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晓声

01

某日，几位青年朋友在我家里，话题数变之后，热烈地讨论起了人生。依他们想来，所谓积极的人生肯定应该是这样的——使人生成为不断“增容”的过程，才算是与时俱进的，不至于虚度的。

我听了就笑。他们问：“您笑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吗？”我说：“请把你们那不断地‘增容’式的人生，更明白地解释给我听来。”便有一人掏出手机放在桌上，指着说：“好比人生是这手机，当然功能越多越高级。功能少，无疑是过时货，必遭淘汰。手机必须不断更新换代，人生亦当如此。”

我说：“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而手机没有。一部手机，其功能多也罢，少也罢，都是由别人设定了的，自己完全做不了自己的主。所以你举的例子并不十分恰当啊！”

“你们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但若哪一天想用手机了，也想上网了，那么我可能会买小灵通和最低档的电脑。因为只要能通话，可以打出字来，其功能对我就足够了。所以我认为，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总而言之一句话，使自己的人生来一次删繁就简……”

我的话还没说完，皆大摇其头曰：“反对，反对！”“如此简化，人生还有什么意思？”“面对丰富多彩、机遇频频的人生，力求简单的人生态度，纯粹是你们中老年人无奈的活法！”

我说：“我年轻时，所持的也是减法的人生态度。何况，你们现在虽然正年轻着，但几乎一眨眼也就会成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惫，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果连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

02

大家皆黯然，未领会我的话。我只得又说：“不举例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一个绝妙的例子将人生比喻得百分之百恰当。我现身说法吧。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27岁，正是你们现在这种年龄。我自己带着档案到文化部去报到时，接待我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留在部里的，但我选择了电影制片厂。别人当时说我傻，认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留在部级单位里，将来的人生才更有出息，可以科长、处长、局长地一路在仕途上‘进步’着！但我清楚我的心性太不适合所谓的机关工作，所以我断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删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

“又比如我在40岁左右时，结识过一位干部子弟。他可不是一般的干部子弟，只要我愿意，他足以改变我的人生。他又何止一次地对我说，趁早别写作了，我看你整天伏案写作太辛苦了！当官吧！先从局级当起怎么样？正局！我替你选择一个轻松的没什么压力的职位，你认真考虑考虑。我说，多谢抬爱，我也无须考虑。仕途人生根本不适合我这个人，所以你千万别替我费心。费心也是白费心。”

何以我回答得那么干脆？因为我早就考虑过了呀，早就将仕途人生从我的人生“节目单”上删除掉了呀！以后他再劝我时，我的头脑干脆“死机”了。

03

大约在我45岁那一年，陪谌容、李国文、叶楠等同行之忘年交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开幕式。那一年有几十位台湾商界人士去了哈尔滨。在市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台湾商界人士对我们几位作家亲爱有加，时时表达真诚敬意。过后，其中数人，先后找我与谌容大姐“个别谈话”——恳请我和谌容大姐做他们在大陆发展商业的全权代理人。

“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你们来对市场进行考察，你们来提议。一个亿？两个亿？或者更多？你们只管直说！别有顾虑，我们拿得起的。酬金方式也由你们来定。年薪？股份？年薪加股份？你们要什么车，配什么车……”话都说到这儿了，不由人不动心，也不由人不感动。

我曾问过谌容大姐：“你怎么想的呢？”谌容大姐说：“还能怎么想，咱们哪里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她反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得认真考虑考虑。”她说：“你还年轻，尝试另一种人生为时未晚，不要受我的影响。”

我便又去问李国文老师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答道：“我也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依我想来，所谓人生，那就是无怨无悔地去做相对而言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

那一夜，我失眠。年薪，我所欲也；股份，我所欲也；宝马或奔驰轿车，我所欲也。然商业风云，我所不谙也；管理才干，我所不具也；公关能力，我之弱项也；盈亏之压力，我所不堪承受也；每事手续多多，我所必烦也。那一切的一切，怎么会是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呢？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相对而言，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啊！

翌日，真情告白，实话实说。返京不久，谌容大姐打来电话，说：“晓声，台湾的那几位朋友，赶到北京动员来啦！”我说：“我也才送走几位啊。”她又说那一句话：“咱们哪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我说：“台湾的伯乐们走眼了，但咱们也惭愧了一把啊！”便都在电话里笑出了声。

04

有闻知此事的人，包括朋友，替我深感遗憾，说：“晓声，你也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太消极、太狭窄了啊！人生大舞台，什么事，都无妨试试的啊！”

我想，其实有些事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比如潘石屹，在房地产业无疑是佼佼者。在电影中演一个角色玩玩，亦人生一大趣事。但若改行做演员，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做导演、作家，想必也很吃力。

而我若哪一天心血来潮，逮着一个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就不撒手，也不看清那机会落在自己头上的偶然性、不掂量自己与那机会之间的相克因素，于是一头往房地产业钻去的话，那结果八成是会令自己也令别人后悔晚矣的。

说到导演，也多次有投资人来动员我改行当导演的。他们认为观众一定会觉得新奇，于是有了炒作一通的那个点，会容易发行一些。

我想，导一般的小片子，比如电影频道播放的那类电视电影，我肯定是力能胜任的。六百万元投资以下的电影，鼓鼓勇气也敢签约的（只敢一两次而已）。倘言大片，那么开机不久，我也许就死在现场了。

我曾说过，当导演第一要有好身体，这是一切前提的前提。爬格子虽然也是耗费心血之事，劳苦人生，但比起当导演，两种累法。前一种累法我早已适应，后一种累法对我而言，是要命的累法……

05

年轻的客人们听了我的现身说法，一个个陷入沉思。我最后说：“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

“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时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也没个结论。

“在座的哪一位能打破一项世界体育纪录呢？我们都不能。哪一位能成为乔丹第二或姚明第二呢？也都不能。歌唱家呢？还不能。那么，将诸如此类的，虽特别令人向往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距甚远的人生方式，统统从我们的头脑中删除掉吧！”

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所以，即使年轻着，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 出来。

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