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晓琴, 周毅◇

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 中提出, 文学地理空间是作品中“由情感、 思想、 景观(或称地景)、 实物、 人物、 事件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具体可感的审美空间”①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143 页。, 并以是否直接显现, 将文学地理空间的构成要素分为隐性要素和显性要素。 在他看来, 显性要素不局限于“景观”, 同时应注重受现实地域影响而又反映在文本地理空间中的人、 事、 物。 罗伟章是一个地理意识较强的作家, 用乡土叙事不断重塑着他的精神故乡。 他创作的大量乡土题材小说往往以川东北宣汉县“老君山” “清溪河” 为主要地理景观, 并着重刻画这偏远地界的村民如何为了改写命运而进行的种种挣扎。 本文从地理景观与人物类型等显性要素角度深入探析罗伟章乡土小说独具美学意味的地理空间建构。

一、 老君山: 贫瘠险恶的巴山“弃子”

罗伟章小说世界的老君山贫瘠险恶, 源于其故乡老君山地理景观原型真实的地理特征。 它“是大巴山脉的弃子”, 负重前行的大巴山“边跑边扔下大把的儿女, 女儿成为谷地, 儿子成为山峰”①罗伟章:《谁在敲门·后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670 页。。 大巴山本就高岭深壑, 险峻高绝, 而“弃子” 一般的老君山, 更是得不到大巴山的呵护。 “弃子” 这个比喻其实是罗伟章对家乡老君山地形地貌的深刻体会, 暗含了他童年丧母的经历, 显示出作者与老君山同命相怜。

罗伟章作品中的老君山土地总是那么贫瘠。 1975 年, “老君山96 天滴雨不下”②何玉新整理,罗伟章口述:《隐居成都,写作让我拥有精神家园》,《天津日报》2016 年12 月8 日第13 版。的困窘更是让饥荒成为老君山乡民的集体记忆。 因为罗伟章实在痛心于这方故土, 因此不断重述土地贫瘠导致的物质匮乏。 “出石头和荒草, 不大出庄稼, 更不生钱”③何玉新整理,罗伟章口述:《隐居成都,写作让我拥有精神家园》,《天津日报》2016 年12 月8 日第13 版。, 在他笔下, 乡村丰收富余的场景极难寻见。 《我们的路》 中, 老君山下鞍子寺贫瘠的土地只让油松生长, “庄稼却无法获得丰收”④罗伟章:《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第148 页。。 在《越界》 中, 作为“老君山影子” 的马伏山, 即便在春夏之季也花朵稀少, 花蕊缺少香气, 叶子大多“蔫不拉叽”⑤罗伟章:《寂静史·越界》(中篇小说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210 页。。 闭塞偏远的川东北乡下, 粮食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 一家老小的全部开支基本上都得指望卖掉粮食换点钱, 如果收得少, 卖得多, 日子就没法过下去。 《大嫂谣》 中, 老君山“土地瘦, 收成薄”, 收获的粮食仅够存活, 无法卖掉过多的粮食去抵“儿子欠下的债”, 这让大嫂“心理充满恐惧”⑥罗伟章:《我们的成长·大嫂谣》(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第57 页。。 《不必惊讶》 中, 因为“土薄田瘦”⑦罗伟章:《不必惊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152 页。,小夭辛勤耕作得到的粮食远不够偿还因为各种摊派而欠下的债务。 罗伟章随时牵挂着川东北的山水人民, 笔下呈现出的都是那片山川中坚韧的生命伟力。

老君山不仅土壤贫瘠, 而且地势十分险恶。 《饥饿百年》 中写道, 老君山“峭崖耸峙, 似乎找不到能放稳一只背篼的平地, 大有‘陆断牛马, 水截鹄雁’ 之险”⑧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年,第9 页。。 地势险恶的直接后果是土地资源有限、 水陆交通不便、 活动空间狭小。 所以罗伟章笔下的川东北乡镇, 也大都只能依山取势。 例如, 《河风》 中的白斗寨“奔突而下, 很霸道地将沿途的镇子朝河边挤压”⑨罗伟章:《寂静史·河风》(中篇小说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228 页。。《一种鸟的名字》 中, 万山丛中的响水滩镇“因地势逼仄, 房子挨着房子”⑩罗伟章:《寂静史·一种鸟的名字》(中篇小说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266 页。。

二、 清溪河: 意蕴丰厚的地理标识

“河流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代乡土空间。”⑪蒋林欣:《河流:独特的现代文学乡土空间》,《社会科学家》2016 年第6 期。讨论罗伟章乡土小说地理空间的显性要素时,清溪河与老君山一样, 都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地理景观。

干旱年月, 清溪河是老君山一带灾民们能否熬过生存极限的“希望之河”。 这条养育老君山人的母亲河, 承载着罗伟章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 在记忆中, 它像“瘦弱的飘带, 随山取势, 弯弯绕绕, 绕到天尽头”⑫罗伟章:《谁在敲门·后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671 页。。 作为何家坡、 望鼓楼、 老君山、 罗家坝、 千河口等乡土空间久旱不雨时的最后水源, 它往往寄托着人们渺远的、 最后的一点生存希望。 在《饥饿百年》中, 当没断过流的大河沟也干枯后, “何家坡、 望鼓楼及更高老君山上的人成群结队, 下山到清溪河背水。”①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年,第332 页。而因清溪河上山的路不平, 村民们背一次水需要在烈日下奔波八九个小时②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年,第332 页。。最后在饥饿和炎日下村民筋疲力尽, 因缺水缺粮陷入了生存绝境。

罗伟章对自然常怀敬畏, 他借助清溪河的变化, 揭示出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生态的破坏。 《饥饿百年》 中, 在父辈何大时期“温婉清丽” 的清溪河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浮动着死鱼眼似的油汁” 的清溪河; 河边的游鱼和岸边的芭茅也被“巨大的淘砂群落”③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年,第447—448 页。取代。 《不必惊讶》 中, 成米的一番独白, 说出了“制糖果的, 造化肥的, 造纸的”④罗伟章:《不必惊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150 页。一类工厂的污水排进清溪河, 让清溪河变得肮脏的变化。 再如近期新作《隐秘史》 中的清溪河岸边滨河路开着的“成排餐馆”⑤罗伟章:《隐秘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年,第14 页。使河水变浊变黑。 《谁在敲门》 中, 清溪河的遭遇每况愈下, 越来越名不副实。 居民们肆意丢弃的生活垃圾和工厂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 都使得清溪河在太阳蒸腾下就“臭气如煮”⑥罗伟章:《谁在敲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58 页。。

采砂船、 餐馆与工厂的废水、 居民的垃圾直接破坏了乡土空间的生态环境。 一直以来, 罗伟章对“现代性缺陷作出了尖锐的批评”⑦周毅,靳明全:《“反现代派”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以罗伟章为例》,《当代文坛》2011 年第2 期。。 他勇敢而及时地观察、 记录城镇化、 工业化道路上乡村生态的恶化, 是为了警醒世人, 不能妄图以损毁生态的代价来换取高额的利润回报, 不能只图个人一时之便而忘记美好的家园需要共建共享。 农民、 务工者、 各种老板、 投资者、 游客, 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劳作、 享乐、 经过的人, 无不处于同一个生态共同体, 短期的急功近利, 必将受到潜在的、 长久的生态惩罚。

清溪河的流动不息, 象征着乡村现代化历史动向的不可阻挡。 “ ‘流动’ 正是河流首要的特征”⑧蒋林欣:《河流:独特的现代文学乡土空间》,《社会科学家》2016 年第6 期。, 罗伟章“对生态主题关注是充盈和饱满的”⑨刘永春,全文静:《家族叙事的新突破与现实书写的新高度——论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的审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 年第2 期。, 并不局限于展现清溪河遭受的污染,他还常以河水的流动象征时间的流逝, 代表未来的不可抗拒与乡村现代化的不可逆转。 《大河之舞》 以河流隐喻时间, 完成对罗家坝巴文化改变与消逝的寓言式书写。 在近代之前, 半岛是属于“空间的”⑩罗伟章:《大河之舞》,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288 页。, 罗家坝人维护他们的空间, 以此保护着罗家坝的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姐姐对河流的着迷正是“对‘时间’ 的着迷”⑪罗伟章:《大河之舞》,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288 页。, 罗家坝人排斥姐姐实际上是排斥时间, 而时间跟河水一样, 都注定不断向前流淌, 半岛文明也逐渐表现为开放的现代文明。 《谁在敲门》被罗伟章称为“河的文明”⑫罗伟章:《谁在敲门·后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671 页。, 与《饥饿百年》 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联系, 体现了乡村随时代不断现代化、 不断更新的必然性。 书中“父亲” 的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 子孙辈悉数登场成为新时代的主角, 乡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注定向前⑬刘永春,全文静:《家族叙事的新突破与现实书写的新高度——论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的审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 年第2 期。。 河流不随生死而停止, 时间也永不停止, 任何人都不得不与时俱进。

在“靠天吃饭” 的农业时代, 一旦遭遇自然灾害, 清溪河往往成了故乡人赖以生存的最后希望。 现代化进程中, 农村、 乡镇的生产模式逐渐改变。 在开采燃气、 发展餐饮时, 一些人的确得到了短期实惠, 但整体来看, 植被遭到破坏、 野生动物遭到售卖, 自然生态持续恶化,衰败和危机已经悄然降临。 被污染的清溪河“是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衰败的缩影”, “折射出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乡村之痛”①刘永春,全文静:《家族叙事的新突破与现实书写的新高度——论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的审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 年第2 期。以及这种虚假繁荣背后深层隐忧的展现, 反映了这位大巴山作家耿直的个性和可贵的清醒。 他不只是看到了时代潮流的不可抗拒, 还借清溪河的遭遇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旧时光的怀念。

三、 故乡人: 进退两难的生存困窘

乡村空间的逼仄、 乡土文明的流逝, 逐渐导致乡民分化为固执的坚守者、 决绝的离去者、犹豫的徘徊者三大类型, 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 无论哪种人物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第一类固执的坚守者, 他们是土地的守望者。 自古以来, 农村人主要依靠农业谋生, 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所言: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②费孝通:《乡土中国》,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 年,第9 页。《饥饿百年》 中的何大, 前半生因没有土地而居无定所, 忍饥挨饿, 并遭受着最恶毒的排挤打压。 老年的何大,面对长满荒草的地头, “捧起一把黄土”, “吹开土里的干草屑, 将其揣进装烟的塑料口袋里”③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年,第467 页。。 只有对土地无比珍惜、 无限敬畏的人, 才会想到这种留存土地的方式。 《不必惊讶》中, 山坡对人们不断离开望古楼村感到十分痛心, 面对“活着的土地里种着死去的禾苗”④罗伟章:《不必惊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206 页。的情景, 发出对土地荒芜的沉重感慨。 《声音史》 中, 那些已经住到镇上的老人还是想坚持种地,因为挨饿的经历让他们“不相信那么多人不种庄稼, 粮食还能源源不断地供给市场”⑤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135 页。。 这些朴素的思考, 不乏源于灾难体验的生存智慧。

这些坚守者同时也是乡土文明的守护者。 在《大河之舞》 中, 罗家坝因旅游开发需要搬迁乡民, 而始终不愿离开的三位“钉子户” ——罗传明、 桂秀英、 罗疤子, 成为半岛文明最后的守护者。 《声音史》 中, 杨浪每天废寝忘食地收集日渐减少的乡村声音, 则是以声音对抗乡村文明的消逝, 杨浪的声音是乡村最后的挽歌。 《隐秘史》 中, 尽管桂平昌的儿女在乡镇有房,却怎么也不愿意迁居乡镇, 一直生活在村落, 坚持“靠山靠田” 的传统乡村生存方式。 这些坚守者常常是“父辈” 或“年长的人”, 一方面, 他们长期生活在乡村, 适应了原有乡村的生活模式; 另一方面, 汤成民、 桂平昌、 杨浪等人都带有寓言性质, 即以他们对土地的坚守或对乡间声音的珍藏象征了对乡土文明、 乡村社会的最后守卫。

第二类决绝的离去者, 他们急于逃离贫穷的乡下, 力图在城镇寻找机遇。 在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模式下, 农民经济的宽裕程度与土地产出量紧紧挂钩, 但依靠老君山、 清溪河一带的贫瘠土地无法获得足够的可支配收入。 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 满足日渐增长的家庭开支, 乡民们只好进入城市务工。 《大嫂谣》 中的大嫂用粮食换来的钱完全不够支付儿子清明的债务和清华的学费, 因此选择离开熟悉的故土, 去往城市务工。 《不必惊讶》 通过小夭之口, 讲述了土地贫瘠对肥料的需求和农村各种公摊费用造成的经济压力, 使得一直热爱着土地并以劳动为荣的小夭也离开老君山, 走入城市。

令人深思的是, 在最饥荒的年月也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地背井离乡, 即使为了活下去而迫不得已去逃荒、 逃命, 也往往是一步三回头地对故乡满含深情, 并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家园。在罗伟章较早的作品《大嫂谣》 中, 债务压身的大嫂只得进城务工, 小说结尾, 大嫂探监胡贵后, 从监狱里走出来, “恍惚间竟看到了开往故乡的列车, 列车长着翅膀带着她飞到了清溪河、老君山”, 表达了大嫂对故土的挂念。 但是后来, 城乡发展日益悬殊, 越来越多的人毅然决然地奔赴城镇, 彻底把乡下故土故园抛之脑后。 乡村也因人口流失、 无人经营而日益凋敝和荒芜。 如在《声音史》 《隐秘史》 都出现过的杨峰, 从老君山走出后成了大富翁, 却对老家的房屋和弟弟不闻不问。 杨峰和李奎、 房校长、 李老师离开村庄的契机虽然迥异, 但是后来的选择却那么一致, 就是都“把那个地方扔了, 是因为离开使他们过上了越来越富足的生活”①牛玉秋:《无影无形有声有情》,《当代文坛》2016 年第3 期。。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人向往城市也是因为城市能提供一种心理的、 精神的寄托。 城市的热闹繁华带给他们希望、 热情、 便利, 也带给他们一种身份转化的虚荣。 如《不必惊讶》 中的二姐虽然在城市生活十分拮据, 但对外还是不断述说城市的好, 城市生活的身份优越感和生活便利感都带给二姐心理上的满足。

当然, 并非所有乡民都有能力在大中型城市定居。 罗伟章众多作品中, 特别是《隐秘史》《声音史》 以及《寂静史》 都描绘了乡民即使无法在城市定居, 也会尽能力迁居镇上的情景。《声音史》 中提到, “镇上没房, 儿子就结不到老婆”②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119 页。, 许多孩子都是在镇上长大读书, 都把镇上“当成了出生地”。 相比乡村村落, 镇上的教育、 生活、 交通等资源都更具优势和更集中,镇上逐渐成为乡民生活的基本场地, 镇上的房子也成为嫁娶的必需品。

随着农村人或外迁城市, 或定居镇上, 农村的空心化也令人惋惜, 村小倒闭, 农舍破败,土地荒芜, 村里人口越来越少。 《隐秘史》 写道, 镇上房子每装修好一户, 就意味着原本村庄少一户, 村庄最后“只剩七家了”, “很快就只剩五家了”③罗伟章:《隐秘史》,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年,第262 页。。 这种几近无人的村落在川东北越来越普遍, 其他偏远山区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越界》 中, 汤成民“想咋种咋种”, 可肆意使用土地的原因就是迁居城市或城镇的乡民都抛弃了土地④罗伟章:《寂静史·越界》(中篇小说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177 页。。 老去的乡村像年迈的父母, 无声地呼唤着流散在外的儿女们。

第三类犹豫的徘徊者, 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来回回, 两方都无法依附, 成为边缘人。这一大类还可细分为候鸟式奔波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和游魂式晃荡在城镇的无业游民。 在罗伟章笔下, 早期的农民工因父母妻子留守家园, 所以不得不候鸟式奔波在城乡之间。 农民工因现实的经济压力, 不得已抛弃自己熟悉的家乡, 在城市寻找自己和家人的“活路”⑤“活路”一词在四川方言中是工作的意思。。 他们在城市找到的“活路” 往往又脏又累, 靠透支体力挣到微薄的收入。 他们长期滞留在大中城市, 但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 他们渴望与家人团聚, 但是回家过个年就可能丢掉“活路”。 所以,早期的农民工往往一年或者几年才能在老家乡下短暂地与亲人相聚几天。 如《故乡在远方》中的“我” 和“春妹”, 在城市经历物质和精神的苦难后回到家乡, 而后又因生活压力不得不马上再次离开乡村。

第二代农民工迷恋城市生活环境, 积极主动地想融入城市, 想成为“新市民”, 可又因学识、 能力、 资源的欠缺, 难以真正在城市立足。 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农民工身份, 可实际上常居无定所, 也难以找到相对固定的工作, 只好“在城市里游荡”①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169 页。, 既是故乡的疏离者, 又是都市的边缘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声音史》 中的东升, 他不顾一切地奔赴城市, 费尽心力渴望融入城市, 不甘心跟父老乡亲一样成为“农民工”。 于是, 他试图对宿命般的身份进行反抗, 曾想通过看书获取知识来改变命运。 但最后他发现这种奢望无异于痴人说梦。 与东升耽恋城市, 返乡只是需要短暂歇息或寻求支持不太一样, 《不必惊讶》 中的成豆对故乡和城市都是既向往又批判。 在乡村时, 成豆向往城市, 对乡村事物漠不关心。 可跟三月私奔到城市后, 他又不满城市生活, 想念故乡。 只是城市生活的窘迫和感情的不顺利, 让他“已经没脸面回去了”②罗伟章:《不必惊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182 页。, 所以也只能继续游荡在城市。

还有一种情况, 与上述两代事实上的“农民工” 相关但不相同, 是父辈是农民或者农民工, 自己也是出生在乡下, 成长在乡下或者镇上, 但他们既不想从事农业劳动, 也不愿意在城镇找个正经的事情, 每天游手好闲, 最终成为乡亲心目中游魂式晃荡在城镇的无业游民。 《谁在敲门》 中的回龙镇汇聚三教九流, 许多青年吸烟、 喝酒、 赌博甚至吸毒, 但就是不找工作。大姐的儿子李志寄生于大姐大姐夫, 每日在镇上打桌球、 下馆子或者瞎混, 终日无所事事。 二哥的儿子四喜更是谎话连篇, 不断骗取家人钱财, 在多个城市挥霍, 迷失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 知识与技能的缺失让这类人物无法在城市立足, 思想和责任感的不足, 又让他们自甘堕落。 可他们又不愿意、 不屑于回到乡村谋生, 因此只能在乡村与城镇间游走。

川东大巴山区“是全国主要贫困地区之一, 也是全国农村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③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 期。。故乡农民的外出史或者迁居史是罗伟章长期耳濡目染的。 所以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写到他们无能为力的多重困境: 艰难挣扎而无效、 奋勇出走而无路、 拼命融入而无果、 不断返乡而无言、终将离去而无望。

乡村的坚守者珍惜土地, 但又不得不面对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日渐荒芜。 守护乡村文明,但又不得不面临乡村传统被不断改变甚至逐渐消逝的残局, 而新的、 更合理的乡村秩序却迟迟未能出现。 乡村的逃离者通过进城务工, 绝大部分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其心灵建设还十分堪忧。 《声音史》 和《谁在敲门》 中, 部分返乡的务工者及其留守在故乡的父母和子女, 脱离土地, 住到乡镇, 却因无所事事“闹出许多事端”④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135 页。。 随着信息化、 智能化的浪潮席卷各行各业, 工厂、 工地能够给农民工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 而家乡的田地也逐渐荒芜, 回去更加看不到希望。 《我们的路》 中“我” 舍弃工钱也决定回家看望亲人, 在看到瘦弱的老人和孩童在抛荒的土地上缓慢行走的场景时, 发出“就像是土地上活着的伤疤”①罗伟章:《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第138 页。的感慨。 一方面, “农民工的职业, 也在不断萎缩”; 另一方面, “他们的乡村已经垮了”②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168 页。。

四、 结 语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 揭示罗伟章乡土小说文学地理空间中主要地理景观以及受现实地域影响的人、 事、 物, 发现真实故乡给予了罗伟章挥不去的乡愁、 斩不断的爱恨。 罗伟章为故乡人因土地贫瘠、 地势险要、 自然灾害而导致的苦难命运感到悲痛, 又冷静反思故乡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乡村生态困境与人物发展困境。 乡村空间的逼仄、 乡土文明的流逝, 加之城镇和远方的诱惑与机会, 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在城镇化浪潮中分化为“决绝的离去者” “固执的坚守者”“犹豫的徘徊者” 三大类型。 在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趋势下, 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变大, 城市繁荣不断映衬着乡村的衰败。 大巴山农业、 农村、 农民面临的困境, 既有环境闭塞、 土地贫瘠等自然地理原因, 也有现代化、 城镇化进程中资源、 人口、 资本、 信息被城镇虹吸而去的时代背景。 罗伟章乡土小说中对故乡大巴山文学地理空间显性要素的呈现, 体现了他对故乡人命运的感慨和对故乡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也建构了属于罗伟章故乡地域的文学地理空间,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文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