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仪晚年形象发覆

2023-03-06陆文浩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名作欣赏 2023年3期

⊙陆文浩［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南宋吴芾《姑溪居士文集序》云：

或谓端叔晚节锐于进取，有所附丽。虽若可疑，然范忠宣遗奏，极于鲠切，诋斥不顾一时。用事者欲置宣公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谓实出其手。既而公所为忠宣行状复出，由是得罪，南迁废痼终身，曾不少悔。其忠义如此，讵可以微瑕掩之哉？①

吴芾认为，曾经“慨然”为范忠宣公作遗表、行状的李之仪是“勇于义”的，因此他晚年“附丽”新党、“汲汲于功名”的行为不仅“可疑”而且至多也只是“微瑕”而已。至于有些学者认为李之仪《跋鲁公题记后》中“鲁公忠义，皎如星日”是对蔡京的吹捧，则是穿凿附会之论。②李之仪《跋鲁公贴》云：“鲁公墨迹传于今者，惟此数帖。”③《跋鲁公题记后》亦云：“（鲁公）独以字画几至蒙昧。”④可知李之仪称赞的是“颜鲁公”颜真卿，而非蔡京。

此外，政和三年（1113）时，李之仪因与官妓杨姝恋爱生子而被受审削职，在时相郑居中的帮助下他才得以昭雪并延续家庭香火，因此有学者认为，李之仪的《上宰执手简》只是用来感谢郑居中使自己“脱于罪籍”“得为全人”的，乃是人之常情，并不应遭受过多的批评。⑤然而事实上，这些手简并不全是因为此事而写的。并且，不得不承认的是，李之仪晚年的确屡屡向当权宰执投书递简（即其《上宰执手简》《上时宰手简》）⑥，好像丝毫不顾忌把持朝政的新党人士对旧党尤其是苏门文人有过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这充分可见其对“功名”有着十分热烈（至少相对于其他苏门文人而言是如此）的渴求。比如第十二封《上宰执手简》就将这种感情表现得很明显：“斯人望而畏者，实仰盛德。何日亲被提振，向风罔然。”⑦也正因如此，李之仪的晚年形象历来为人所讥。然而，李之仪如此低声下气、近于卑劣的“求官”行为并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功名，还有着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动机。

一、李之仪晚年的确重名

《跋黄拟山所藏刘君锡太尉画》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其中表达了李之仪对功名的看法：

呜呼，天下承平久矣，斯人者，不得崛起于功名。使卫青、霍去病辈，独高于前世而死，可胜叹邪。盖将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⑧

汉代天下承平，然而卫青、霍去病还没来得及建立盖世之功就英年早逝，李之仪对此感到万分惋惜。此时北宋立国已一百四十余年，同样“承平”已久，所以实际上李之仪是为自己没有一番功名而感到悲伤，并因此而渴望自己能“崛起于功名”。又据《挥麈后录》记载，李之仪晚年卜居当涂时（崇宁以后）与郭祥正交恶，其原因是“文人相轻，遂成仇敌”⑨。后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郭祥正《青山集》解题下亦记载道：“李端叔晚寓其乡，祥正与之争名，未尝同堂语。”⑩由此可见，李之仪晚年比较在意“名”，尤其是“功名”“文名”。

大观四年（1110），李之仪在《送郑颖叔入京序》中抒发了他对“富”与“贵”的看法：

物所聚则为富，富而特异则为贵。天地萃和之气，无不在也，盖有所专焉。故四方之产不同，而于其所专，则斯可以贵矣。于其贵又聚而为富，则才一二数，而于其所富之品，卓然绝出者，惟信一州尔。于一州又有所产之比焉，贵溪是也。凡产于其地者，金银、水晶、空青、石碌、怪奇伟丽之物，是皆得而用之，虽贵则富，苟为所用，则尚安得而贵哉？惟能用其贵，然后为贵，不曰其人欤？子私疑夫明天子在上，辟三舍教养天下士，举三代之坠典，而嗣成先志，而岁贡特信，未有以异于他州，岂其怪奇伟丽之物，胜而有以掩之邪？盖怪奇伟丽之物，天融地结，非一朝夕而成，况人也哉？亦必待时而后出，是不独贵其富，抑亦贵其贵也。⑪

这表面上是在谈“一州”物产之富贵，最后仍是落实到“人”上。所谓“待时而后出”正可见李之仪认为自己目前处于“士不遇”的境况，之后是能见用、富贵的。并且，这还可以与李之仪作于政和元年（1111）的《跋东坡诸公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引后》相联系：

欧阳文忠公谓诗非能穷人，殆穷而后能工。人知诵此语，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观渊明之赋也，其穷可知。皦皦数百年间，如孤云之游太清，见者莫不引睇，将欲与追逐先后，岂复可得？……以是知穷而后工者，不为虚发。⑫

以上内容虽然属于文学批评，但是因为李之仪目前是不遇、贫困的，所以从结局上来说最终会写出好诗和有一番功名实际上是类似的——诗须“穷而后工”，人（或者说政治前途）也是如此。

最终，李之仪晚年对功名、名声的追求都会集中到仕途上，因为政治地位的提高自然会为他带来这些东西。其晚年所作《上宰执手简》《上时宰手简》，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李之仪晚年如此“汲汲于功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值得深思的。

二、李之仪晚年心态探微

首先，当然是因为李之仪常为自己没有什么功名，生活困顿而感到悲伤、惋惜。除了前面提及的《跋黄拟山所藏刘君锡太尉画》透露出这一原因之外，李之仪作于政和二年（1112）的《送戴道人序并诗》也说：“汩没于穷荒以老，良可惜也。”⑬此序文表面上是在为戴道人常年困守穷荒之地一直到老而感到可惜，其实也是对他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感到怅然万分。其后诗云：“咫尺京师莫辞远，有云何患不乘风。”这美好的祝愿乘风而起，入京为官，实际上既是给戴道人，也是给他自己的。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借用张耒的一句诗来阐释：“门人白首侯芭在，眷恋微官愧昔贤。”（《寄子由二首》其一）⑭侯芭是西汉人，从扬雄学《太玄》《法言》。扬雄死后，侯芭为他起坟，并且持丧三年。⑮这首诗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张耒寄给苏辙的⑯，因此很显然这句诗借用侯芭的典故是在说自己“愧”对苏轼。而对于此时的李之仪来说，这些年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相继“白首”、离世，自己作为仅剩的门人中的最年长者，他就代表着苏门文人这个集体，如果他能重返仕途、获得功名与话语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昔年元祐党人尤其是苏轼的历史地位，从而为之揄扬、使之不朽。这也许才是李之仪晚年追求功名真正的原因。

本文如此发覆李之仪的晚年形象有以下三条依据。首先，晚年的李之仪仍然高度认可苏轼，并希望揄扬苏轼及其“苏门”。自崇宁元年（1102）五月党祸再起，宋徽宗一直对苏门文人尤其是苏轼采取极度排斥的态度，甚至下诏将其文集连其印板一起焚毁。⑰因此，如果李之仪真的只是纯粹地追求功名，就必须与苏轼保持距离。但是，李之仪却常常在诗文中次韵、提及苏轼，比如崇宁二年（1103）有《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崇宁三年（1104）有《次东坡梅花诗韵十绝》，崇宁四年（1105）有《跋东坡玉盘盂诗后》，政和元年（1111）有《跋东坡诸公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引后》，政和三年（1113）有《仇池翁南浮集序》，在此不一一列举。⑱苏轼去世（建中靖国元年）后，李之仪甚至还与友人多方搜求苏轼南迁期间所作诗文，以刊行于世。⑲因此赵鼎臣就曾这样称赞过李之仪：“东坡先生既谪儋耳，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端叔既穷，故人无与相闻者。今观其书词，犹能使之眷眷如此。今固有以得其人，不待相识也。”⑳并且，李之仪的这些行为其实也正是苏轼当年所希望的：“异时文章盟主，则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㉑此外，在李之仪作于政和五年（1115）的《跋东坡先生书圆觉经十一偈后》中对苏轼有这样一条评价：“其尊主爱民之心，笃于诚悫。”㉒宋神宗就曾因苏轼“终是爱君”而只将他贬至汝州㉓，可见李之仪同样如此评价苏轼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即希望提高苏轼以及包括自己在内的苏门文人的政治地位与声望。

其次，李之仪认为做官并不会与归隐的志向相冲突，只要通过修禅让内心安定即可。他在作于政和五年的《吴思道藏海斋记》中写道：

余以是泛观于世，而知隐者之为难也。东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隐者，尝试言之。隐无不可也，能定则能隐矣。苟或未定，则岩居穴处，居猿鸟而游糜鹿亦不得而隐。故知是之隐，则知朝市之隐，知朝市之隐，则无所不为隐。要之固有渐焉，既能藏，则能觉，既能觉，则能定，能定则能隐。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触境可觉，既觉矣，则能定，久之自然而隐矣。惟其处之久，而后知其然，则东坡之语，乃吾师也。㉔

可见李之仪认为“触境可觉”则“能定”，“能定”则“自然而隐”，且“无所不为隐”。那么入朝为官自然也可以“定”，也可以“隐”。李之仪在崇宁四年（1105）的春天写作《张氏壁记》时曾自署为“姑溪老农”㉕，而一个曾经立过志要“隐”或者说思想中带有归隐意愿的人却自己说服、改变了自己，理由恐怕不会仅仅是“汲汲于功名”那么简单——他一定需要做些什么来让自己内心“能定”，这不可能仅是“功名”就能带给他的。

最后，李之仪在政和六年（1116）重返仕途后所写的《再领玉局，昔东坡翰林作诗送戴蒙，有玉局他年第几人之句。后自岭外归，遂领玉局。予复官亦得之。坡今亡矣，怅然有怀》一诗，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

东坡因地宿相亲，玉局终为继戴人。禄仕岂知承末轨，恩光又许袭前尘。青蝇附骥元非缓，白玉无瑕晚更真。泉下有灵应首肯，不随凡劣易淄磷。㉖

此诗前四句深情地怀念了苏轼，感谢他的“恩光”让自己这“前尘”能有机会“复官”。那么，如果李之仪真的热衷功名，接着他应该会在诗中表达对“再领玉局”的喜悦之情、对政治前途的憧憬之情。但是，在颈联中诗人却用“青蝇附骥”四个字讽刺了如今或者说整个徽宗朝时期沆瀣一气的朝堂，同时又以“白玉无瑕晚更真”自勉，表示自己如今虽然年老，但操行应该更加高洁。末句“淄磷”出自《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为：“最坚固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的；最白的东西，是染也染不黑的。”㉗那么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非常清楚了：虽然如今的李之仪“如愿”复官，重走仕途，但他对“青蝇附骥”的朝堂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他绝不愿意也绝不会随波逐流。

综上可知，李之仪表面上的热衷功名，绝非仅仅为了一己之功名。再结合此诗颔联以及他平生对苏轼的万分感激之情，可知李之仪是想以功名为助力，从而揄扬乃至重振“苏门”。也只有这个原因，他才会在这首诗中希望苏轼“泉下有灵”，“首肯”他表面上卑劣的行为（即其历来为人所讥的《上宰执手简》《上时宰手简》），辨明他“晚更真”的正直内心。

三、黯淡时代下的士风与苏门精神

宋徽宗向来被视作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而其统治下的徽宗朝则被认为是一个黯淡无光的时代。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之仪所作《代范忠宣公仪表》即云：

（伏望皇帝陛下）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无易逐言官。……又复未解疆场之严，遂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念。㉘

这段话不仅充分表现了李之仪卓越的政治远见，其中提及的几个问题更是北宋最终走向灭亡的几个内部原因（同时也正是徽宗朝“黯淡”的具体表现）：一是朋党之争；二是重“奇巧”佞臣；三是“轻议边事”，即使打了胜仗也只不过得到了一些“难耕”之地，最后甚至做出了联金灭辽这样“驱狼吞虎”的错误决定；四是“空帑藏之积”，不管是频繁、效益极低的军事行动还是进献花石纲等事均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

不过徽宗朝时期最令正直的士大夫们感到失望的，还是士风的严重颓败。宋人游酢对此论述得非常透彻：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始则众笑之，少则人惑之，久则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为非也，士风之坏，一至于此，则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以成其私，可为也；草窃奸究，夺攘矫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赖乎？㉙

本来“白玉无瑕晚更真”的李之仪却被视作“汲汲于功名”的投机小人，其实正深刻反映了徽宗朝士风的普遍颓废，而这却是宋人甚至后人所戴的“有色眼镜”。因此，发覆李之仪晚年的“无瑕”形象，乃是发现更多徽宗朝士风“光亮”之处的一把钥匙——一朝士大夫不应被笼罩在“士风颓废”这一历史迷雾中。

其次，发覆李之仪的晚年形象还凸显出了“苏门”内在精神的可贵。周裕锴曾指出宋代诗学对于诗本质的认识没有超越“诗言志”的范围，而宋人所言之“志”乃是“超越于出世和入世的一种道德实体、思想人格，即士之所以成为士的一种内在精神”㉚。《再领玉局，昔东坡翰林作诗送戴蒙，有玉局他年第几人之句。后自岭外归，遂领玉局。予复官亦得之。坡今亡矣，怅然有怀》一诗不仅表现出了李之仪的“无瑕”形象，还是他“志”的充分表白，而这“志”正是“苏门”的内在精神。王水照曾将“苏门”定义为“政治上自立自断、学术思想上独立思考、文学艺术上自由创造的一个集合体”㉛。可见其内在精神即是“独立”与“自由”。而在黯淡的时代下，晚年的李之仪以这样一种内在精神“独立”于颓废士风之外，“自由”地以追求功名的方式不见容于世人，正充分体现了“苏门”这种内在精神的可贵与永恒魅力。

总而言之，李之仪“白玉无瑕晚更真”的晚年形象乃是“星星之火”，其意义在于驱散了些许历史迷雾，彰显出“黯淡无光”的徽宗朝中士风与“苏门”内在精神的“光亮”之处。

四、结语

本文重新分析了李之仪的晚年形象，将其向新党求功名的主要原因归于想揄扬甚至重振“苏门”。因此，晚年的李之仪仍无愧于苏门文人之名，乃是一位“白玉无瑕晚更真”的“士”。

发覆李之仪的晚年形象不仅是对徽宗朝士风颓废这一历史定论的些许矫正，还发现了黯淡时代下“苏门”内在精神的光彩。而从诗学的角度看，后者背后还蕴藏着更深层的问题，即时代与诗歌创作之间所具有的张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㉜晚年的李之仪在时代黯淡、生活困苦之时却以刚健之笔写下“不随凡劣易淄磷”诸语，体现出的正是有着“独立”“自由”精神的苏门诗歌的顽强生命力。正如张明华所说：“江西诗派是徽宗朝诗歌的主流，但‘苏门’诗人在当时也还有较大的势力。”㉝而“苏门”的影响在徽宗朝变得越来越小，固然与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等人的陆续离世有关，但最重要的内在原因是“苏门”内在精神的消磨，这离不开徽宗朝士风颓废这一整体环境的影响。

①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1 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卷首。

② 付嘉豪：《李之仪交游考论》，宁夏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

③④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4册，卷四〇），《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13页，第314页。

⑤ 汤华泉：《李之仪晚年四事新考》，《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⑥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2 册，卷二〇、二一），《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第153—160 页。

⑦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2册，（卷二〇），《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6页。

⑧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4册，卷四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26页。

⑨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2页。

⑩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4—595页。

⑪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3册，卷三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6—267页。

⑫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6册，后集卷一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1页。

⑬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3册，卷三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