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怡 杨园章

（1.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2.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81）

在一般的认知中，广东高州府僻在南服，近乎化外之地，但事实上，高州梅菉镇是清代粤海关分口，有“小佛山”美誉。[1]19世纪中叶正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卷入近代世界格局的转折点，在此前后，像高州这类有着悠久对外贸易传统的边地的士人会如何认识乃至想象中国？高州茂名人杨廷桂（1792—1871）道光十五（1835）、六年和二十三、五年的两种《北行日记》、两种《南还日记》为我们分析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一、杨廷桂生平及其京旅纪程简述

杨廷桂，字天馥，别字冷渔，号岭隅，广东茂名人。道光十四年，42岁的杨廷桂中举，并于次年北上公车，不售；道光二十三年，杨廷桂再上公车，落第，此后再无记载提及其赴京赶考，似乎已绝仕宦之心。地方志内称杨廷桂“性颖悟，博闻强记，尤潜心经济有用之学”，又杨氏著述颇丰，有《今考定礼记》六卷、《大学详笺》二卷、《中庸详笺》五卷、《论语详笺》十五卷、《北行日记》《南还日记》三卷、《岭隅文存》《岭隅诗存》《偶吟余賸诗稿》《古文准》三十二卷等。[2][3][4][5][6][7]杨廷桂不仅醉心于学术，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在平定陈金缸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可见杨廷桂属于学术、事功兼长的士大夫。

道光十五、六年，杨廷桂首次赴京应试，按其往返旅程创作《北行日记》和《南还日记》；道光二十三至二十五年，杨廷桂再次北上，又有《癸卯北行日记》《乙巳南还日记》，篇幅较前者为小。同治五年（1866），此四种文献由广州芸香堂合并刊印，并有江都蒋超伯、归安陆心源、吴川陈兰彬序、自序、遂溪陈乔森、茂名杨颐跋，等等。关于这些日记的编写和刊印过程，详见杨廷桂自序：“道光十五年冬，余以计偕北上，十六年春至京师，夏四月南还。其往也，由西道历荆、豫、青、冀四州之域，舟车之间成《北行日记》一卷。其返也，由东道历兖、徐、扬三州之域，舟车之间成《南还日记》二卷。江都蒋公前为高州守，见而嘉之，为题词于卷都端，嘱余付之剞劂。”[9]据此可知杨廷桂创作《北行日记》和《南行日记》的过程，及其在高州知府蒋超伯的推动下刊印之事实。至于《癸卯北行日记》《乙巳南还日记》的编写和刊印，诸篇序、跋文皆未说明。

按前引杨氏自序，其首次北上时，从韶关出湖南，经湖北、河南、山东、直隶抵京师；南还时，出京师，过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入广东而返乡。第二次北行仅载行程之部分内容，其中，《癸卯北行日记》始于正月二十四日河南汝宁府，由河南直接进入直隶；《乙巳南还日记》则始于四月十五日自京师高州会馆出发，从直隶下山东、江苏、安徽、江西而返广东。由于两次往返路程多有重叠，故第二次纪程日记相对简单，主要是对头一回见闻的补充。

从南海之滨远赴京师赶考，杨廷桂需要面对体能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在行程的不同阶段皆有相应的反映。

道光十五年冬，刚出发时，杨廷桂走的大多是昔日乡试时的旧路，心情不错，经常和轿夫、船工等人交谈，记录他们的生平经历、生计等内容。如轿夫张三是原高州镇标军士，曾参与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杨廷桂评价道：“张三蠢愚不识字，然经历广而见闻多，所言皆中肯綮如此，今之学者，天质既庸，又不肯多读书，以广其耳目，宜其浑沌之终勿凿也。”[10]这种相对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出广东，尤其是过了武汉之后有明显变化，一来毕竟是北上考试，心中不免焦虑；二来从坐船改成坐车，给他带来生理上的不适。如道光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自冯顺昌店启行，坐二把手，车行街道中，过门阈、历阶级，震撼甚苦，出郭后稍稍安稳。然车中可卧不可坐，且足朝车夫，倒行路中，风景不尽可见”；十四日，“石路崎岖，坐车中为其所顿撼，肝肺欲脱。又尘埃障天，面目毛发都为所染，几如泥塑人，每下车振衣辄扑落升许。征途之苦，至斯而极”。[11]

道光十六年杨廷桂会试落第，于四月二十二日自京师高州会馆起程返乡。与来时的焦躁不安相反，杨廷桂返程时心情颇佳，一方面是和会试结束、无需赶路有关，另一方面应该也同季节的变化关联，“一路芦苇杨柳青条总翠，浓阴荡云，风景与来时迥殊，致足乐也”。[12]在整个南还旅途中，杨廷桂赏玩风景，对沿途事物和聊天内容的记录也更为丰富。杨氏在评价淮北邳州时谈到，“州城颇峻整，人物亦繁庶，车中坐眺，不觉欣然，喜离塞北之风沙，而领江南之烟景也”[13]，返回南方的喜悦溢于言表。

至于道光二十三年、二十五年，杨廷桂再次北上、南还，其情况与之前相仿佛，不赘述。

二、杨廷桂的旅途知识及其来源

在旅途中，杨廷桂有意识地去观察周边的世界，并将实地见闻同其原有的认知进行对比，或改变其固有印象，或强化其旧时观点，或增长新知，不一而足，扩充和丰富了杨廷桂的知识体系和内容，使其对自身和国家的认知更为深刻。杨廷桂的知识来源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自书本的知识，另一类是途中的实地见闻。以下分别说明。

杨廷桂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多来自早年阅读的儒家经典或学宫内常见书籍。如在考证地名历史时，杨廷桂援引了不少文献，如引王象之《舆地纪胜》考证张九龄故里，引《明一统志》考证仪封县沿革，引《春秋》考证大名府东阳县历史，引《通鉴辑览》论恩县之掌故，等等。[14]此外，杨廷桂日记内亦提及《广舆记》、清嘉庆《一统志》《纲鉴易知录》《春秋大事表》与各地地方志，兹不赘述。除却有明确书名的史籍外，杨廷桂日记中不时出现未注明出处的考证，显示其更为广泛的阅读范围。如在介绍水系时，常有长篇大论却丝毫不提出处者，如“武水自湖南临武县来，桂水自湖南宜章县来，会和于此，武则逆水上而左，桂则逆水上而右，溯武水者三日可抵临武”；又如，“按肇庆江即古牂牁江，然第以牂牁江为正源耳，实则浔江、漓江合而为一江也。漓江源出桂林府，与兴安县海阳山，流九十里至县北天平石为渼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曰漓，漓水经三郡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与浔江合，浔江自浔府合，左右两江之水而为一”。[15]语气之自然，仿佛是作者在行程中依据回忆随笔记下，但从引文之准确、规整而论，仅凭个人之记忆势必无法实现，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记载系后来整理定本时另外从书籍中抄录并补充进日记中。

日用类书也是杨廷桂旅途知识的重要来源。《路程书》是一种实用的便于旅人查找路线与地名的日用类书，杨廷桂在日记中几处提及《路程书》，试举几例。初次北上途中，为考证金紫湾地名，首次提及《路程书》，“雨田《北行日记》称根子湾，《路程书》称禁子湾，俱音讹也”[16]；南还时，过大姑塘镇，“姑塘上十五里为鳌头石，俗名狗头，其形上大下小，上曲而下直，如神龙从水中突起，昂头而望，其高曰三四张，《天下路程》言五六十丈，妄也”[17]；两日后抵昌邑，“坊间《路程书》谓此即汉昌邑王贺所封国，非也。按贺父髀，武帝子，天汉四年封昌邑，《易知录》云今山东兖州府金乡县，与此虽同名，然一处北海，一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18]。按，《易知录》即《纲鉴易知录》。至于杨廷桂使用的是哪种版本的《路程书》，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等方面的内容，囿于史料，暂不明晰。

文人随笔、游记、文集亦是杨廷桂的一大知识来源。例如，杨廷桂曾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证“鄚州即公孙瓒所筑易州”[19]；在考证宋代梁灏八十二岁而大魁天下一事时，引旧题孔平仲《孔氏谈苑》、王偁《东都事略》与《宋史》对证[20]；访太白楼，随口引用《随园诗话》中所记诗句[21]；谈起画家萧尺木轶事时，引吴陈琰《旷园杂志》与黄钺《画友录》[22]；他还特别关注文人留下的行程录，其中有年代较远的南宋范成大《揽辔录》与楼钥《北行日录》[23]，近则有康熙年间高士奇留下的《扈从西巡日记》[24]，以上书籍依旧为考证史事之用。值得注意的是，杨廷桂还引用了族人杨龙元（字雨田）留下的《北行日记》[25]，杨廷桂将自己的实际经历与杨龙元《北行日记》中的内容相比较，一方面是自身知识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高州的士子共享并在不断强化同一套知识与文化资源。

通过不时与本地人交谈，杨廷桂获取了不少地方性知识，“予上岸间步，有树大叶而毛霜中吐花，问之土人，始知其枇杷也”[26]，“又粤人不识木瓜，以诃梨勒当之，予虽考各书，知其非是，然终未见其真也。至此园内乃得见之，其树根干枝叶大抵如粤中紫荆花，大径尺余，高二丈许，与诃梨勒迥殊”[27]。现实中获得的新知难免会与原有的知识产生冲突，时常可见杨廷桂在不断对二者进行比较、调整。如途经华阳镇时，杨廷桂发现各版本中的地名皆有误，“（巡司官）又示我《周行书》为花扬镇，粤人写本《路程》为花园镇，盖音相近而讹也”[28]；有对原有认知的进一步加强，如过兖州城时，“从南楼下过，即杜少陵集中所谓‘南楼纵目初’者也，少陵此篇‘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二句，少时喜其胸阔，至此乃愈服其精切矣”[29]。

三、杨廷桂的旅途体会与帝国想象

对生长于南海之滨的杨廷桂而言，其关于帝国的想象的基础是沿海地区的生活经验，通过舟车劳顿中的匆匆一瞥，在沿海和腹里地区的不断比较中，杨廷桂脑海中的帝国想象和眼前的现实图景相互交流、碰撞，杂糅成新的认知，最终通过事后的文字书写定型为一种在特定士人圈子内共享的知识和记忆。由此，杨廷桂日记便不仅是个人的旅途见闻，还是部分广东士人体认帝国的心路历程的一种集中表达。

在旅途中，杨廷桂尤其注意与河流、湖泊、鱼价等与水有关的信息。例如，第一回北上时出江口过肇庆时，杨廷桂即详细描述了肇庆境内的水系情况。待其到湖南后，遥望湘江，与舟人交谈，“江滨居民多畜鸬鹚，过大堡时见小舟二十余驱，鸬鹚百余，舟人口中各作声，若曲非曲，满江鼎沸。诸鸬鹚纵横出没，噬鲂捕鲤，大鱼长二尺，重五六斤者，拖而出之，若振槁叶，斯亦渔家之大阅矣”；至直隶，“晚入保定属之雄县，此间有海淀，风景甚好……湖内随处为隄桥，以通往来，亦皆种杨柳，湖之淤积出为水田种稻，略深则种芙蕖、菱芡，有瓜皮艇数十艘与白鸥并浮水面”。[30]杨廷桂对沿途所遇河流、湖泊倍感亲切，特别留意鱼价，例如南还时，“申刻过范水镇，镇有嘉鱼十八钱一斤，肉七十钱一斤，食物价殊贱”“早饭抵乌纱峡，峡口有市镇，鱼美而贱，大鱼重五六斤者，每斤仅三十许钱。然沿江之鱼大都如是，不独乌纱峡为然也。予在大通镇，市一骨鱼，肥嫩如肪，味冠水族，其重三斤，其钱百而已”“渔人携鱼来售，有重十四斤半者，价钱仅五百六十文，然此等鱼江上随处有之”。[31]在杨廷桂看来，靠水吃水，“盖兹水之养人功伟于田亩矣”。[32]从引文来看，杨廷桂对前述信息的关注显然不单纯是对旅途见闻的实时记录，而是一种潜在的对话模式，亦即他在向家乡的人介绍外部世界，而事关生计的河流、渔业等信息无疑最吸引当地人的眼球。

高州虽僻在南服，但有粤海关分口，商贸发达，杨廷桂反复以本地经济状况为标准去衡量途经区域。例如，在《北行日记》中，至汉口时，“在馆闲住，出街巷一行，旋返，观其交易之繁，似不及佛山。盖佛山萃十三行之洋货，与十八省交易也”；到直隶鄚州，描述药王庙庙会，“香火最盛，每年四月，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各商贾辇运珍异氊裘之类入城为市，妙妓、杂业无不毕陈……贸易游览，阅两旬方散。盖亦吾粤中佛山、梅菉之境也”。[33]《南还日记》内的记载亦大体相似，如过江苏仪征，“洎至县治诸舟挤拥，与佛山类”；在江西游滕王阁，“下阁后由光义门入内城买书籍数种，沿途铺户颇繁盛，胜安徽省城数倍，然究未足为广东省城之附庸也”；[34]又以新建县之吴城镇同佛山对比，“繁盛与佛山相埒”[35]，等等。诚然，杨廷桂有夸大乡里的倾向，但不得不承认，在清中叶，帝国的腹里地区由于天灾人祸，地方残破不堪。例如河南太康县，“今则迭经河患，井里萧条矣。途中所见寺观墙壁倾倒，诸佛菩萨雨淋日炙，或存半躯迷，或坏冠毁冕，大钟如方桌，多在路旁灰土间，可悯也”；山东濮州，“城垣用沙土堆之，凹凸倾颓，瘠陋已甚……数日来途中所见村庄市集，其民居多颓坏，询之土人，曰黄河为灾也，居此地者真鱼游釜中矣”；直隶河间府城，“城内憔悴荒凉，等于郊野，居民房室毁于水，多未修复者”。[36]

同时，杨廷桂对各区域风土人情的态度也有着明显差异。在《北行日记》中，初入湖南，杨廷桂偶遇卖炭的瑶人，他细致地描写了这群瑶人的外貌和服饰，“规制甚诡异，然性殊驯善，其男女亦有肌理细腻，笑语明媚者，使化之诗书礼乐而开其屯蒙之气，恶在其逊于编氓也”，认为相较于将其纳入编户齐民体系，礼乐教化更为重要。而从湖北进入河南后，杨廷桂批评罗山县民风，“其地店主人多浇诈欺生客，不知物价辄昂索数倍，入道旁野店啜茗，苟率意不言价，则索诈尤苦，过其地者不可不慎也”；又在快离开河南时感慨当地饮食习惯，“河南地罕稻米饭，即有之，其烹饪亦恶，居民多食饝饝、薄饼等物，其下饭者尤不可入口，生斯土者真未知有生人之乐者矣”，带有相当的偏见。至于山东，杨廷桂对茌平县印象最差，“其风俗极顽钝无耻，甫解鞍，馆人即问访媳妇否，或漫应之，则诸妓坌集，盛饰严妆，环坐而侍，坐而待选”，谓德州“土风贪污与茌平等”。[37]相对而言，在《南还日记》内，杨廷桂于江南的风俗虽有异辞，但其中尚有一丝惊奇，“有少妇年二十余，与二男子同坐板凳上，一足踏地，一足趺而翘之，手持水烟壶，随吸随纵谈，了无惭怍气，亦无淫荡气，人忘乎彼之为女，亦忘乎人之为男也，如此风俗，殊可骇怪”。[38]

相较于前述腹里地区的贫瘠，杨廷桂笔下的江南诸省大体还是呈现出太平景象。如在安徽繁昌县，“时方值晚饭后，诸女伴落衣团扇，联袂纳凉，粉白黛绿，掩映于树阴云影间，亦太平有象也”；又如在江西鄱阳湖旁姑塘镇，“商户甚繁，房屋鲜整，西麓商船停泊恒数百艘……除地为坛，银烛当筵，琼钗耀首，双声对舞，尽态极妍，招致游人，杂收赏赉。此虽淫哇之俗，大雅攸讥，然世运隆平，闾阎逸乐……圣祖神宗功德之沦浃于斯民远矣”。[39]1840—1842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恰好就发生在杨廷桂第二次赴京赶考之前。虽然杨廷桂在日记中增加了对不少关于城池形势、攻防的内容，如直隶邢台，“其城门每门凡四重，曲折迂回，所以御巨炮也”；又真定府城，“其城极广大，其城门之外复为夹城护之，而侧开一门以进，所以御炮攻也”，[40]然而，通览杨氏日记，却于鸦片战争和开埠通商等事只字不提。相反，他在北上时经过直隶安肃县，偶遇缅甸贡使回国，“予于街巷中见之，其贡使坐骡轿，次坐骡车，下者乃骑驴。其人黧黑寒陋，以花洋巾裹头，履而不袜，两股间多雕镂花文，露出自炫，真蛮子也”[41]，反而嘲笑缅甸使臣。同时，同治年间为杨廷桂写序、跋的人也都没涉及鸦片战争。或许是因为杨廷桂所经之地并不是通商口岸，英国人的势力刚刚进入，对高州人而言还是遥远的存在，故而未能引起他们的关注。

四、结语

清道光年间，杨廷桂两次北上、南还的京旅纪程为我们理解当时广东高州这类在地理位置上僻处一隅，有着悠久对外贸易传统的区域的士人如何认识清帝国提供了重要线索。杨廷桂饱读诗书，在赴京赶考前已有了相当充足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源自儒家经典、史书、文人笔记、文集、日用类书等多种文类。一路上，杨廷桂通过亲身经历和与人交谈时所获新知，不断地与昔日的知识“对话”，更新认知。

杨廷桂对清王朝的现状和未来没有系统的思考，而是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结合旅途中的体会，通过家乡与途经区域的各方面比较来确立其对帝国的认知。在他看来，广州、佛山、梅菉等地才是经济繁荣的标准，江南的繁华尚且不及，更遑论受水灾严重的华北地区；风土人情方面，江南的风俗堪堪可以接受，河南、直隶和山东等地则属于被批评的对象。虽然经历了旅途中的种种不快，礼闱失利，亲眼目睹中原的衰败，但杨廷桂仍旧认为在清廷的统治下，社会大体上仍是太平气象。对于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杨廷桂并无超越常人的见解，相反，他的日记中无只言片语涉及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等重大事件。对他而言，这依然是那个王化所及即是中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