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九兴 黄征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因此，构建和发展都市圈，成为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要素资源流通、实现城市间功能互补等的必然选择。从过程和内涵看，都市圈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向外扩散、功能疏解的必然趋势。都市圈是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耿慧等，2022)，是城镇化中后期的主要空间形态(王振坡等，2022)。相对而言，城市群侧重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产业分工与合作，而都市圈则侧重于核心城市的功能的外溢和疏解、强调通勤联系。当前，中国已进入都市圈时代，人口增长、就业通勤、空间扩张、产业联系都呈现都市圈化，实践经验充分表明都市圈既是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也是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城镇化空间载体(冯奎和顾强，2021)。根据公开新闻报道，我国规划有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10大城市群，有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34个都市圈。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提出“特大城市要努力建成1小时通勤都市圈”，“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分类推动城市群发展，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编制实施都市圈发展规划及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建立健全省级统筹、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同城化推进机制”。

为回答和响应国家所提都市圈规划和建设的时代命题，相关学者对都市圈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等议题做了较多探讨。在都市圈人口集聚方面，例如，李国平和陈秀欣(2009)对京津冀都市圈的人口数量增长和密度增长的特征作了分享，并解释了京津冀都市圈内人口增长差异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孙铁山等(2009)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和扩散的特征及趋势，发现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和扩散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封志明等(2013)定量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的人口集疏过程及空间格局的变化，发现人口总量呈持续增长趋势，而人口分布存在南北、东西差异。饶烨等(2015)刻画了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的空间特征和趋势，认为提升远郊地区服务配套水平、增加就业岗位、建设多功能新城等可以增强都市圈的人口吸引力。杨瑛等(2016)对西安都市圈的居住空间扩张作了遥感影像解译与分析，认为大都市中心以集聚模式为主，周边地级市和县城也是潜在发展区，而空间扩展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从都市圈发展规律看，“十四五”时期都市圈的发展曲线存在三种曲线，即倒“U”型阶段曲线、“螺旋阶梯型”成长路径曲线和“对数线型”增长极限曲线(路青等，2021)。高位等(2022)对都市圈国土—人口协同进行模拟，重点考察国土、人口之间相互作用对都市圈空间发展态势的影响。在都市圈经济发展方面，例如，马国霞等(2010)对京津冀都市圈的经济增长空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极化存在随时间上升、中心—外围变化不完全适合距离衰减规律、空间极化趋势随时间呈扩大的趋势等结果。仇方道(2017)等将都市圈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徐州都市圈的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空间相对差异扩大的趋势。显然，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会导致区域内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安景文等，2019)。对不同类型的都市圈而言，包括成熟型、发展型和培养型都市圈，创新多样化和发明多样化对都市圈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不同的激发效果，两者之间通过互补关系能够放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章激扬等，2022)。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都市圈成长的特征，也是都市圈建设的目标，考察都市圈经济增长变化对理解都市圈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策略具有现实意义。常住人口是都市圈发展的人口要素基础，离开人口讨论都市圈没有实际意义，都市圈建设会增加人口的向心力和聚集力，通过考察都市圈常住人口变化对于理解常住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极为重要。城乡协调和区域均衡是国家决策的重要目标，在建设和发展都市圈的过程中，需建立起更加协调的城乡分配、流动和交换关系，进而借助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都市圈建设达成国家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数对某个典型都市圈，如京津冀都市圈等进行分析，或对多个都市圈的截面数据(2018年或2020年)进行分析，缺少对较长时段如10年以上的多个都市圈进行常住人口、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等方面的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研究，这也是本文的边际贡献所在。根据已有公开研究报告，2021年中国共有34个都市圈(尹稚等，2021)，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中国34个都市圈的主要构成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层面)的城市常住人口、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统计数据资料，采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4个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变化和区域差异、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特征(总量和人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特征等进行定量分析和判断，提出有关协调区域发展、明确都市圈建设方向方面的政策建议，可为完善新时代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政策、经济发展区域均衡政策、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策等的制定，同时为构建国土空间新格局、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和高质量区域经济的布局等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

目前，有关都市圈的范围或边界、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很多。有学者利用通勤流量、空间人口密度和遥感夜间灯光等数据，使用不同数据源所生成的都市圈范围存在较大差异(Bosker et al.，2020；Moreno-Monroy et al.，2021)。都市圈的人口集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土地利用、地价地租、收入水平、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发展与变革等因素(Fukuda，2020；Dadashpoor &Malekzadeh,2020；Qiang &Hu,2022)。根据尹稚等主编的《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21)》，中国有34个都市圈。其中，成熟型都市圈6个，发展型都市圈17个，培育型都市圈11个，形成发展质量的层次分明，发展水平中等的数量增加，圈间联系强度各有特点的发展新格局。本文区别于尹稚等(2021)的研究，在都市圈的确定和范围确定方面将天津都市圈和北京都市圈合并为首都都市圈，增加了苏锡常都市圈。(1)本文研究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在都市圈的范围界定，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有国家批复的都市圈规划范围，可以直接采用规划所设定的都市圈范围；二是尚未有批复的都市圈范围，根据各省出台的政策性文件来确定各省的都市圈范围。收集数据的层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级市层面，另一类是县级市层面。表1显示，东部地区有13个都市圈，中部地区有6个都市圈，西部地区有11个都市圈，东北地区有4个都市圈。从城市构成的数量看，各都市圈之间的差异巨大，有的都市圈的构成城市多达9个地级市(省辖县市)，如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有的都市圈仅有2个地级市，如重庆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西宁都市圈。表1概述了34个都市圈的名称、地理分区与中心城市及主要城市构成。

表1 中国都市圈的地理分区、中心城市与主要城市组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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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方法。一是对各个都市圈在2010～2021年的常住人口规模、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市圈的GDP和人均GDP的总量变化、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市圈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变化、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市圈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数值和减低幅度等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二是对各个都市圈在2010～2021年的常住人口规模、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市圈的GDP和人均GDP的总量变化、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市圈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变化、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市圈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数值和减低幅度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三是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类统计和分析，对各地区都市圈的常住人口、GDP、人均GDP、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的均值水平呈现的差异特征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分析，以发现新阶段都市圈发展的格局特征和客观规律。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是各都市圈涉及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2011年)、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地级市和县级市层面)；三是对部分地级市或县级市(区)缺少2021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按照各地级市或县级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陈述的增长率等关键信息进行推算得到；四是根据都市圈的范围，对各个都市圈的构成城市的数据进行加总、求均值等计算，得到研究所需的可用数据。

二、中国都市圈常住人口变化与区域差异

(一)都市圈之间的常住人口绝对规模和年均增量差距大，少数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呈现负增长的状态

都市圈是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人口为都市圈的能动要素，集聚使得都市圈得到较快发展。根据对中国34个都市圈2010～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的统计(见表2)，可得出大多数都市圈常住人口普遍有较快增长，都市圈之间的常住人口规模差距大，且少数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存在负增长。

表2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常住人口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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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都市圈的常住人口看，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超大，分别达到7793.62万人和6196.79万人；多数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为1000万～5000万人，如郑州都市圈、重庆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济南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等；少部分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在1000万人以下，如乌鲁木齐都市圈、银川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西宁都市圈等。从2010～2021年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看，年均增量在40万人以上的都市圈有深圳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广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郑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首都都市圈8个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长量大于10万人且小于40万人的都市圈有长株潭都市圈、重庆都市圈、西安都市圈、贵阳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厦门都市圈等15个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长量大于0万人小于10万人的都市圈有银川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原都市圈等7个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负增长的都市圈有哈尔滨都市圈、长春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等4个都市圈。从常住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增长率)看，按照增长速度大于2%(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大于1%小于2%(中速增长)、增长速度大于0%小于1%(低速增长)、增长速度小于0%(负增长)来划分，处于常住人口高速增长的都市圈有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银川都市圈、西安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6个都市圈；处于常住人口中速增长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郑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11个都市圈；处于常住人口低速增长的都市圈有首都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太原都市圈等13个都市圈；处于常住人口增速为负的都市圈有长春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等4个都市圈。

(二)都市圈常住人口规模呈东部地区规模大、增长快，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缓的特点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以及学术界形成的共识，可以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34个都市圈作区域分类，进一步分析34个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状况的区域差异。总体来讲，都市圈常住人口规模呈东部地区规模大、增长快，而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缓的特点。

从表3可知，东部地区的都市圈平均人口规模远大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都市圈，如2021年东部地区的都市圈平均人口规模为3464.97万人，而中部地区的都市圈平均人口规模为2692.78万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分别为1766.86万人和1634.78万人。从各地区的都市圈常住人口平均增量看，东部地区的增量远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如东部地区的都市圈常住人口平均增量为41.60万人，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为-12.32万人。从各地区的都市圈常住人口年均增速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速分别为1.40%和1.31%，而东北地区的增速为-0.68%。由此可见，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在2010～2021年的绝对规模、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造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原因是多元的，各地区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交通区位、经济社会资源等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地，东北地区因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缺少后劲，导致东北地区的常住人口外流严重，表现在都市圈层面也没变改变这一特征。此外，从国家级都市圈的设置看，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7个国家级都市圈中，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处于东部地区，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处于中部地区，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和西安都市圈处于西部地区，而东北地区暂没有规划批复国家级都市圈。

表3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常住人口数量变化的区域差异

三、中国都市圈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特征

(一)大部分都市圈的GDP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少部分处于中速或低速增长的状态

构建和发展都市圈是为了做强、做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规模，促使都市圈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增长。根据对34个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的整理和计算(见表4)，可以得到34个都市圈在经济总量(GDP)变化的特征，即大部分都市圈的GDP在2010～2021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少部分都市圈的GDP处于中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从都市圈GDP看，以2021年数据来说，GDP大于10万亿元的都市圈仅有上海市都市圈；GDP大于5万亿元且小于10万亿元的都市圈有首都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GDP大于1万亿元且小于5万亿元的都市圈有南京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济南都市圈、重庆都市圈等25个都市圈；GDP小于1万亿元的都市圈有哈尔滨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银川都市圈、西宁都市圈6个都市圈。从都市圈GDP年均增量看，2010～2021年GDP年均增量大于2000亿元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7个都市圈；GDP年均增量大于1000亿元小于2000亿元的都市圈有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厦门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南昌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等11个都市圈；GDP年均增量大于500亿元小于1000亿元的都市圈有贵阳都市圈、昆明都市圈、宁波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南宁都市圈、太原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7个都市圈；GDP年均增量小于500亿元的都市圈有乌鲁木齐都市圈、大连都市圈、沈阳都市圈、长春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等9个都市圈。从GDP增长速度看，按增长速度大于8%(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大于4%小于8%(中速增长)、增长速度小于4%(低速增长)进行划分，属于高速增长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等26个都市圈，属于中速增长的都市圈有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3个都市圈，属于低速增长的都市圈有呼和浩特都市圈、大连都市圈、沈阳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长春都市圈5个都市圈。

表4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GDP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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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部分都市圈的人均GDP实现年均增长较快，少数处于中速或低速增长状态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也是把握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从公平角度看，人均GDP也具有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含义，构成了一国或地区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对比34个都市圈的人均GDP可知，大部分都市圈的人均GDP实现年均增长较快，少数处于中速或低速增长状态。

根据对中国都市圈2010年和2021年人均GDP的整理与计算结果(见表5)，以2021年人均GDP看，可得出大多数都市圈的人均GDP高于7万元，小部分都市圈的人均GDP小于7万元。其中，人均GDP高于7万元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济南都市圈、厦门都市圈等21个都市圈；人均GDP小于7万元的都市圈有太原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贵阳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等13个都市圈。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量看，年均增量大于0.5万元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昆明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等10个都市圈；年均增量大于0.3万元且小于0.5万元的都市圈有首都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太原都市圈、重庆都市圈、贵阳都市圈等14个都市圈；年均增量小于0.3万元的都市圈有济南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兰州都市圈、南宁都市圈、西宁都市圈、大连都市圈等10个都市圈。从增长速度看，按照人均GDP增长速度高于8%(高速增长)、大于4%且小于8%(中速增长)、低于4%(低速增长)进行划分，人均GDP高速增长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等20个都市圈；人均GDP中速增长的都市圈有首都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银川都市圈等9个都市圈；人均GDP低速增长的都市圈有呼和浩特都市圈、沈阳都市圈、长春都市圈、大连都市圈和哈尔滨都市圈5个都市圈。

表5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人均GDP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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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圈GDP和人均GDP增速、增量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明显梯度

根据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结果，分区统计得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GDP总量的均值、平均增量和平均增速。从总体上看，都市圈GDP和人均GDP增速、增量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呈明显梯度。

具体而言，如表6所示，东部地区的都市圈GDP总量均值从2010年的16641.76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42980.52亿元，年均增长2394.43亿元，平均增长率为9.14%；2021年中部地区的都市圈GDP总量均值为22675.99亿元，年均增长1363.61亿元，但其平均增长率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都市圈GDP总量均值从2010年的3652.99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1553.1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0.28%。相对而言，东北地区的都市圈GDP总量平均增量较小，年均仅有243.36亿元，平均增速为2.54%，属于低速增长状态。从都市圈人均GDP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都市圈人均GDP的均值从2010年的4.60万元增长到2021年的10.48万元，年均增长0.53万元，年均增长率为7.70%；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都市圈人均GDP相对较少，但其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都市圈人均GDP在2010年与东部地区基本持平，而2021年东部地区却远高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都市圈人均GDP增长率仅有2.15%(见表7)。

表6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经济发展GDP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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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人均GDP的区域差异

四、中国都市圈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特征

(一)都市圈之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绝对数量差距较大，但其增长的速度普遍较快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家庭全部收入中可用于支付生活费用等的收入。从总体上看，34个都市圈之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绝对数量差距较大，但增长速度普遍较快。具体而言，2010～2021年34个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得到两倍以上的增长，最高者达到2.98倍，最低为2.0倍(见表8)。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量看，年均增量达到0.25万元以上的都市圈包括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宁波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深圳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厦门都市圈、南昌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成都都市圈、昆明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14个都市圈；年均增量小于0.25万元的都市圈包括广州都市圈、济南都市圈、福州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太原都市圈、重庆都市圈、贵阳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等20个都市圈。从增长速度来看，按照增长速度大于8%、增长速度大于4%且小于8%、增长速度小于4%分为高速增长、中速增长和低速增长三类。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高速增长的都市圈包括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福州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等23个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中速增长的都市圈包括宁波都市圈、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厦门都市圈、太原都市圈、郑州都市圈、沈阳都市圈、长春都市圈等11个都市圈。

表8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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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区统计结果可知，东部地区的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0年的2.26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5.34万元，年均增速为8.11%。2021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较东部地区要小，如中部地区的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4.21万元，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为3.89万元和3.99万元(见表9)。从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速高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方面取得相对较好的成效，也间接地证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战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表9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差异

(二)都市圈之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绝对差距较大，多数都市圈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总体上看，都市圈之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绝对差距较大，多数都市圈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具体而言，2010～2021年所有都市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两倍以上的增长，都市圈之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存在较大差距，如南宁都市圈实现了3.72倍的增长，而大连都市圈只增长了2.22倍(见表10)。从2021年各个都市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5万元以上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宁波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等9个都市圈；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2.5万元的都市圈有25个，包括首都都市圈、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福州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从年均增量看，2010～2021年年均增量大于0.2万元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这4个都市圈都处于长三角地区都市连绵区，且都市圈之间还有交叉重叠部分；其他30个都市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量都小于0.2万元，主要包括首都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济南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从增长速度看，按照增长速度大于8%为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小于8%为中低速增长进行分类，得到绝大部分都市圈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2021年都在高速增长阶段，而只有大连都市圈除外，其过去1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为7.53%。从都市圈之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都市圈是苏锡常都市圈，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3万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少的都市圈是兰州都市圈，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1.17万元。

表10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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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进行分类统计得到表11，从中可以发现2010年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到2021年这种特征没有多少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中部地区的都市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1年反超了东北地区。从年均增量看，增量最大的是东部地区的都市圈，增量最小的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看，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增速超过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表明了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11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差异

(三)都市圈之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较小，且城乡居民收入比普遍呈现出下降趋势

从城乡融合的视角看，城乡收入均衡是城乡融合的重要方面，城乡收入比趋于1则表明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而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当前都市圈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从总体上看，都市圈之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较小，且城乡居民收入比普遍呈现出下降趋势。具体来说，对34个都市圈的城乡收入比计算结果分析，可知中国各个都市圈的城乡收入比都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是各个都市圈在2021年的城乡收入比仍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2021年城乡收入比最大的都市圈是兰州都市圈，其城乡收入比为2.85，而城乡收入比最小的都市圈的广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城乡收入比都为1.61(见表12)。对照美国的城乡收入比1.3左右、加拿大的城乡收入比1.1左右、韩国的城乡收入比1.2左右，可知中国都市圈的城乡收入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城乡收入比相较而言，依然高出一定比例，这对构建新时代城乡融合型社会而言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总体的判断是，2010～2021年中国34个都市圈的城乡收入比得到较大幅度的减低，包括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等17个都市圈的城乡收入比小于2，其余17个都市圈包括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厦门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太原都市圈等的城乡收入比大于2。从城乡收入比减低幅度看，减低幅度超过20%的都市圈有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济南都市圈、厦门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等17个都市圈；降低幅度小于20%的都市圈有上海都市圈、首都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青岛都市圈、福州都市圈等17个都市圈。

表12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城乡居民收入比

续表

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类统计结果看，2010年所有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都大于2.0，到2021年，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都降低到2.0以下。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仍高达2.34，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有较大差距(见表13)。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在2010～2021年只有较小的变化，一是原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本来就较小；二是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间接地使得城乡收入比趋于更合理。根据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可以判断得到，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居民收入比还会进一步缩小。

表13 2010～2021年中国都市圈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区域差异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和整理中国34个都市圈包含的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区)等常住人口、GDP和人均GDP、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资料，采用纵向比较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方法，对34个都市圈常住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特征等进行分析与判断，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中国多数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在2010～2021年呈现较快增长，但个别都市圈也存在负增长现象，且都市圈常住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基数大且增速较快、中部地区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基数中等且增速不高、西部地区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基础较小但增速较快，东北地区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基数小且呈现出负增长。通过研究发现，各个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年均增量和增长速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呈现递减态势，尤其是东北地区的3个都市圈存在人口负增长，且负增长的情况比较明显，但年均增量和增长速度地区分异特征不明显。

(2)中国多数都市圈的GDP在2010～2021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少部分都市圈的GDP处于中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且都市圈的GDP变化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从整体上呈现出东部地区的基数规模大增速中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数规模中等增速高，东北地区的基数规模小且增速不快的特征。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都市圈的人均GDP高于7万元，小部分都市圈的人均GDP小于7万元；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的GDP呈现递减现象，其年均增量和年均增速表现出与GDP类似的递减特征，尤其是东北地区的都市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给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带来压力。

(3)中国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2021年都得到两倍以上的增长，且各都市圈之间的收入增长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都市圈较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潜力。通过研究发现，34个都市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最高者达到2.98倍，最低为2.0倍，而34个都市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最高者实现了3.72倍的增长，而最低者只增长了2.22倍；从都市圈之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增速高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2010年，34个都市圈的城乡收入比的均值都大于2.0，到2021年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都降低到2.0以下；西部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城乡收入比的均值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东北地区的4个都市圈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基数较大但增速较慢，导致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拉大。

(二)政策建议

1.根据都市圈的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分类施策，推动都市圈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

中国34个都市圈可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培育型三类。对成熟型都市圈，要以同城化发展为目标，加紧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推进基础设施互济共保；同时，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内部分工和布局，加快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配套的梯次产业园区以及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高质量协同发展。对发展型都市圈来说，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同时，完善产业链链长制或构建产业联盟，强化都市圈内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分工和布局，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化，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共同发展。对培育型都市圈而言，要完善都市圈内部、外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打通“断头路”和“瓶颈路”，合理集聚省域内的常住人口，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经济规模，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2.根据都市圈的常住人口、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区域差异特征，明确各个都市圈的发展和建设的重点方向

对东部地区的都市圈而言，其施策的重点是提高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引领全国参与全球竞争。对中部地区的都市圈而言，要结合落实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要求，推动都市圈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升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联动发展的质量。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而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引导人口回流，提升高质量要素集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