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彪

(1.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2.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3)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2]。中国式现代化即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充分结合本国国情和自身发展实际,探索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2],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典范,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949—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的转折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萌发期。这一时期,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样的国家等一系列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的方针[3]。在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坚持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在遵循一般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结合自身历史发展逻辑、国际国内形势,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以实际行动展示了“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4]67。这些探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拓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充分展现了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

一、依照自身需求独立自主地选择合适的政治形式

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政党与政府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选择适合自身的政治形式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自身实际情况为根本出发点,在顺应历史潮流并充分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选择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形式,确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管理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等一系列基本制度。其中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立自主精神的是选择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步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形式,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选择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思考。20世纪20年代,受到苏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一度把建设联邦制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促进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为中华联邦共和国。”[5]678相对于其他国家,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联邦制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联邦制,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所创造的新形式,即统一的中国本部与蒙古、西藏、回疆三个自治邦所组成的联邦制国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党自身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未来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的成功实践使中共中央在1945年10月决定,“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5]765,并在此方针的指导下于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建立单一制结构形式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联邦制的构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报告《论联合政府》、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的“双十宣言”,以及 1949年8月22日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都有“联邦制”国家的相关表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究竟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成为当时中共中央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曾征求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在大量调查与审慎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同苏联的历史发展与具体特点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6],建议保持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党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选择了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周恩来进一步对选择单一制国家形式做出解释,认为我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是为了抵制“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的企图[7],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最终确认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这对于此后中国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产生了重大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是紧密相关的。在思考国家结构形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自决权的方式。结合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共存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长期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给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答案。

早在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即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做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的决定[5]15。之后,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建立,极大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伴随着单一制国家形式的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最终确定下来,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8]。

(三)初步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9],其形成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战后国家重建的方式,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以“政党联合”的方式实现抗日建国的政治主张,即“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10]。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通过政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要问题”的号召[11],促成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和平建国”等五项协议的通过。但随着国民政府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政党联合”方式重建国家的努力宣告失败。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着手考虑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五一”口号(1)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获得各界的积极响应,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各界人士协商建国,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就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以及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初步确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意味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此时各民主党派面临着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如果继续存在、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等问题。对此,毛泽东认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2]34,在关键节点助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建言献策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及之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在经济恢复与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重视赢得经济独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现经济独立是一个国家自主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政治独立,在此基础上如何赢得经济独立,开创属于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成为当时考验中国的重大难题。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强调 “国家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的独立自主经济建设方针[13]。在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建设独立的、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成功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路径,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始终注意妥善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一)自主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路径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4]1427,这意味着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围绕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总结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针[15],最大限度地保证城市生产的正常运转;没收官僚资本组建国营经济,为公有制经济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共同纲领》中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并相应的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一兼顾“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组建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了全国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综合运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先后打赢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有效稳定了金融秩序、平抑了物价;适时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研究和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目标任务及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据董志凯在《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恢复受到战争影响,开始时间较多数国家晚三到四年,并且建设资金更加匮乏,国际环境更加恶劣,但中国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恢复,速度追上了欧亚大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16]。取得这种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依照国情自主选择了适合自身的经济恢复路径。

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为了配合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党中央决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基本采用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模式,这种过渡模式发端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作为家庭经济补充开始推行的互助组,互助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之后的各解放区获得较大范围的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即结合中国国情并遵循着互助组的历史脉络,采用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过渡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改造成功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和平赎买”方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在解放战争中基本保持了中立,还涌现出许多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一定贡献。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简单采用苏联“消灭剥削者”的做法,而是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和平赎买”的改造方式。“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历了从“四马分肥”到定期定息的发展,并最终将其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此同时,还将企业的改造同对资方人员的改造结合起来,妥善安排了资本家的工作岗位,使其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受到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爱国者。“和平赎买”的政策使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17]。

(二)妥善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经过再三权衡,于1953年最终选择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将追求经济独立放在重要位置,没有局限于短期利益。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曾提出中国加入由其主导的经互会的建议,从短时期来看加入经互会,会使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对加快,发展难度相对降低,因为参与到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一体化中,就能够依靠苏联的工业体系并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苏联丰富的资源,但是这需要以牺牲我国建成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长远目标为代价。所以毛泽东当即果断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对赫鲁晓夫说道:“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18]42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后,否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说道:“中国是个大国,具备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18]52最终,中国共产党利用1950年和1955年两次从苏联分别获得的3亿和23亿美元低息贷款,从苏联和东欧引进了大量成套设备,建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构建起独立的重工业骨架,为后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将国家和民族发展置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使中国最终赢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即便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恶化,中国也依然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国家的发展,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建设成就。

三、外交中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对一个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今后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期思索,得出了必须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中践行独立自主原则,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坚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思考新中国如何涤荡百年耻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过程中,陆续形成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主要指的是中国不仅“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19],而且要全面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和文化影响。这两项政策废除了旧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丧失已久的关税、领事裁判、驻军等主权,真正做到了“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4]1465。这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决心。

“一边倒”的选择是由当时美苏对峙的国际环境决定的,同时也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14]1473,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也决定了我们只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此指导下,中国和苏联于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赢得国际生存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20]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无限期的倒向苏联,而是以相互平等和尊重主权作为原则基础的。正如毛泽东所讲:“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12]176中苏关系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种说法。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将来中国同各国所建立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21]569,这可以看作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发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践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完善,最终周恩来于1953年12月接见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谈话中正式系统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1954年4月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这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登上国际舞台,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在于独立自主,它强调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不论国家大小与强弱,都应该在尊重本国独立自主与他国独立自主前提下平等交往,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生动体现。

四、抗美援朝的胜利推动了国防、军事现代化,增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军”无视中国警告,很快越过三八线,并向中朝边境推进。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考虑国内外局势,经过反复权衡利弊,自主做出了“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判断[22],以超凡的勇气决定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4]9,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首先,抗美援朝的胜利稳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奠定了中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23],真正起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效果,使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稳了脚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

其次,抗美援朝的胜利给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从外部来看,“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21]355,将严重影响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建设,使其无法充分发挥背靠苏联的优势,进而打乱中国工业布局计划,严重迟滞中国工业化进程,影响中国构建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进度。另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被美国控制,如果整个朝鲜半岛也被美国控制,中国就会处于美国南北夹击的状态,中国的国家安全就从根本上失去保障,独立自主搞建设更无从谈起。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这种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为中国独立自主开展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内部来看,抗美援朝的胜利打击了国内反动分子的气焰,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抗美援朝期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极大提升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为中国独立自主开展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最后,抗美援朝极大推动了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现代化,增强了军队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志愿军的各军兵种都到了前线,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21]355,使我们经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抗美援朝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转向兵种齐全的合成部队转型的步伐,加快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步伐。

五、在文化建设上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的现代性离不开文化的传承性,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更是如此,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探索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对如何坚持文化的民族性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结束了百年的屈辱,真正站了起来,而政治上的独立,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要建设一种凸显民族性的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道:“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24]周恩来1951年9月谈到文化建设时讲道:“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25]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精神的指引下,高度重视凸显文化的“民族性”,在当时的诸多细节中都有所体现,如1949年7月13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人民日报》发布国歌征集启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提出的要求中第一条就指出必须要有中国特征。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医政策的演变同样凸显着文化“民族性”的逻辑。对中医的政策经历了“团结中西医—中医进修—西医学中医”的转变,这里提倡西医向中医学习,目的在于使其承担起整理传统医学、并将之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的使命。这种转变背后同样凸显着重视传统中医文化“民族性”的逻辑。再比如,对传统国画也经历了从盲目学习苏联技法到强调中国的传统技法的演变。类似的案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有许多,其内在逻辑与基本精神在于凸显文化的“民族性”,建设属于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注重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

1949—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经受住了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考验,而且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在借鉴别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自身国情与历史发展逻辑,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宝贵的经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展现出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使我们认识到“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26],为我们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