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静 杨伟平 马敏 张欣珂

（1.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611731；2.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7；3.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的管理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是一种将组织的整体目标转化为成员执行力的有效方式。它通过制定目标、分解目标、调试目标的方式，指导组织成员进行实践活动，并以目标成果为标准对其结果进行检验。历届党代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和规划未来的大会，清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阶段的政治意志与奋斗目标。以党代会报告为文本依托，将目标管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深刻探寻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实行目标管理的基础上遵循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凝结成为知行合一的使命型政党。

一、目标确立：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目标是对时代诉求和伟大理想的回应，目标确立是实践主体基于价值立场对未来作出的规划，它作为目标管理的首要环节事关后续目标工作的顺利与否。中国共产党作为知行合一的使命型政党，在确立目标的过程中兼顾理论性和现实性，确立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目标。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目标确立的理论渊源

目标确立的过程彰显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目标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明确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为目标确立的理论根基，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确立指明了方向。党的一大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写入党纲，中共二大将其确立为党的最高纲领，并同步确立了党的最低纲领，中共七大将其写入党章，一直延续至今日。共产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一面公开的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思想主张，彰显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政党建设的价值指引不谋而合。

（二）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是目标确立的现实依据

目标确立需考量特定环境的现实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目标时兼顾国内外环境对目标确立产生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酷的社会环境使得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中共二大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明确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三大考虑到我们党革命根据地和人员较少，提出了“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促成了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消除一切剥削阶级、建设新中国成为最紧要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面对着国内战乱、国外封锁的内外环境，在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国两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又为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重要论断提供了现实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经济建设提上日程，逐步实现了从解决温饱、总体小康、建设小康到小康水平、全面小康、建成小康的跃升。进入新时代，百年变局风云激荡，我们应全面把握两个大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历史和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目标的制定彰显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事实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目标也会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目标分解：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

目标分解是执行目标的前提条件，为了使目标更加清晰和更具可操作性，我们需要在总目标的标杆牵引下，将总目标拆解为若干个子目标。只有这样，目标的执行才更加灵活，但同时又助推总目标的实现。

（一）阶段性目标的制定体现目标分解的灵活性

中国共产党将目标分解为阶段性和长远性不同层次的目标，这是保证目标执行的有效方式。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表明，阶段性目标的制定既是着眼于当前亟待完成的任务，亦是为长远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长远目标的制定既是对阶段性目标的方向把控，亦指引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标分解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根据现实利益所作的战略部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二大视历史条件的变化，把最终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目标，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旨在消除内忧外患，完成民族独立。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旨在打倒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激励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的目标作了规划，要求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在战略部署上，主张：“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1]进入新时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国梦，这一战略安排使得目标的实现路线更加清晰、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加深刻，同时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决心和坚定信心。

（二）长远性目标的制定彰显目标分解的原则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目标的价值旨趣。“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2]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一大确立了党的名称和党的纲领。纲领虽并未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但却展示了实现目标的行动路线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即“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这意味着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中共八大的开幕词明确了大会的主要任务在于总结经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阐明党现阶段的目标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党中央作出抓纲治国的战略目标，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仍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3]由是观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阶段性目标最终都指向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体现了目标分解的原则性特征。

三、目标调试：先进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实践是检验目标执行效果的标准，发现问题是目标调试的首要推手。在目标调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兼顾先进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勇于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一）目标修正的关键环节是勇于自我革命

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往往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完成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质，使其在修正错误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自我革命的重要性，自我革命是继“让人民监督政府”之后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加之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意识到自身错误，展开了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现了不符实际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英赶美”的目标严重背离当时所处的阶段，“大炼钢铁”的目标严重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实际情况，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因此，196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推动国民经济走向好转。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大前后，一个有利于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氛围开始在党内外逐步形成”[1]，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路线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围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目标。事实上，一个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目标修正的结果，彰显出党对人民的负责程度。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使我们党能在犯错时能够及时纠正错误、调试目标。

（二）目标调试的工作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目标调试正确与否的标准。

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目标调试的工作导向。纵观历次党代会报告，“人民”的出现频次最高。中共六大虽然被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片面扩大了，但会上提出的争取群众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敌我局势，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局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详尽地阐释了历次“左倾”错误的危害，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三大作风，其中就有“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1]。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进一步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三大报告确立了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是依据现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阶段性目标，也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四、目标实现：实践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检验目标执行效果是目标管理的最后一步，事关目标达成的成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目标达成的更迭演进历程契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4]的发展过程。

（一）目标执行注重向人民群众宣传、动员和激励

历史和经验证明，目标执行注重在实践中宣传、动员和激励人民群众。执行目标旨在把目标任务下放到各级组织，通过宣传、动员、激励目标的方式，将其内化为人的情感意志，转而凝结成行动力，从而达成目标。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进行目标的动员、宣传，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5]的口号，使他们认清革命形势和革命对象、意识到革命胜利的目标与自身利益相关，从而使他们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通过将目标任务转化为口号的方式，激励人民群众参与到“大跃进”运动中。改革开放后，目标的制定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融为一体，在对目标进行分解和宣传后，人民群众愈发感知和认同目标，执行目标时颇具主动性和积极性，将目标内容转化成强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凝结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心血，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目标统筹和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将自身的革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二）目标达成的更迭演进历程呈现出上升性特征

目标“确立-分解-调试-达成”的更迭演进历程，“从内容上看，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6]

纵观目标在实践活动中的更迭演进历程，目标的达成呈螺旋式上升趋势。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过程，既不是封闭式循环的，也不是直线式前进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两步走”的战略方针，1939年毛泽东明确了中国革命对内对外的两大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党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7]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了赢得革命胜利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这为下一阶段的目标达成奠定基础。1959年，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仍要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三个现代化的目标加上“国防现代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延续了这一正确方向，对国家目标的认知逐步清晰化，对目标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在已有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和政治层面的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增加了经济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准确认识和深入领悟中国共产党目标管理的辩证特质，意蕴重大而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执政实践历程，无产阶级政党目标管理理论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构建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目标管理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和能力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充分彰显。如何运用目标管理理论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