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赵希午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重大理念。习近平多次在重大会议与重要讲话中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一种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2]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和关键载体,学习并领会两者的关系,探求协商民主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政治文明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详析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民主理论体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逻辑与本质特征上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为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契合的理论逻辑

第一,同根同源的文化基础。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拥有天下一家、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等独特的政治思想,拥有“民本”“中庸”“和合”等独有的政治胸怀,拥有“谏议制度”“庶民议政”“礼法并重”等独到的政治制度。协商民主充分展示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虚怀纳谏的特质,形成了“商以求同集民意,协以成事聚民心”的政治氛围,其蕴含的协商要素与全过程要素为新时代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原创性资源,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可资借鉴的范本,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化自信。

第二,同心同德的理论基础。首先,人民民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应用领域都坚持的理论,肯定了人民群众是权利的真实主体,保障了政治资源的配置向其倾斜。其次,统一战线理论为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各社会团体深入开展协商提供了交流平台,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协商主体的意见并达成共识,提升了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最后,群众路线理论表明了维护最广大民众利益的基本政治立场,使协商民主真正联络群众、深入群众、理解群众、服务群众,为新时代人民群众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第三,同向同行的实践基础。首先,萌芽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其本质还是独立存在的政党,就政治问题进行协商,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协商实践。其次,发展于新中国成立时期。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到1957年中共八大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方针和法案都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协商。最后,成熟于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协商民主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打造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一批普惠民生的工程。

第四,同商同治的制度基础。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重要制度载体,利用协商民主征集民意、汇集民智、反馈民情的优势,确保立法和决策前的讨论协商,使人大代表反映民忧的机制更加科学合理。其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的基本制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政治引导,使协商内容更加具体化,国家决策更加民主化。最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保障基层民主权利为核心,协商议题直接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挂钩,有针对性地关注其社会需求,坚持正向引导,有利于促进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健康发展。

(二)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契合的本质特征

第一,政治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政治性是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长治久安的政治民主、民富国强的经济民主、繁荣向上的文化民主、安居乐业的社会民主、绿色健康的生态民主。人民性是指协商民主坚持人民至上的目标,充分遵循人民的协商意愿、保障人民的协商权利、激发人民的协商活力,从精神和物质上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主张的实现。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协商民主,确保人民的广泛共识转化为党治国理政的正确主张,确保人民的自觉行动转化为党执政兴国的重大力量。

第二,程序性和实质性的统一。程序性是指在规范性要求和规定性程序下开展协商民主,确保协商前充分征集提案,协商中自由平等进行讨论,协商后依法依规进行决策,避免了流于形式的虚假协商和荒谬决策,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实质性是指将人民意志贯穿于协商民主的全过程。想不想、要不要、做不做由人民群众说了算,在议事内容、议事过程、议事决策上通过倾听和反馈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建议权和监督权。实质民主保证人民权利的实现,程序民主保障协商流程的规范,彰显了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第三,公开性和真实性的统一。公开性是指协商主体、协商环境、协商内容、协商过程、协商结果等是公开透明的,是基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进行协商的民主形式,是基于公共交往和公共理性进行协商的对话方式,公平公正地保障了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真实性是指协商民主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政策方针、政治权利、政治资源都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充分体现,是党执政的初心使命与民主本意的高度统一。将协商工作的全流程向人民公开,通过弥合分歧达成公共决策,体现了人民参与协商活动的真实性。

第四,价值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价值性是指协商民主在培养人民群众政治观念和引导其参与政治活动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促使民主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政治效能不断提高、政治权威不断提升,所蕴含的协同与包容的品格,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优秀成果。时代性是指协商民主的创新性发展需要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彰显协商民主交流互鉴的效能,对于巩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完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两者的有机统一遵循时代潮流,有效发挥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向心力、感染力、影响力。

二、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分析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人民当家作主道路上形成的一种本土民主形式[3],这决定了其效能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使命息息相通。协商民主不仅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主,还赋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的内涵、渠道、形式与方式。

(一)协商民主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

一是对价值理念的更新。协商民主以达成人民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规范为终极目标,坚持以参与、合作、理解和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解决实际问题。以参与为价值取向的协商民主可调动不同价值偏好的人民群众主动参与;以合作为价值取向的协商民主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来促进社会和谐;以理解为价值取向的协商民主通过理性分析和全局观念实现最理想的公共判断;以达成共识为价值取向的协商民主可切实追求利益分配的相对平等,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普遍化与实践化的价值基础。二是对实现方式的创新。协商民主在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发明创造了一整套有生命力的民主方案,具体地、现实地将实现人民美好愿望落到实处。一方面,具体地培养协商民主治理精神、完善协商民主治理制度、创新协商民主转化机制、完善协商民主监督机制。另一方面,现实地丰富协商民主治理形式、优化协商民主构成结构、强化协商民主主体作用、健全协商民主对话机制,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对评价标准的革新。协商民主的评价标准问题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4]。协商理念是否科学、协商行为是否规范、协商制度是否有效、协商结果是否公平等都要看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协商民主以真实的实践效果和人民的真实感受证明:协商民主尊重人民群众的诉求,追求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支持并鼓励各种协商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可、大力支持的民主政治制度。

(二)协商民主拓宽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

一是搭建多样的协商渠道。善于突出并发挥各种协商渠道的特色和优势,根据各类协商渠道的受众人群与发展程度,灵活调整协商的范围和重点,广开言路、广集众智、广求良策,既要保数量,还要保多样,更要保质量。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常态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智库渠道,引导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理性参与民主政治建设,运用媒体的传播优势广泛收集民意,利用互联网的数据优势分析主流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以此推进协商民主渠道的建设工作。二是构建畅通的协商渠道。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进行协商,畅通社会关心的热点协商议题征集的渠道、群众关切的堵点协商议题提案的渠道以及各种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营造畅通无阻、畅所欲言的协商氛围,推动各类协商渠道的有效衔接,使人民群众获得持续参与各领域和各层级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发挥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协商民主之作用。三是组建有序的协商渠道。探索有序扩大人民群众参加各类协商活动的渠道,要坚持请进来的协商策略,聚焦民生议题,邀请相关群众参加协商活动,把人民群众自发的政治参与转化为有效的协商参与;要坚持走出去的协商策略,将协商会议开到群众中去,对于涉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反馈给不同协商渠道的具体负责单位反复协商;要坚持沉下去的协商策略,发动各类协商渠道进乡镇、进社区、进企业宣传党的政策,充分了解民意,推进协商民主的多范围覆盖。

(三)协商民主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

一是形成最广泛的协商民主形式。其广泛性体现在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协商形式在发展一线、民主一线、基层一线共同运作的协同形式。有利于广泛听取意见并达成共识,随时发现错误并及时改正,广泛接受批评并实时监督,有效克服了因利益相互竞争、因协商排除异己、因决策无法落实的弊端。协商民主紧紧依靠人民,寓社情民生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全过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二是确立最真实的协商民主形式。在多种协商形式全方位、全系统、全要素的保障下,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真协商,推进了权力运行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真协商,确保了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信息公开的真协商[5]。大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与政策,小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实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充分发挥真协商的优势。三是创建最管用的协商民主形式。能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协商形式是否管用的标准。立法协商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参与重大立法过程的积极性,体现了立法工作的民主性和有效性;行政协商全力提升行政立法、调节、决策、救济和执法的完整性,体现了行政工作的系统性和廉洁性;社会协商倾力提升社会治理体制的科学性以提高社会自治能力与水平,体现了社会工作的全局性和自觉性,在实践中转化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力量。

(四)协商民主健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

一是拓宽协商的广度。由于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协商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直接关系到协商结果的好坏。摆脱被动单一的协商方式,树立主动多元的协商意识,坚持传统协商与网络协商相结合、集体协商与个人协商相结合、口头协商和书面协商相结合、直接协商与间接协商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健全的包括提案、网络、会议、咨询、座谈、公示在内的多种协商方式,有利于协商结果更加顺乎民意,贴合实际。二是拓展协商的深度。作为沟通利益双方的一种载体,协商要达到一定的深度,首先要创建一个敢于说话的平台,其次要营造一种敢于说真话的氛围,对难以深刻理解的观点反复释疑、难以形成共识的观点反复辩论、值得深究的问题反复互动。通过深度协商了解分歧所在,为科学决策提供灼见真知。例如,利用网络匿名方式进行议政问政与互动协商,有利于人民群众推心置腹地各抒己见,确保政民协商的真实性。三是增强协商的力度。协商多以平和的态度与亲和的话语柔性化解争议,缺乏刚性的硬约束。因此,力度的强化有赖于加强协商的专业性,应以严厉的要求和务实的作风练就协商本领,充分理解协商的原则、特征、方法,优化协商方式的程序,规范协商方式的秩序,提升协商方式的实效,对应付了事、敷衍塞责的协商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切实提高协商方式的力度,体现协商民主的温度。

三、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探析

协商民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共中央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重要战略部署。面向国家的发展指向,运用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积累的优势,给予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启迪,有利于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民主。

(一)培养协商意识,提高民主认知能力

协商意识是确保协商活动有效开展的重要主观条件,从协商民主实践的角度出发,协商主体和相关部门应积极作为,增强协商意识,提高协商能力,营造主动协商的氛围,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一是培养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意识。协商民主的参与性是指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协商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协商民主的治理性在于国家部门通过人民群众的反馈监督来实现其职责。依托网格员、志愿者、党员干部等合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烦心事、闹心事、揪心事,及时回馈社情民意、回复协商提案、回应群众关切,通过网上网下多种方式学好协商理念、用好协商文化、讲好协商故事、展示协商风采,以此培育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意识,激活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效能。二是强化政协委员履职担当的意识。政协委员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责任人,其履职意识与能力与政协的工作效率及治理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发挥政协委员能履职、善履职、勤履职的主体作用,能够使其真实客观地了解国情与民情,以此制定有针对性的提案,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交一份合格的履职答卷。例如,云南红河州政协通过搭建学习提能平台、协商议政平台、聚力招商平台和为民服务平台有效地促进了协商民主的落地,让人民群众切实地感受到政协委员的“接地气”。三是培养社会组织积极作为的意识。社会组织作为人民群体有序参与协商与表达意愿的渠道之一,近年来基数在不断扩大。因此,厘清社会组织协商的程序架构、梳理社会组织协商的运行模式、探索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路径,引导其合法、合规、合理地开展协商,有利于巩固和夯实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

(二)统筹协商布局,规范民主运行程序

中国共产党是统筹协商布局的领导核心,是制度运行的重要保障,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根本保证。因此,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和促进人民群众协商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国家顶层设计系统性、前瞻性、可行性的优势,以文件规范的硬约束和行为规范的软约束确保协商民主程序的正常进行。基层作为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对与人民群众切实相关的重大问题和实际要求进行合理关切,有利于推进协商民主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中央和地方协商民主协同互动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协商民主双向合力的效能。二是坚持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原则。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重要形式,是国家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出发,因地制宜所做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人民选举权力产生人大代表;另一方面,以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平等对话和讨论决策的协商形式寻求最大公约数。实践证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不是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其相互补充是调动全社会参与民主政治的“黏合剂”。三是坚持政府引领与人民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如何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协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推动政府设置协商议题、调整协商策略、保障协商成果的重要一环。因而,主动深入群众、尊重群众意愿、鼓励群众参与,运用“微课堂”“微服务”“微论坛”等方式开展协商,使协商内容更加贴合群众需求,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协商的良好局面。

(三)完善协商制度,加强民主保障机制

运用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系统性优势,不断优化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的发展和落实,促进协商民主精细化、程序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的牵引作用。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人民政协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着力提高深度协商互动。”[6]提高政协委员的主体协商意识、优化人民政协的协商治理方式、健全人民政协的协商对话机制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协商民主氛围,以务实举措架构与不同界别群众沟通的桥梁,巩固人民政协在国家协商治理中的示范功能,使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二是强化基层社会协商民主的纽带作用。作为协商民主联系人民群众的首要阵地,基层民主通过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达成统一协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和统筹协调作用,将人民群众的大事小事纳入协商范围,通过街道议政会、民主洽谈会、乡镇议事会等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在基层协商中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强化协商结果的借鉴利用,不断丰富协商经验,推动基层协商合作治理的深入发展。三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加持下,协商民主的范围扩大至各民主党派,在建言资政和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吸纳和汇集了更科学有效的建议,是新时代推进多党合作、凝聚多党共识的优秀范式,促成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互促互进,不仅在中国实现了全过程、全领域、全阶层的民主共享,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真实的中国民主形象[7]。

(四)拓宽协商方式,强化民主技术赋能

随着人类社会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科学规范地运用信息技术拓宽民意征集与民意整合的渠道,实现数创协商与数智协商的有机衔接[8],对于实施更大范围和更广参与的协商民主提供了技术支持,信息化成为推进网络协商的重要力量。一是搭建协商智慧平台。突破时空限制打造“云协商”是顺应时代科技潮流的目标定位,如上海政协推出的“政协头条”APP,聚焦全国时事新闻与政治协商的最新动态,利用算法推荐技术精准推送本地栏目资讯与感兴趣的内容,打破了“数字鸿沟”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等,提高了网络协商信息的传达率与互动率,提升了网络协商影响的作用力与公信力。随着协商民主与技术互联、互通、互促的程度不断加深,常态化和长效化的网络协商方式将成为未来趋势。二是创新协商运行方式。充分发挥网络信息传播性广和共享性强的特点,创设网络调研、网络议政、电话回访等远程协商新场景,打造场内场外共同议政、线上线下互动协商的新格局,引导群众善于协商并乐于协商。党的二十大就相关工作进行网络征求意见时,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学习强国”等平台开设了意见专栏,实现“零距离”献言献策,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高涨,仅一个月就收到了建言854.2万条,真正做到问需于民,为协商民主提质增效。三是推进协商技术升级。依托海量数据优势,着力优化算法能力,运用数字分析和决策手段,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智能化全过程协商民主。为拓展政协协商民主的深度,盐城市政协于2022年推出数字政协云平台,包含一网一微一端以及六大在线板块,根据民意反馈情况,提取“热议话题”形成提案,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政协委员履职尽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9],实现了“键对键”和“心连心”相统一的协商民主,创造了“中国式商量”的新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