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吴建平，1956年1月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高级记者。1988年进入浙江日报社工作，历任浙江日报理论评论部副主任、主任，2008年调至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历任总编、总监。是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浙江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作品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好新闻奖等。2016年退休，现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参事。

采访组成员：

浙江传媒研究院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政治新闻部葛雪琪

浙江法制报胡晓峰 陈骞

从工厂走进省报

采访组：吴老师您好，您是经验丰富、功底深厚的新闻前辈，很荣幸能有机会采访您，首先请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和工作经历。

吴建平：我1976年参加工作，当时是杭州汽轮机厂的学徒工。学徒两年期满，我得到机会进入杭州市委党校理论班学习，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满后，我回到厂里党委宣传科，从事干部学习和干部教育的工作。

1986年，我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班，在这里，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当时有32门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等，我还通读了《资本论》等著作。

这段经历给我以后从事理论评论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以后做事做人，也可以说是受益无穷。

1988年从省委党校毕业以后，我进入浙报，直接进了理论评论部，一工作就是20个年头。到2008年，报社党委把我派到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我在那里又干了整整8年。

我的经历是比较简单的，8年在企业宣传科，20年在浙报理论评论部，8年在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加起来是36年。再加上我在党校学习的4年，一共整整40年，可以说我一辈子都是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

几件作品记忆犹新

采访组：您的工作经历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密切相关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令您比较满意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作品吗？

吴建平：我的作品大概分三块：

第一块是重要的理论文章。刚到理论部的时候，我主要是承担言论的写作任务，包括评论、本报编辑部文章，还有一些言论。

1998年12月30日，我和蓝蔚青老师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政务公开》。政务公开在浙江是比较早提出的，当时金华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通过总结提炼，我们写了一个整版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重视，并在1999年第22期进行了转发。

我对这篇文章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基层的智慧，改革开放的很多经验，开始都是从基层提炼总结的。另一方面，我们亲历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发展，从上世纪末的政务公开，到本世纪初全省建了大量的办事窗口，再到现在的“最多跑一次”，群众网上就能办事，这些无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还有一篇文章我印象也比较深，就是1999年6月22日发表在《浙江日报》头版的《论〈民情日记〉》。文章中，我们总结了嵊州市雅璜乡首创的干部记民情日记的实践。干部们在民情日记上记载的都是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诸如房子漏了、茶叶地里出现了病虫害等等。这些事都不大，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鸡毛蒜皮”，但雅璜乡的干部把它们都记了下来，还想方设法地去解决，不厌其烦，不嫌其累，倾其全力。

当时我和周荣新老师写这篇文章，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我们做了大量调研，听了各方面干部群众的意见，反复修改了三四次。写好后，我去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审稿。那天中午12时左右，我把文章交给他的秘书，秘书让我稍等片刻。没想到，张德江同志一吃完午饭，在下午1点前就把文章审出来了，而且他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极富情感色彩的批示，我们的文章是3000多字，他的批示就有300多字。

这篇文章发了之后，影响比较大。大家都赞扬我们浙江省的干部，有一种人民情怀。因为篇幅较长，《人民日报》从1999年10月21日起一段段地分5次进行了转发。

至于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还有《领导干部一要干净，二要干事》《不当老板做公仆》《能者上，庸者下》《人走以后说名声》《为乡镇干部说句话》等。

我大量的评论作品，或被时任省委书记批示，或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或作为文件下发给干部学习。

第二块是配合省委工作的评论和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的杂文。本报评论员文章、浙江日报社论，我大概写了600篇。我以个人名义在全国各报刊发的评论文章大概也有600篇。我已经整理出版了两本评论集，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点击时政》，一本是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幸福是只什么鸟》。

第三块是写浙江名人大家的文章。我在《浙江名人一百家》中写了大量作品。退休后我还在写，之前在《钱江晚报》写了两个版，追寻中共六大代表来耀先的事迹，为此我还专门到莫斯科六大会址去了一趟。

除了上面说的这三块，我在工作期间，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相关的人和事，还写了很多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有《革命涛声依旧》，讲的是白求恩的翻译郎林的故事，在《浙江日报》刊登了一个整版。我还写了一些改革者的故事，比如冯根生、鲁冠球等。《留得国宝传后人》《创造奉献是生活》《绿水青山茶人家》《一代雄风两代风流》等文章，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影响。

信仰不是一句空话

采访组：您做了很多年理论评论工作，并且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对于从事党报的理论宣传工作，有什么心得？

吴建平：我在28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党建理论宣传工作当中，有几点心得。

一是心中要有信仰。信仰真不是一句空话，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首先自己要真信马列主义，这样才会真正坚持真理，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和思考社会问题，来把握舆论宣传的导向。

二是理论宣传要与时俱进，坚持学习。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与真理同行，更要与时代同步。因为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前进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朝气蓬勃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姿态，文章才会鲜活生动，版面才有人看，道理才有人听，思想才会对实践真正起到引领作用，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党的二十大已闭幕，我们党报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时刻想着学习理论，深刻把握“两个确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要站在主阵地的最前沿，要心怀国之大者，坚持问题导向，用系统观念来思考问题，这样才能开拓新境界。

三是要打开理论宣传的视野。面向群众，针对问题，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打开理论宣传的新视野。当年的《浙江日报》理论版有3支基本队伍。一支是我省的理论工作者。一支是来自全省11个市（地）和90个县（市、区）的领导，他们不仅主政一方，而且身临改革开放第一线，最早接触到实践中的问题，最早尝试着各种矛盾的破解之道。浙江许多创新性理论的形成，都来自于他们的实践，比如1994年有人提出“支持群众下山脱贫”，然后有了后来的武义下山脱贫实践。再比如1996年有人提出并探索“亩产论英雄”的做法，同年，有的地方就已经在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县域工作。2006年形成的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为主要内容的浙江精神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种种做法，其实都是来自基层的伟大实践。打开理论版，都可以追寻到这些理论形成的脉络。第三支队伍就是来自全国的一流专家学者，比如党史党建专家李君如、石仲泉、纪宝成、王伟光，经济学家林毅夫、刘国光、蒋学模、吴敬琏，社会学家陆学艺、邓伟志，哲学家邢贲思、俞吾金等等。这些专家学者都在我们的理论版发表过文章，极大地打开了人们的理论视野，也为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好记者就要时刻准备着

采访组：您在学习理论和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或者说对现在的年轻记者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吴建平：我记得我1988年将要从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班毕业的时候，我们年级的党总支书记沈祖怡老师跟我谈了一次心。

她是一位从四明山根据地出来的老革命，解放后一直从事党校的理论培训工作。当年她快要退休，听说我以后要到党报去工作，就把自己家中的一整箱马列经典著作送给了我，包括几个版本的《资本论》，还有《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等。我把这些书拿了回去，书上还有老师学习的笔记，这些书被我当作精神财富保留了起来。后来我不管到哪里，那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始终带在身边。我也并不是在工作上用到了才去翻翻，而是学在平时，处处都要搞明白。

很多时候，记者为什么写文章觉得困难，头发掉光了也写不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想不出好的、能够深入下去的观点，缺乏思想。还有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文字的素养，一句话你来说可以说得生动活泼，我来说也许就说得死死板板、无人问津。所以说，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记得我进报社的第二天，当时的郑梦熊总编打来电话说省里要求明天发一篇评论，让我晚上下班之前写好，送到他家里。时间这么紧，如果自己没有点积累，对省里有什么精神不了解，或者总编指导你大致上写几层意思，但你不能很准确地表述出来，那就很耽误事了。我当时在办公室写到晚上6时半，然后交到总编家里，总编让我晚上9时再去找他。忐忑着，一到9时我就赶紧去了。

“这是你的第一篇文章吧？”听到总编这么问，我心里一紧，难道是写得没达标？“这篇文章通过了，不用改了。”听到这，我长舒一口气。于是，到浙报工作不到3天时间，我就发出了第一篇文章，还是头版。

短时间内发稿，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如果想要写得又快又好，一定要平时做好积累，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