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绍臣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开的必然要求,其根本的要义在于通过积极的国家治理,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他者的责任、恻隐、包容与友善的精神,“货恶其弃于地”的物为人用和“力恶其不出于身”的自由创造中包蕴的为他人劳作和共享相统一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人的积极存在”对“人的积极本质”的扬弃。这是对马克思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本体论创新,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史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内涵,不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其能回应现代西方文明的困局,从而还必将具有世界历史的新文明意义。

一、中华民族所遭遇的现代危机与挑战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传统上创造了以家国情怀,对他人苦难的恻隐、敏感的极其优秀的“仁”之“大道”的文化传统,即恻隐之心的仁爱之道、恺悌君子的为官之道、合乎天下的君子之道等文化精神,但具有人身依附属性的“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礼教”社会使其暗淡而不得彰显。正如郭沫若在《马克思进孔庙》中所言,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孔子,虽然名义上获得了尊贵的地位,但其所主张的精神与文化在传统社会实际上吃了两千多年的“冷猪头肉”,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其他类似的打倒孔家店等新文化运动主张,虽然偏激,却也道出了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的“封建礼教”的桎梏作用。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遭封建束缚,外遭现代西方个体主义文明的冲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个体性原则的缺乏,“这个‘我要这样’构成了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别,所以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大建筑物中具有它独特实存”[1]300,现代世界,“一切国家制度的形式,如其不能在自身中容忍自由主观性的原则,也不知道去适应成长着的理性,那都是片面的”[1]291。“个体性原则”“主观性原则”是现代文明的根本性成果。黑格尔说:“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因为它允许主观性原则在个人特殊性自足的极端中实现出来,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1]260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活动者是而且只能是利己的个体。黑格尔说:“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同样个体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自由。”[1]253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在跟个人现实性的简单同一中,伦理性东西就表现为这些个人的普遍行为方式,即表现为习俗……成为取代最初纯粹自然意志的第二自然……”[1]170。

黑格尔毫无疑问反对家国精神中的牺牲和奉献意识,他认为,现代个体唯一的义务就是对于现代法权普遍性原则的承认并执行,因此他强烈反对传统的义务论,即为了家国和他人的利益牺牲自我而忽略了特殊利益。黑格尔明确指出:“义务的抽象方面死抱住一点,即忽视和排斥特殊利益,认为它不是本质的,甚至是无价值的环节。”[1]262对黑格尔来说,爱国心也好,民族观也罢,作为一种政治情绪,“一般说来就是一种信任,是这样一种意识:我的实体性的和特殊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当做个体来对待的他物的利益和目的之中,因此这个他物对我来说就根本不是他物。我有了这种意识就自由了”[1]267。换言之,即使爱国的政治情绪,也不能脱离开利己的自我逻辑,之所以爱国,是因为主体利己的自由意志有可能沦为为所欲为的任性,并最终由于互害的自然状态而使得利己不可能。

可见,看似文明化了的现代社会,其实质仍然演绎着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逻辑。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这样的现代个体的关系就是“相互见外地对待着”的市民社会。赫尔德在中西发生“礼仪之争”之后,认为传统中国因为没有强调个体的逻辑,所以“这个泱泱大国将来要么自行分裂解体,要么那些较为开明的乾隆们做出父亲般的决定,将他们养育不了的东西当作殖民地拱手让出,这样,可以减轻传统习俗的束缚,相反引进思想和心灵的比较自由的自我能动性”[2]。

这种个体和利己主义的逻辑甚至在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婚姻的“爱”的讨论中仍然无法摆脱,认为婚姻和家庭的根本逻辑是成全自我,而非成全他人。黑格尔明确指出:“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别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1]175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利己主义在民族—国家的法权保障下,虽然存在剩余价值的剥削,但还能形成以形式平等与自由商品交换的话。在全球的范围内,由于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也保障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法权,作为这种利己逻辑支撑的现代西方国家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约束,由以利己、竞争和支配为民族精神的西方文明所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全球化,便不是和平的,而是殖民的、战争的、帝国的、霸权的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西方在人类历史地理的空间上主宰着全球文明的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3]

二、另一种现代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现代西方个体主义的资产阶级文明“奔走”于世界各地,将剥削和压迫输出到世界的同时,一方面“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405;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有识知识分子,特别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不学习西方是不行的,简单学习西方、照搬西方的道路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另一种非西方的现代化路径:通过民族和国家的爱国主义集体启蒙和积极有为的国家治理(而不仅仅是西方个体主义的逻辑),完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追赶,并以之来应对和克服现代西方文明的征服与扩张逻辑。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说:“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683。只是马克思并没有想到,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往前推进,而是东方逐步赶上西方,并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可有效克服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

黑格尔曾高度肯定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战争并称其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只是黑格尔同样没有想到,世界历史的大船航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之水域时,在通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继承和转换之后,已然用另一种现代化的方式摆脱西方文明的征服,并悄然开启了新的征程。这就如亨廷顿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5]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6]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是利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精神的话,那么中国近代以来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所致力传承的则是民族独立、解放与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民族精神。

黑格尔曾指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想要跳出时代的罗陀斯岛是愚蠢的,但黑格尔不知道的是,哲学与民族文化可以是复数,他在将个体化和利己的原则理解为历史时代的最后原则时,忘记了另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可能性。因此,黑格尔在对东方民族和文化的蔑视中变得狭隘起来,就如库尔特·F·莱德克尔所说:“黑格尔关于基督教和国家为了实现自由和充分展开精神的真实本质而结合的理想,造成了对世界史特别是东方的歪曲解释。这些在殖民扩张时代不仅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反而干脆被接受和认可了。如果我们用民主的和全球的眼光如实地说明东方的现代发展,包含在这里的空想就站不住了。”[7]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是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古希腊时代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继承和发展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与解放的渴望。

而这一渴望是通过民族独立和积极的国家治理来实现的,黑格尔的国家只为人格权利提供保障,并为个体的主观自由划定范围,其基本的使命在于保护与保全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市民社会需要的满足,所以黑格尔承认国家只能被视为消除急难而成立的组织。一旦超出划定范围的要求去积极引导民众参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话,就被黑格尔批判为一种类宗教的僭越,并且会危害内心生活的权力。对黑格尔来说,不管国家引导的内心生活是高尚的还是卑贱的均如此,因此黑格尔心目中的国家在根本性质上是消极的,并且是被市民社会的原则所规定了的国家。

虽然和契约论不同,黑格尔大谈特谈国家和集体,这种对国家和集体的强调似乎是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明证,但实际上是摒弃了自由主义的国家—个人二元对立的认知的真正落地的自由主义文明国家,是自由主义的“具体自由的现实”。虽然黑格尔将利己主义的自由理解为秩序、制度、管制和高度的政府控制,但这一以利己个体为逻辑依归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消极和无为的,充其量只是个体自我满足的中介或手段。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8]17他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9]

如果转化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就是全力促成“人的积极本质”和“人的积极存在”的实现与发展。黑格尔将道德交给纯粹的个体意志与私人自由,并不认同“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主张。但就像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可以与个体主义的逻辑相统一一样,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同样可以与个体对“积极本质”与“积极存在”的追求相统一,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发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作用。如果现代文明如马克思所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0];那么中国式的现代文明则必将利己欲望的积极本质和全面发展、责任担当的积极存在辩证统一起来,并且不将后者简单理解为主观和私人的意志,而是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同等重要的社会公序良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8]10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是只重视人的积极本质,也就是情欲、欲望无限满足的文明,其势必造成异化、斗争和各类现代危机。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积极存在的强调,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国家治理的传承与弘扬,将有效破解单一化唯欲望是举的西方文明的难题与困局。正如吴晓明所指出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仅把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理解为自身的基础,而且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自觉地把握为本己的任务。这个任务意味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国的文化传统将在继续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复活与重建,从而迎来这一文化传统的再度青春化[11]。

再比如,通过积极的国家治理完成现代西方文明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有之义,而通过积极的国家治理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在给西北局的指示中就明确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12]。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纲要草案关于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的几条规定,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民族平等”,并指出了三个“才需要”:为了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实行,才需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正是为了使各民族将来能够共同走向大同境遇,才需要民族区域自治的;正是为了消除狭隘民族主义,为了更有效更迅速地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才需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

经过几十年扎实的民族工作,中国彻底解决了民族歧视与不平等的问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3]。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和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时代主题,积极的国家治理在民族工作方面就体现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同时,提出了“四个共同”“五个认同”的重要论断。在具体治理方面指出,各统战部门和各级机关“要顺应时代要求,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各级机关和机构要“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4]。据笔者所知,比如上海就锚定互嵌共融,通过结对认亲、地校共建、社区融入等途径,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和“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的民族工作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

而这些具体的实践深刻地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因此具有新时代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之后的新文明的特征。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理性的逻辑曾经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让人类陷入坚固的“铁笼”中,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是一种彻底的解放逻辑。概括而言,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与马克思的“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5]是相通和默契的。

遗憾的是,西方现代文明还在多元主义、同化与熔炉之间不停摇摆,并且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主导下,日益造成族群、性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仇视与战争,新法西斯主义已然在西方蔓延开来,并且日益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危险源。从这点来说,以“人的积极本质”和“人的积极存在”相统一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积极国家治理的深入推进,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而且还具有世界历史的新文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