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的传统，对任贤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在中国选贤任贤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众多的优良传统。其中，形成了任人唯贤四境界：尊贤、辨贤、让贤、从贤。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的传统。“任人唯贤”一词出自《尚书》中的“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国家所选任的官员必须是贤德之人，君主的左右也必须是忠臣良将。在中国选贤任贤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众多的优良传统。其中，形成了任人唯贤四境界：尊贤、辨贤、让贤、从贤。

尊贤

领导者礼敬的态度和谦虚的品德,是赢得贤士的关键所在。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尊为“元圣”。《史记》（精装全6册，原价1580元，现价268元。本刊另有《史记连环画》出售，全60册，特惠价188元）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鲁国受封之前，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事例告诫伯禽要礼敬贤士、谦恭待人。正是因为有周公“吐哺握发”的态度，天下贤德之人才竞相前来归附。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种尊贤的传统。2017年11月17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代表们热情握手时，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人群中。他一把挪开了前排的凳子，伸手扶住老人，邀请他坐到自己身边，说：“来！挤挤就行了。”另一位老人也在邀请下坐到了前排座位上，与全体代表共同合影留念。这两位老人，一位是93岁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另一位是82岁的绝壁凿水渠的村支书黄大发。习近平总书记尊贤敬老的举动，使大家备受感动，因为黄旭华、黄大发代表了民族脊梁。

辨贤

在选人时，一定要对人才进行观察和分辨，是真正的贤才还是似贤非贤。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古人不以言举人，因为言语好听未必会有真实德行。

孔子云：“巧言令色，鲜矣仁。”《荀子·大略》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因为将国妖置于领导岗位，无异于将他的恶行传播给众人，国妖的职位越高，危害也就越大。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凡是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对道德伦理丧失信心，诱导人们为非作歹的，都属于国妖。“除其妖”最根本的是去除他们产生的不良影响，而想要根治还是要从任用贤德、净化人心做起。

让贤

让贤似乎与崇尚竞争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回溯历史便不难得出让贤之风与国家兴盛息息相关的结论。与“让”相对的是“争”。为何古人提倡“让”，而不提倡“争”呢？因为“争”往往无法选出最上等的人才。

《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将人才分为三等：最上等的贤德之人最难出仕为官，而且出仕之后也最容易退出；次一等的人容易出来做官，但也容易退出；而最下等的人，最容易出来做官，但却很难被罢退。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贤德之人心之所在，只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他们毫无私利、不计功名，出仕是为了道义，为辅佐君主，使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如果君主不贤明，这些贤德之人就难以被举荐出来，纵使被举荐做官，也会发现自己难以发挥作用，容易因此退出官场。对于这类贤德之人，要有贤明的君主诚心礼请，就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挟私心，只要能争得一官半职，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怎么会轻易退出？因此，竞争的最好结果，不过是使中等的人才在位而已，存在人才遗漏的问题。所以，古人提倡要“让”，并教导要选任推让最多、能够荐贤之人。因为只有没有私心、不怕贤人超越自己的人，才能荐贤。能否荐贤也成为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的官员选拔中，一定程度上也有竞争上岗的选人方式，但在实行中，出现了“唯分取人”“唯票取人”的偏差，一些能干不能考的内秀式干部难以获得提升，选出的可能是一些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考试型选手”。此外，还出现了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上下级管理无序等问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对竞争性选拔干部进行了规范和完善，使干部不必再对票数和分数产生纠结，而是专心于工作和自身修养的提升。此外，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也进一步增强。这些调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符合逻辑，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将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

从贤

有贤而不用，等于没有贤士；不听从贤士的意见，也等于没有贤士。因此，任人唯贤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用贤。用贤就要遵从贤士的意见。

《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大臣栾书“从善不从众”的故事。公元前585年，在晋国与楚国的对抗中，当时栾书的佐将有11人，其中只有3人不主张出兵，栾书遵从了他们的意见。有人对栾书说：“圣人与众人同愿，因而能成事。您何不听从众人的意见呢？您的辅佐者中不同意作战的只有三人，而想要交战者占多数。《商书》上说‘三人占卜，听从其中结论相同的两个人的意见’，是因为那是多数的缘故。”但栾书回答：“如果同样都是好的意见，就服从多数。现在这三位将领的意见是好的，就当听从，他们就是多数。”栾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如何用贤，他认为善为众之主。

正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便懂得“从善不从众”的道理，因此无论是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还是在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实行的都是贤能政治。

孔子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对此，《群书治要·六韬》（精装全4册，原价598元，现价168元）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如果领导者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智者，所毁谤的人是不肖之徒，那么，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举荐出来，不愿结党、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邪曲不正之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真正贤德之人就会被蒙蔽埋没。忠臣还可能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领导之位。如此下去，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灭亡了。”

总之，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在识人辨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在选人用人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制度，这些理论和实践仍然为新时代选人用人制度提供了可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