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琴

总是在天最热的时候，我站在小河里，河水刚刚没过我的下巴。远处的天空中飞过一只黑顶鹤，轻盈地提着细长的腿。我突然有一种想飞的冲动，就学黑顶鹤张开双臂，几秒钟后，还是站在水里。我又学黑顶鹤提起双脚，用力向上，人一下子浮了起来，顺着河水漂了几米后，我收起双腿，将脚放下，重新踩在河底，再慢慢走到岸边，爬上岸，坐在岸上看小河淌水，看天。

明明天还亮着，却响起了小号曲《月亮河》，那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像有人在我身旁吹奏，我甚至怀疑有人拿着我的小号在吹奏，看看自行车上的小号盒子，它一动不动。《月亮河》的声音慢慢变小了，它还没消失的时候，甘州小调的声音突然出现了，我还没有听清楚唱的是什么，又有人开始喧河西宝卷，像是《鹦鸽宝卷》，又不能确定，好像隐隐约约还有秦腔。小号的声音和其他声音时而和谐，时而冲撞。一开始，我不太能听清它们的声音，时间久了，我发现它们在各自唱奏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复调，不那么和谐，但是很有趣，于是，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一笑，把自己给笑醒了。

现在我已经三十岁过了，都做父亲了，还会做这样的梦，梦里还是个小小少年，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总是骑着自行车沿着小河去学小号的原因吧。

我骑的是一辆成人自行车，车座已经让父亲放到最低了，我还是够不到，身体只能跟着两条腿一左一右地拧。我把小号乐器盒背在身后，没走多久，它和我的后背之间就被汗浸透了，汗一多，仿佛成了胶，把盒子和后背粘在一起。我出门时忘了戴帽子，太阳很毒，我不由自主地皱着眉头，这样眼睛才能看清路。

那条乡间小路窄不说，还不平整，坑坑洼洼。自行车前面的车筐里，一只绿色的空啤酒瓶来回晃荡着叮当作响。我还是个小孩子，当然不喝啤酒，但这个空啤酒瓶是我的希望，用它到镇上的杂货铺里可以换一根504 雪糕。长大后，我才知道504 是一个军工厂，在兰州，是我国最早建设的核燃料基地。当时的我只知道504 雪糕好吃。

我想起出门时，父亲检查了自行车的链条和轮胎，把车钥匙交给我，说：“骑慢些，不要去别处玩。”我是有点心虚的，因为我还打算去换雪糕吃。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我把啤酒瓶事先藏在了院门外面。

我得抓紧时间，于是，我拼命地踩自行车，加快速度。这个时候，对面左边的岔路上突然跑出一辆三轮车，“突突”地冒着烟朝我开来，可能是看见了我，开三轮的人还打了几声喇叭。我赶紧一边往路边躲，一边使劲捏手刹。三轮车是过去了，但是自行车却失去了平衡，我连人带车一起滑进了路边的小河。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弄坏小号，迅速把乐器盒取下来放在岸上，然后才慢慢把自行车从水里扛出来。不远处，一只黑顶鹤缓缓飞过，拖着两条细长的腿，翅膀一扇一扇的，很悠闲的样子。我想，人要是有翅膀就好了，就不用这么费力地骑车，也不会掉进河里了。

湿漉漉地站在路边，倒是不热了——河里的水是祁连山雪水，顺着山势一路流下来，仍然透着一股寒凉。再看车筐，里面空了，根本没有啤酒瓶的影子。往河里看，也看不清楚。这条小河虽然不深，但是水流有点急。我想，即使能找到啤酒瓶，也没有时间去换雪糕了。于是，拧了拧衣服上的水，骑上自行车去上课。

小号老师是我舅舅，他那时在我们张掖小有名气。舅舅家离我家有两三公里。那时乡下路况不好，摔倒好多次。有一次学号路上的经历和梦里有些相似。

等我到舅舅家的时候，衣服已经差不多干了。

上完小号课回家就不那么着急了。我回到去时摔过的地方，把自行车立在一棵大杨树下，把小号盒子挂在车把上，坐在河边，两只脚在河水里打水花。

“徐宁，你在这里干什么？”

回头看，原来是一个堂哥，我说：“刚上完课，在这里乘凉。”

堂哥说：“河水太凉了，赶紧上来。”

这个堂哥也就比我大几岁的样子，但见到我却是一副大人样。我慢悠悠地从河里抽出脚，穿上凉鞋。

堂哥似乎看出了我的不情愿，说：“咱们去看戏吧。村里有人过事情，请来了杖头木偶戏，好看着呢。”

我和堂哥各骑一辆自行车，一前一后颠簸着往回走。

我们村叫管寨，在乌江镇。乌江可能得名于古代的一条河流——我们张掖有很多河流，最大的是黑河。我掉进去的小河没有名字，可能是黑河的小支流吧。

远处不时有水鸟飞过。要说我们张掖在河西走廊，海拔也不低，但是风景不像高原，反而像南方，有人把张掖叫塞上小江南。这里有两万多亩湿地，其中有大面积的荷塘和芦苇荡，里面生活着很多水鸟。老师告诉我们，张掖湿地里有二十几种水鸟是国家级保护动物，黑顶鹤是珍稀野生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家里，老人会告诉我们，它们是神鸟，不能伤害。有灵性的鸟和人一样，甚至比有些人还让人尊重——《鹦鸽宝卷》的主人公就是一只孝心感天动地的神鸟。

到村口就听到乐器的声音，有人在唱戏。仔细听，不是甘州小调，也不是宝卷，我听不清唱的是什么，却感受到了一种悲凉，让我想到每年秋天大雁飞过河西走廊时的鸣叫。

堂哥和我立住自行车，挤进看戏的人群。我看见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木偶穿着戏服，花花绿绿的，很鲜艳。人在台后，撑着木偶一边做动作，一边唱着。

看了一会儿，我看看手腕上的电子表，给堂哥说：“该回家了。”

堂哥可能也听不清唱词，就和我一起回家了。

离家不远的时候，听到了母亲的二胡声。她拉着一支舒缓的曲子，从容中有种坚定的力量。我常常觉得母亲喜欢拉的那些曲子就像她的人一样。她是我们学校里的老师，教语文、数学，也教音乐。她上音乐课的时候弹着电子琴给学生伴奏，平时她也会吹口琴。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母亲和其他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母亲是民办教师，一直抱着转正的希望，所以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因为这个原因，她对我的要求分外严格。我的文化课要在全级前三，乐器也不能比别人差。然而，母亲始终没能转正。

吃过晚饭，母亲让我把当天的小号课程再过一遍，为了不影响邻居，就安上消音器练习。我练习的时候，想起了下午看过的木偶戏，有些走神，练习曲吹得不太流畅。母亲皱眉看我一眼，我立刻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

母亲问：“在想什么呢？注意力不集中。”

我说：“下午去看了一会儿木偶戏，但是没听懂他们唱的什么。”

母亲说：“我没去看，咱们张掖杖头木偶戏是以秦腔和道情为基础演唱的。这些都是民间艺术，要表演好也很难的。把心收回来练习小号吧。练不好，你外公和舅舅怎么面对学生呢？”

我外公以前也是个民办教师，会好几种乐器。我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就跟着外公和舅舅学习乐器，不单学小号，还学萨克斯、吉他这些西洋乐器，也学传统乐器二胡，但最喜欢的还是小号。我从开始学乐器到考上大学，一直都是舅舅教我小号。

记忆中总是在夏天，别的同学还在睡梦中，我就被母亲叫醒，洗漱后去学校附近的玉米地里练习基本吹奏技巧。晚上放学回家，先安上消音器练习小号，然后才吃饭、写作业、休息。有时候，我累得不行了，不想练习了，父亲会说，坚持一下，我们的进步就在这一点点的坚持。

父亲是个农民，收入主要靠种地，母亲的工资也很低，而我学乐器的费用很高，这让家里的负担变得很重，但是父母一直在坚持。我记得特别清楚，父母给我买第一把小号的时候花了五千多块钱，这在当时农村来说是很贵的了。有段时间，家里的收入几乎全花在我学乐器上了。父母亲在他们四十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家乡的生活，进城做小生意，因为母亲的民办教师转正无望，父亲也觉得种地不足以维持我学乐器的开销，就进城一边做小买卖，一边供我读书。一开始，城里的生活很艰难，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我，所以除了拼命学习，我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生活都好了。我看着小女儿就会想，作为父亲，我不一定能给她什么样的财富，但要给她一个真正的、快乐的童年。

童年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也会问自己，你有童年吗？好像没有，没有玩伴，没有游戏。又好像有，在我们乌江的旷野，小河里的激流，天空中的黑顶鹤，还有那颠簸的乡间小路。我的童年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有两种声音在回响：小号和我们张掖的民间音乐。

舅舅后来也进了城，还教我吹奏小号。我上小号课还是自己骑车，不过城里的路宽了，也平了。高考前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上课，天很热，小号盒子很快被汗贴在我的后背上。太阳很毒，街上的人和车好像都很急的样子。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从里面冲出一辆小汽车，我赶紧捏自行车的手刹，那辆车也赶紧刹车，最后，车转了个方向停下来，我却滑着碰到了车上。

这一刻，我看见了少年时的自己，在乡间小路上骑着自行车，为了躲开三轮车，猛捏手刹，然后掉进小河。然而，现在我摔在了坚硬的马路上，因为是向左摔倒的，我左手本能地撑向地面，左胳膊上的皮被蹭破了一大片，左手腕也崴了一下。

小车里的人下来问我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觉得不要紧，而且我要去上课，就让他走了。后来才发现，这场看上去并不严重的车祸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

等着给我上小号课的舅舅被我的样子吓坏了，先用碘伏帮我清洗了伤口，又看了看我的左手，说：“都肿起来了，赶紧用冰袋敷一会儿。今天不能上课了。”刚才急着来上课，没有发觉疼，舅舅这样一说，我才觉得左手开始疼，而且有些木。

高考结束后，我的左手还是疼。父母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治疗不及时，留下了后遗症，要养，尽量不要太用力，这样才能恢复得好一些。

这个时候，同学们报仇一样地疯玩，有人找我，我却没有兴趣。我特别想把小时候学过的那些乐器再练习一下，找出了家里的萨克斯、吉他，还有二胡，但是发现左手根本不听话，一是不能灵活运用，二是稍一用力手腕就疼。好在练习小号不是那么太受影响。于是，我除了练习小号就在张掖市区到处转，有时候也会回乌江去看看。

有闲时间了，人放松下来了，看到什么就开始思考了。张掖大佛寺里的卧佛让我震撼于信仰的力量，黑河的疾流让我感受到向前的节奏，湿地里的各种水鸟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见的黑顶鹤，它们轻盈的飞翔缘自生命的力量，南边的祁连山和北边的合黎山像是张掖的守护神，带给我安全感……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听那些民间的声音。只要有人唱甘州小调，我就停下来听，小调中那些生动的人物如在眼前。那时乌江的人家里有红白喜事时，就会请民间艺人来宣宝卷，我也会从头听到尾，宝卷以教化人向善为主，所以故事更沉重，人物也更深沉。我还去图书馆、文化馆查资料。在一本地方志里看到介绍张掖杖头木偶戏，说这种艺术形式是明初朱元璋大规模移民时从秦晋引入张掖的，清代中期进入全盛时期。较为著名的木偶戏班有三个：一是道光初年的双盛班，就是邵家班子；二是道光年间杨杰创立的皮影班，也叫义和班；三是光绪年间魏学富、魏学剑兄弟创建的全盛班，这些戏班多在节庆和婚丧嫁娶时演出。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三家戏班合并，成立了前进木偶剧团，班主是邵家班子第七代传承人邵延年。剧团在河西各地演出，很受欢迎，还获得过全省木偶、皮影、曲艺调演奖项。

现在想来，所有的事情都有缘起。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张掖杖头木偶戏的传承人，毕竟我才十八岁，刚考上大学，对不可知的未来满怀期待。同样，接到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大学里的一件事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

从河西走廊坐着火车往成都平原走，一路上的山水和风景在车窗外慢慢地发生变化，我有憧憬，也有忐忑。成都是什么样？大学里会认识什么样的老师和同学？我想起出门前，堂哥开玩笑说，徐宁，上了大学好好学习是必须的，有好姑娘也是可以交往的。一家人都笑了。

入校后先是军训。军训还没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场迎新晚会，晚会上节目种类很多，都很精彩。其中有个节目是川剧变脸，主持人报幕的时候说，表演者是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蔡少波老师。蔡老师一表演，我就完全被折服了！怎么能这么精彩？这么快的速度，变出的脸谱这么精美。虽然之前在电视上看过这种艺术，但是现场看的感受完全不同。当天晚上，我失眠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跟蔡老师学变脸艺术。

怎样才能找到蔡老师呢？我一个外省小伙，刚到成都上大学，两眼一抹黑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打听蔡老师的消息，得知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在成都市川剧院工作，最让我惊喜的是，蔡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我就立刻去找辅导员和班主任，老师们一听都很支持，立刻帮我联系。我在川师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并不以为我只是一时冲动，而是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对待。很快，蔡老师回复了，说不行。还给我们老师说，让这个同学先学好小号专业再说其他的。

我虽然很失望，但觉得在情理之中，有谁能保证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的决定不是一时之间的热情和冲动呢。我不想轻易放弃，打听到了成都市川剧院的地址，准备自己去找他。

迎新晚会后不久，我就去成都市川剧院找蔡老师。我上学是在川师的成龙校区，而成都市川剧院在成华区，离得很远。我先坐校车，再转公交，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那里。到门口，我给门卫说了原由，门卫说蔡老师正在忙，让我在门口等着。其实，我没有见过蔡老师没化戏妆的样子，只是在网上查过他的照片，很担心他出来错过了。

后来，远远看见有个人往外走，腰板很直，很精神的样子。仔细辨认，确定是蔡老师。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赶紧上前拦住他，说：“蔡老师，您好，冒昧打扰您！我叫徐宁，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读书，想跟您学变脸。”

蔡老师说：“我知道你。你们老师跟我说过。你从哪里考来的？

“张掖。我们那里的七彩丹霞很有名。”

“知道的，那是一些电影的取景地。”

“你刚上大学，还是先好好学习自己的专业吧。”

“可是我非常想学。我会学好自己专业的。”

“我们这一行要学好要吃很多苦。你还是先适应大学生活，学好专业再说吧。”

我感觉自己脸很烫，不知道说什么。和蔡老师道别的时候，感觉眼泪都快下来了，但是心里却冒出三个字：不放弃。

从此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去找蔡老师，他们剧院里的人都知道有个甘肃小伙子非要跟蔡老师学变脸，我一去，门卫就笑着说：“你又来了！”

当我第七次去找蔡老师的时候，他从剧院出来看到我，对我很和气地打了招呼，但是马上打开车门，要开车离开。我拉着车门，说：“蔡老师，我一定要跟您学变脸。”

他愣了几秒钟，说：“行吧，徐宁。”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而是看着方向盘。说完后转过脸，严肃地看着我。那一刻，眼泪在打转流下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大约两年的川剧变脸表演学习。每次去剧院，蔡老师都耐心地教授方法，回到学校后再自己练习。一开始比较费劲，后来逐渐达到了蔡老师的要求，就在学校自己琢磨练习了。

答应蔡老师的事要做到，大学里学业不轻，我感觉自己的时间总是不够用，要学好专业，还要练习变脸，根本没时间考虑其他事。当然，我收获不小，我把小号专业抓得很紧，是班上的培优生。毕业时，小号演奏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

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接触到了木偶表演。成都的木偶戏艺术底蕴深厚，成都市木偶皮影剧团是中国十大木偶皮影艺术剧团之一。看到我对木偶戏感兴趣，蔡老师就给我讲一些木偶戏的基本知识，木偶的类型很多，按照结构来说，有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还有布袋木偶等类型，我们主要表演的是杖头木偶。杖头木偶根据体态的大小又分为大木偶、中型木偶和小木偶，小木偶也叫精木偶。成都的木偶是杖头，属于中型偏大的木偶，制作得很精细，木偶有身体躯干。操作时木偶的重心在左手，左手操作主箸，就是支撑木偶身体的主杆，通过它控制木偶的整体平衡。右手操作两根竹箸，就是木偶的双手，以此让木偶完成各种动作。我练习了一段时间操作木偶，然而，高考前受过伤的手还没有好彻底，练习木偶的时候左手手腕很疼，然后会肿，为了不影响专业学习，就没有像练习川剧表演艺术那样去练习木偶表演。

大学毕业时，有用人单位来学院联系，也有成都和一些大城市的单位有意向与我签合同，我内心比较矛盾，纠结再三，还是决定回张掖。一方面，我是家里的独子，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家乡有个声音在呼唤我归来，这个声音好像在乌江，又好像在张掖的其他地方。

回来先在甘州区艺术团工作，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区里高新城纪念馆工作，这个纪念馆是文化馆的一个下属单位。我在馆里是文职工作，与表演关系不大，但是一位分管领导得知我除了演奏小号还可以表演川剧变脸，就让我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上去表演变脸。一开始，我只是在文化部门表演，后来变成了宣传部门找我，再后来就变成了政府部门找我。这些表演是工作之外的事，但我从来没有要过报酬，有时候觉得很累，但每次表演结束后，被观众认同的感觉让我特别高兴和满足。

因为在文化部门工作，我就有机会看到张掖各种民间艺术展演。2015 年，区上想对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做一个尝试性的恢复，请第八代传人邵学玉和邵学信两位老先生在一场晚会中表演，我有幸参与并观看了他们的演出。他们表演的是秦腔折子戏《伍员逃国》。我不会唱秦腔，重点观察的是他们操作木偶的方法，他们也是左手拿木偶中竹竿，右手拿木偶左右手两根竹竿，和成都的木偶操作手法一样。

这场演出后不久，邵家班子第八代传人就离开了人世，第九代传人年纪也不小了，家里的年轻人没有专门学习木偶戏的，于是，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被甘肃省文旅厅列为濒危非遗项目。为了挽救这个项目，文化馆的领导提出让我参与其中，他们说第九代传人很支持这件事，而且也同意教我学习张掖传统木偶戏。这样，我在张掖又多了两位老师——邵家班子的第九代传人邵多林和邵卫红，我对两位老师非常尊重，学习也很认真。因为已经工作了，只能下班后或周末去学。大概学了两年，我基本掌握了张掖传统木偶戏的技巧。

2017 年，我们馆要主办一场晚会，地点在甘州区中心广场。晚会筹备时，馆里的领导找到我，说：“徐宁，能不能把变脸和木偶结合一下？要是能做到，这次晚会就上。”

说实话，我也有过这种想法，成都的木偶就是可以变脸和喷火的。喷火我没有学过，变脸一直是自己表演，把它用在木偶身上应该问题不大。我立刻找到一个木偶带回家，仔细研究它的基本构造，看怎样能在技术层面实现木偶变脸。

没想到，遇到的质疑首先来自父母，我们为此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父亲说：“你要选择走这条路，前多少年的努力是不是要放弃了？”

我说：“不会，小号是我的专业。”

父亲说：“这是一条未知的路，难走还是好走，都不好说。”

母亲说：“我们不是不支持你，只是不知道有多大把握。你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好不好？”

实际上我看得出来，他们不太支持我，毕竟连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想起老家有人给我父亲说过的话：“你们供徐宁一个儿子，相当于别人家供两个儿子。”什么意思呢，说我是一个让人费心的孩子，从小学乐器花费很高。现在，好不容易小号专业大学毕业了，又要折腾的话，都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但是，这些话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既然这样，那我一定要做成一件事情。

我对父母说：“请你们最后支持我一次！”

父亲说：“你真要做，我们就支持你。”现在想起来，他说的时候是有点心酸的，甚至是悲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当时父亲的心。他虽然不赞成，但主动给了我两万块钱，让我外出学习，购买制作木偶的材料。说起来很惭愧，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一直是临聘性质，收入很低，演出也都是义演，没有收费，所以没有什么存款。

第一步是制作木偶。这一点，我是从零开始的。先查阅大量资料，再和全家人一起研究。父亲请了木工一起研究怎样制作木偶骨架，制作头部；母亲和李静一起设计做木偶的衣服；我找美术老师一起研究怎样画木偶面部。

这一次很顺利，在家里试验木偶变脸成功后，到单位表演，请领导和同事们看，提意见。大家看完都觉得不错，于是，决定让我在这场晚会上表演木偶变脸。

表演还算成功。还记得当时表演时中心广场的观众非常多，木偶变脸的形式大家还是第一次见到，都觉得很新鲜。然而，我感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觉得仅仅让木偶变脸还是单一了些。我的专业是小号，没有学过唱戏，这木偶不能吹小号，但还可以做些别的。这时候，我想到了成都的木偶，它们是可以喷火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让木偶变脸后再喷火？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以前我们张掖邵家班子的木偶表演也是可以喷火的，后来失传了。喷火我在成都也没有接触过，于是，我又一次想到了蔡老师，就打电话找他，请他帮忙。蔡老师立刻表示支持，给我介绍了成都木偶剧团的团长曾繁金老师。

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曾老师也是我的恩师，他给了我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结合这些意见，又根据这边的具体情况，制作好木偶后，一遍一遍在家里试验，大概试验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成功了。

一开始表演喷火的时候，不太能把握好尺度。有一次，火喷得太大，把台下前排观众的衣服给烧着了，观众哈哈笑着说没事，我却觉得非常尴尬。说实话，让木偶喷火有一定的难度，它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比如说天气因素、时间掌控、力度把握、木偶里的机关控制等，我到现在也不能有百分百的把握。

要表演好木偶变脸和喷火，要有传统木偶表演的扎实功底和人变脸、喷火的表演基础，这两方面的舞台经验和体力支撑尤为重要。木偶表演讲究稳、准、正、平，张掖的杖头木偶属于中型偏大的木偶，比较重，我左手受过伤，操作木偶时间久了就非常酸痛，木偶就拿不稳了，东倒西歪地完成不了动作。有一次，练习的过程中木偶摔下来，我跟着去接，然后，不小心摔倒了，左手又一次受伤了。我觉得不能输在体能上，就开始做增强体能的运动，后来，体能增强了，木偶也操作稳了。现在，如果练习或表演时间过长，我的左手仍然会痛，医生说因为留下病根了，只能自己小心保养。

2019 年，我编排创作了木偶小剧“奇偶出彩”，实现了木偶变脸喷火和邵家班子木偶戏的融合。邵家班子的两位老师，也就是第九代传承人，我和李静，还有两位临时找的配角，我们六人一起排练表演。我在编排这个剧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小朋友是当前木偶剧的主要观众群体，我们木偶戏的音乐、表演，小朋友能不能看懂很重要。那么，音乐制作、动作设计方面都要考虑到这个因素。2020 年的一个新年晚会上，我们第一次正式演出了这个木偶剧，演出时我听到小朋友在鼓掌喝彩，小朋友看懂了，我们的表演算是成功了。观众对这次演出的反响很好，甘州区的非遗中心主任金炜也看了表演，他说：“你们的演出很成功，最重要的是，你们挽救了一个非遗项目。”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开心。不过，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小朋友。

我想，木偶表演应该和小朋友打成一片。后来，在非遗进校园时，我给小朋友们仔细讲解，让他们了解木偶的制作过程，教他们画木偶的脸谱，包括变脸和喷火的原理，我的想法是，任何一项非遗要传承，首先要能吸引人，木偶表演把小朋友吸引过来很重要。我也是张掖市博物馆非遗社教活动的指导老师，会不定期参加一些社教活动，活动中有小朋友与我互动的时候，我都认真对待。其实小孩子大多对木偶表演比较感兴趣，就看怎么引导他们。

这次表演之后，有人开始联系我们参加商业演出，给的劳酬也不高，但是我会有选择地答应一些演出。一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通过演出打磨技艺，另一方面，我希望两位老师能有一点收益——虽然很少。每次演出，我都会开车拉上两位老师和道具一起去。两位老师的年纪都在六十岁左右，我们演出后一起吃饭，我会主动付账，我想，只要能把事情做好，个人牺牲一些是值得的。其实，吃多少苦都不要紧，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才让人烦恼。邵家班子内部有一些矛盾，按说这也正常，然而，作为杖头木偶戏的传承人，我觉得很为难，也很难过。我也努力试图从各方面做工作，让大家能够一起愉快地共事，但是收效甚微。

支撑我走到今天的人很多，感觉最对不住的是父母和李静，还有小女儿。

父母一开始并不赞成我从事木偶表演，但又尊重了我的选择。现在我一出门，他们要么在家带孩子，要么跟着我做一些服务工作。有时候，我不忍心辛苦他们，他们就会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可以少一份成本。每次制作木偶的时候，他们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李静和我是中学同学，上大学后没怎么联系。大学毕业前后，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我们彼此都觉得很有缘分，就开始慢慢交往，然后结婚生子。她是会计，毫无表演基础，但是为了支持我，她也参与到木偶制作和表演中来。她给我算了一笔账，这几年，为了表演好木偶戏，我外出学习、购买制作木偶的材料，演出时准备道具，来回开车，大概花了十几到二十万块钱，对于生活在张掖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的木偶表演几乎全是义演。从我刚参加工作到现在超过五百场演出了，按照正常的劳酬来算，也有很多收入，但是我没有主动要过。如果单纯为了钱，木偶表演就没有办法继续。李静毫无怨言，冬天艺术节的时候，我在甘泉公园那边义演，一晚上演三、四场，每场演完后浑身都是汗。李静知道后就过来了，她总是在我演完一场后快速帮我整理好服装和道具。我要换衣服，还要去衔接音乐播放问题。有人问起我有没有学生跟我学木偶表演的，目前还没有，非要找一个跟我学木偶的人，就是李静，她完全是为了支持我才学的。

女儿今年才三岁，我做木偶时候，她就围着我转，我给她画笔让她画木偶，她画得满地都是。我出门的时候，她会说，爸爸要表演变脸娃娃，我也要表演变脸娃娃。我说好。她又会说，爸爸你赶紧教我。我就教她一些操作木偶的简单动作，给她看一些木偶表演的视频。我想，如果她将来有兴趣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作为传承人，应该从自己开始做起。

有人不理解，觉得我完全可以在小号专业的路上走下去，不必为了木偶表演付出这么多。在我心里，小号和偶戏并不矛盾，阳春白雪有它的高雅，下里巴人也有它的味道。我热爱木偶戏，它很灵动，有迷人的魅力。在这个领域，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无论多难，我穷尽毕生之力也要把它坚持下去。与此同时，小号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从小学习的专业？现在，我每天仍然会练习小号，还带了一些学生。平时，有朋友邀请我参加乐队伴奏一类的活动，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去参加。

我感觉自己从小就在两个空间穿行，一方面学习西洋乐器，听西洋音乐；另一方面又得到张掖民间艺术的滋养，比如甘州小调、裕固族民歌、肃南的蒙古族、藏族民歌、高台民歌、河西宝卷，还有民乐的顶碗舞、我们家乡乌江镇的狮子舞，等等。我现在一到大城市，只要有机会就去听音乐会，看歌舞剧，但是我也一定会打听当地的民俗文化，看他们的民间艺术表演。

看得多了，我就有了新的想法——张掖能有一个非遗小剧场，每周有固定时间展演张掖非遗文化，让大家通过精彩表演了解张掖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将来有经费了，有人了，一定要拍有演唱性的木偶戏在那里演出，因为木偶表演最终还是要有演唱性，这样才能回归到偶戏表演的本质上来。当然，变脸和喷火仍然是表演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戏一定要展示出我们张掖非遗文化的魅力。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就像我刚上大学时找蔡少波老师学变脸一样，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最后我却梦想成真了。

我还是那个做梦的少年，在家乡不知名的小河中张开双臂，试图像天空中的黑顶鹤一样轻盈飞翔。那一刻，我听见了小号吹奏的《月亮河》，也听见了我们张掖民间的各种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