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3 147.57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3%，首次实现了1993 年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4%的教育投入目标。目前，在疫情冲击影响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我国经济发展正经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变化。但我国始终把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优先落实教育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已经连续10 年高于4%，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综上所述，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不仅体现在政策支持上，而且体现在经费投入上，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坚定实施将为进一步促进教育消费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3.经济社会发展激发教育消费潜力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教育消费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以此为基础，人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消费需求也不断提高。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文化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服务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型消费占比不断增加。在这一消费升级过程中，增长最快的就是教育产业，教育产业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使其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推动消费升级进而促进教育消费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居民教育消费提升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自身发展的需求也在扩大。促进公共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而推动教育产业发展，有利于增强教育市场活力，满足人民对教育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在新发展阶段，进一步促进居民教育消费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

第三，社会需求变化是促进教育消费的直接动力。2021 年我国已开放“三孩”政策，国务院部署要求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 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目前，有的地区开始制定并施行对“二孩”“三孩”家庭的补助政策。随着“三孩”补助政策的落实，高质量托育和学前教育服务需求将明显增强，学前教育等相关产业需求也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和升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不满足于国家义务教育，而会产生对于“一对一教育”“英才教育”等的强烈需求，教育服务需求种类日益多样。基于人口政策变化的社会发展是促进教育需求增长的直接动力，使我国教育产业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另外，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我国就业需求扩大，就业岗位也会相应增加。2023 年，我国就业形势虽然有望总体改善，但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在此形势下，增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就业质量，成为教育消费需求特别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需求增长的直接原因。

三、我国居民教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教育消费发展呈现上升趋势，市场前景广阔，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以往相比，居民教育消费领域也出现了新问题，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一）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增速下降，储蓄意愿上升

近几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减弱。综合国家统计局2010—2022 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2022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9%，不到2017 年（7.3%）和2018 年（6.5%）的一半；2022 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0.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1.7%；2020 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0.1%。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储蓄率仍高达40%以上，但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必然趋势，已从2010 年的50.9% 下降至2019 年的44.4%，其中居民储蓄率由42.1% 下降到34.8%。虽受疫情影响，我国储蓄率在2019 年开始出现增长，但长期来看储蓄率下降仍是必然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2022 年第三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8%，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 个百分点；问及未来3 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时，居民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30%）、医疗保健（27.2%）、大额商品（19.4%）、社交文化和娱乐（18.8%）、旅游（17.3%）、购房（17.1%）、保险（14.1%）。

由于疫情等方面原因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减弱，直接影响居民即期消费支出；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就业形势严峻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大幅上升，消费预期减弱，消费意愿大幅下降。从居民选择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占比可以看出，教育消费在居民消费预期中占比较大，但教育消费对其他消费具有较强的挤压效应，因此需要在提升教育消费的同时带动促进其他消费提高，真正发挥教育消费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

（二）居民教育消费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消费差距较大。从城乡差别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劳动力教育需求高，文化教育设施及质量也相对较高，特别是城镇居民普遍更加重视教育，教育消费理念较为先进，因此其受教育的机会也比农村居民多一些。从地区差距来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居民教育消费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如今东部地区的办学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无论是师资力量、教学管理，还是学校配套设施、图书资料等硬件条件，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三）国内教育供给无法满足国内需求

我国具有庞大的高等教育消费人口，但国内高等教育供给满足不了国内需求。从数量来看，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美国可以授予学位的大学共4 298 所，其中包括1 626所公立大学、1 687 所私立非营利大学和985 所营利学校。而截至2021 年，中国高等学校共计3 01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 756 所，成人高等学校256 所。从质量来看，无论是美国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还是英国QS 世界大学排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国内顶尖高校与英美等国高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内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导致教育消费外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留学国外是一笔很大的教育消费，很多发达国家在招收外国留学生中获得的直接经济收入已成为本国的一项支柱产业收入［4］。以美国为例，目前教育出口产业已经成为其支柱产业之一，仅2016—2017 学年，国际生为美国带来的经济收入就高达369 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超过45 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中国留学生贡献了125.5 亿美元。此外，澳大利亚和英国作为亚洲国家学生自费留学的热门国家，均明确表示高等教育已成为其国家支柱产业之一。数据显示，教育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服务性外汇收入来源。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消费需求巨大，但国内高等教育供给并不能很好满足国人教育需求，因此在多角度增加国内教育供给数量的同时，增强国内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这对改善居民教育消费，减少教育消费外流具有重要作用。

（四）教育消费环境有待改善，教育消费主体权益保障困难

目前，我国教育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但教育消费领域侵权事件多发，教育消费者权益保障仍然较为困难。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2015—2021 年消费者针对校外教育培训的投诉逐年增加，从占总投诉的0.91%上升至7.71%，在13 个服务投诉大类中居于第三位。投诉率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近年来教育培训市场发展迅猛，教育市场的需求呈井喷式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教育消费供给侧不能很好地适应和满足强烈的市场需求，且对于快速发展起来的教育消费市场监管仍然存在不少漏洞。从教育消费投诉案例中可以总结出教育市场存在的几种较为典型的问题。一是合同纠纷，表现为教育机构不与或不直接与消费者签订正式合同。二是售后服务问题，表现为售后服务通道不畅通或售后服务条款不清晰。三是虚假宣传，表现为虚构案例、夸大师资，甚至伪造证书欺骗消费者。四是预付消费且退费困难，表现为诱导消费者进行大额预付式消费，甚至有些培训机构经营不善关门跑路，导致消费者追讨预付费用十分困难。

教育消费很大一部分是服务性消费，服务性消费过程缺乏定量标准让教育消费侵权案例难以取证，因而教育消费领域维权往往比其他消费领域维权困难得多。但是，教育消费环境若不改善，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会扰乱教育消费市场秩序，使消费者不能放心消费，最终影响教育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居民教育消费理念有待改善

一直以来，人们对教育投入的观念都倾向于与“经济收入”或“更好出路”的目的挂钩，加之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巨大，导致目前教育消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消费呈现出即时消费的特征：个人平均教育消费持续时间短，短期内教育消费投入高，但在取得学历以后，居民对教育消费的投入会大幅减少。

目前，私人教育消费特别是高中以前阶段的教育消费越来越呈现出盲目性、功利化和非理性的特征，部分家长过度神化私人教育，过分依赖课外辅导，从而产生异化心理。家长们即使知道过多的补课不仅不能给孩子带来竞争优势，还会牺牲孩子的休息时间，但为了避免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也不得不选择加大补习力度。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超过70%的学生均参加课外辅导，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周末两天几乎都被各种辅导班填满。这种私人教育消费火热现象的背后是资本在教育产业的疯狂逐利。资本利用家长疼爱子女的心理特点制造教育消费焦虑，进而获得巨额利润。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家长教育消费理念存在偏差。家长在各种焦虑的驱使下，违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盲目追逐“提前教育”，有条件的家庭更是不顾孩子兴趣及特长，对孩子进行“全方位”培养，“别人孩子学什么，我们家孩子也得学什么”的盲目攀比心理，扭曲了正常的教育消费。资本的逐利行为和家长的不理性的教育消费观念刺激起我国教培消费领域快速但无序的发展，这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对我国教育产业的长期发展无益。

四、提升居民教育消费的对策建议

进一步推动我国居民教育消费发展应以解决上述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全方位、多领域、多角度施策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切实提升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一）多举措提高居民收入及收入预期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居民收入增长是促进教育消费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要多举措提高居民收入及收入预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一，增加城镇居民收入。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对个体工商户简化办事程序，提供宽松支持政策，降低创业成本。多措并举增强居民收入的稳定性，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是提升消费信心的关键。

第二，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产业振兴、扶农助农，增加农民经营净收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城乡一体化建设，废除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消费的不合理政策，全方位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消费信心。

第三，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完善多次分配政策，更加合理、精确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二）加大对农村、西部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持力度

在义务教育方面，要加快普及和加强监督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执行情况，认真执行国家义务教育法，保证农村适龄儿童、青少年依法完成规定年限教育。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不仅要增加农村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指标，加大对农村及西部地区在校大学生的补助力度，还要教育引导大学生完成学业后回报家乡、建设家乡。在职业教育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推动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理念，推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三）多角度完善我国教育供给体系

第一，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 比例连续10 年高于4%，但在总量、比例和人均指标上仍然偏低，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称，也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持续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不仅要增加顶尖高校的教育经费投入，还要增加对各省市特别是有优势学科专业的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这是发展教育、提升我国教育竞争力的关键。

第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是推动教育大众化的有效途径，要鼓励支持各地区充分吸纳社会资金发展教育。对于民办教育，思想要解放，相关政策较公办教育可以更宽松、灵活一点，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方面多层次的教育需求。

第三，加强对教辅行业的引导和开发。据美国风险投资机构GSV Capital 预测，未来10 年，美国教育行业规模将占到其GDP 的9%～12%，那将是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机会。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教育产业起步较晚，但教育行业特别是教辅行业仍有巨大市场潜力值得开发，因此政府要以更加精准、合理的市场政策引导教辅行业形成有序的商业环境，推动我国教育产业朝着科学、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四，将教育市场延伸到国际。不仅要积极引进外资和国外人才来支持我国教育发展，还要鼓励有条件的学校走出国门，通过制定更加合理的留学政策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生来我国求学，全方位提高我国对外教育水平。

（四）加强教育市场监管，畅通教育消费维权渠道

由于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在教育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单纯依靠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个人道德自律不可能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因此需要政府强有力手段的介入，依法保障教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加强教育市场监管，一方面要严格审核教育机构资质，替消费者把好第一关；另一方面要畅通教育消费者维权渠道，通过增设维权平台、优化投诉受理环节、提高投诉调查效率、帮助组织协调集体诉讼等方式解决教育消费者维权困难的现状，切实维护教育消费者合法权益。

另外，国家除了加强对教育消费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以外，还要重视保护教育产品（文化产品）生产者的权益。近些年，我国在专利申请、版权保护等方面虽有一定的进步，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只有用更加全面严格的法律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教育市场才能够拥有不竭的优质产品供给，才能推动教育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教育消费环境改善需要政府部门、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的共同努力，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教育市场监管执法力度，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维护生产者合法权益，才能真正让教育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五）转变居民教育消费理念

目前，我国居民教育消费理念较改革开放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教育，但随着社会发展，居民教育消费理念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

对于追求“过度教育”的消费者来说，要通过宣传引导，从心理上降低乃至消除盲目追求教育消费的“符号”特征，从思想上改变对于物质的过分追求，特别是当城镇居民已经达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后，要适时引导居民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促进形成终身学习、科学学习的观念，弱化追求教育的短期功利性，让教育消费回归本源，真正成为提升自我、享受生活的途径。

而对于教育消费投入较少的消费者，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对有经济实力但不重视教育消费的潜在消费者，需要借助社会氛围影响其观念转变，逐步提升其教育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实力不足的消费者，除了提高收入外，还需要拓宽受教育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教育消费扶持力度。

五、结语

教育消费不能盲目促进和无节制发展。教育问题背后涉及各方面民生问题，盲目促进教育消费不仅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而且会涉及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老龄化等重大问题，严重阻碍国家正常发展。2021 年，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对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释放了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信号。虽然政策出台短期内对部分私人培训机构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是教育产业动荡表象下隐藏着这个产业正重新调整布局的巨大机会。政策扰动并不能消灭需求，需求会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教育大国，教育消费需求巨大、前景广阔，本次教育市场改革，必然会促进我国教育产业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只有严格教育市场监管，推动教育市场供给侧、需求侧改革，在全社会形成科学的教育消费观念，才能使我国教育消费朝着健康且可持续的方向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