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婧文 孙 危

伏羲、女娲在中国上古后期形成的神话传说中被奉为创世神和人文始祖之一，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的伏羲女娲故事是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文本，及至汉代，中原等地开始在墓室中大量表现伏羲女娲之形象，且多见于画像石（砖）及壁画墓中，这反映出汉人对于始祖的信仰。之后的魏晋时期，伏羲女娲像复以木棺画等形式出现于河西走廊地区。此外在吐鲁番盆地发现的晋-唐墓葬中，亦陆续发现有一批伏羲、女娲的画像，这些画像绘于用绢或麻布制成的幡上。而从出土位置看，应悬挂于洞室墓的顶部。据统计，就吐鲁番地区而言，迄今已公布的此类画像共有61件。其中刊布了图像的有24件（含残片6件），分别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木纳尔墓地和巴达木墓地。英国著名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的扉页上援引了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一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①［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有时图像会明确涉及历史文献中容易回避甚至出现矛盾的问题。

一、吐鲁番盆地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之基本特征

据已刊布的资料，吐鲁番盆地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在载体、出土位置、题材、构图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以下共性：

1.图像载体与出土位置

图像载体单一，皆为幡画，画面呈“T”字形、长方形或上宽下窄的倒梯形，长约1～2米，宽约1米。

这些幡画均出自于墓葬中，一般用木钉将其钉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有少数则直接覆盖在死者身上，或折叠并包好，摆在死者身旁①冯华：《记新疆新发现的绢画伏羲女娲像》，《文物》1962年第7～8期。，也有覆盖于棺盖上的。

2.画面题材与构图方式

画面以伏羲、女娲二神像为主要题材，位于画幅正中，两神紧挨，男左女右，上身呈搂抱状，下身蛇尾竖向缠绕1-7 道不等，大多缠绕2-4 道，少量图像中的蛇尾缠绕1、5、6 或7 道。伏羲左手持规，女娲右手持矩，亦有所持之物颠倒的现象，还有少量图像中女娲持剪刀，伏羲持墨斗。日轮绘于人物上方，月轮绘于双尾下方，星辰则散布于画面四周。学者们曾对吐鲁番盆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进行过不同的分类，笔者比较认同孟凡人、王晓玲两位先生的分类方式②孟凡人：《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载赵华主编《吐鲁番古墓葬出土艺术品》，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第10～25页；王晓玲：《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人首蛇身交尾图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7年，第54～77页。，并将他们的分类标准进行归纳综合后，根据人物身体特征、上身相连形式以及附属题材日月星等的特征对其进行再次分类，可分为三型三式。

A 型：伏羲、女娲为人首、人身、蛇尾，无兽足，面部为汉人特征。伏羲与女娲紧挨，有上身相连、邻臂相连和邻臂交叉共三种姿势，均呈搂抱状，外侧手臂上举持物。裙摆以下双尾竖向缠绕1～7 道。根据日轮、月轮及星辰等附属内容的特征，以及二神手中持物的种类，又可将此型图像分为三式。

Ⅰ式：日轮、月轮均为圆形。日轮内绘一三足乌，月轮内绘一蟾蜍，日、月外围均绘有一周小圆圈。人物四周绘诸多小圆圈以象征星辰。部分图像中的小圆圈之间以短线相连。属于这一式的为：黄文弼随西北科学考察队获得的伏羲女娲图（表1-1）③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年，第55～57页。，1967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77号墓的伏羲女娲图（编号67TAM77：13，表1-2）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表1 吐鲁番发现的伏羲女娲形象的类型

Ⅱ式：日轮为圆形，大部分月轮为圆形，少数被绘成新月形。圆形的日轮、月轮内自圆心绘放射状短线与圆周相交，或先绘一同心圆，内圆涂朱，两圆之间绘一周短线，呈放射状。极少数月轮内绘波折纹或山形纹。新月形月轮内不绘纹饰。日、月外围均绘有一周小圆圈。人物四周绘诸多小圆圈以象征星辰，部分图像中的小圆圈之间以短线相连。伏羲持矩，部分兼有墨斗；女娲持规或剪刀。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哈拉和卓墓地获得的三幅伏羲女娲图像，其中两幅属于这一类型（编号不详，表1-3、表1-4）①［日］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日本国华社，1915年，第53～54页。。属于这一式的还有：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墓地获得的两幅伏羲女娲图（编号为Ast.ix.2.054 与Ast.ix.b.12）②M.A.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8,Pl.CⅧ＆CⅨ.，1959 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302 号墓的伏羲女娲图（编号不详）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1972 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150 号墓的伏羲女娲图（编号72TAM150：11，表1-5）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另有一些伏羲女娲图像未刊布图片，仅见于文字描述，如1967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76号墓的伏羲女娲图像（编号67TAM76：11）等⑤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绘画全集（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7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Ⅲ式：日轮、月轮为圆形，内无纹饰，外围绘一周小圆圈。人物四周绘诸多小圆圈以象征星辰。部分图像中的小圆圈之间以短线相连。伏羲持矩，女娲持规或剪刀。属于这一式的是1969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伏羲女娲图（编号不详，表1-6）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吐鲁番地区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B型：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蛇尾，无兽足，面部为汉人特征。仅见1幅，即2004年出土于巴达木墓地209 号墓的伏羲女娲图像（编号为04TBM209：10，表1-7）⑦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25页。。伏羲左手上举持矩和墨斗；女娲右手上举，持物因图像残破而难以辨识。自腰部起蛇身互相缠绕，绕3 道。头顶上方所绘内容因图像残破而难以辨识，尾部下方绘月轮，月轮外围绘一周小圆圈环绕。画面四周散布星辰，星辰之间未用短线连接。

C型：伏羲、女娲为人首、人身、蛇尾，无兽足，面部为胡人特征。伏羲与女娲连臂，体间间隙近三角形。伏羲左手上举持矩和墨斗；女娲右手上举持规。裙摆以下两蛇尾互相缠绕3-4道。头顶之上绘日轮，尾部下方绘月轮，均为圆形，内自圆心绘放射状短线与圆相交，或先绘一同心圆，内圆涂朱，两圆之间绘一周短线，呈放射状。外围绘一周小圆圈。人物四周绘诸多小圆圈以象征星辰，部分图像中的小圆圈之间以短线相连。属于这一型的是：1964 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19 号墓的伏羲女娲图（编号64TAM19：8，表1-8）⑧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绘画全集（第1卷）》，第96页。。仅见文字描述的为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40号墓的伏羲女娲图（编号不详）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3.图像分期

吐鲁番盆地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均出自于墓葬中，当为专门的丧葬用品，那么，伏羲女娲图像的绘制年代当与墓葬的年代相近。因此，我们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和图像类型随时代的变化，可将这些伏羲女娲图像分为两期：第一期为东晋末期至初唐（5 世纪初至7 世纪中期），此期的伏羲女娲图像以A 型Ⅰ式和Ⅱ式为主，即伏羲、女娲为人首、人身、蛇尾，无兽足，面部为汉人特征，日轮、月轮内有三足乌、蟾蜍和纹饰；第二期为盛唐时期（7 世纪中期至8 世纪中期），此期伏羲女娲图像A 型Ⅲ式和B 型占主流，但A 型Ⅱ式仍然存在，且还出现了C 型，即除了人首、人身、蛇尾、无兽足的伏羲女娲形象外，还出现了人首、蛇身、蛇尾、无兽足的伏羲女娲形象，伏羲被绘成胡人面孔。

二、吐鲁番盆地与河西地区所见伏羲女娲图像之对比

伏羲、女娲的图像出现于墓葬中，始于西汉，主要见于湖南长沙，河南洛阳、南阳，四川郫县及山东等多地的帛画、壁画及画像石上。汉代以后走向衰落，这些地区几乎不见伏羲女娲图像。东汉晚期至曹魏，此二神图像开始出现于河西地区的墓葬中，大多绘于墓室顶部的画像砖或绘于棺盖板的内侧。北凉时期，伏羲女娲绢画、麻布画作为入葬画像，开始出现于吐鲁番盆地。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以后，河西和吐鲁番地区先后成为了伏羲女娲文化发展的舞台，而从宏观上讲，这与两地的地理位置、政治局势和人口迁移密不可分。

（一）政局变动与人口迁移

自商鞅变法后，秦汉时期均实行户籍制度，严格控制百姓的迁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土地尤其是自己耕种的土地有着强烈的依赖，宗族内的成员长期聚居，因此安土重迁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最终成为移民的更少。秦汉以降，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个人欲望的需要可以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某些居民迁入指定的地点；二是战乱时代，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控制已经全部或部分解体，导致战乱地区的居民由于生存受到威胁，只能选择迁移。而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西晋末与前凉时期、北魏初期连年征战，中原汉人背井离乡，大规模向西北地区和江南迁移，其中，迁往西北地区的移民主要流入了河西走廊。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就西北地区的羌族起义而言，大规模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先零羌的滇零以及钟羌等揭竿而起。第二次是自永和元年（136 年）起，白马部、烧当羌等部相继起义，于永和五年（140年）达到高潮，大规模的羌人直逼汉都京师。第三次始于延熹二年（159年），数十万羌人起义，“自春及秋，无日不战”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五《黄甫张段列传》，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873页；刘光照、韦世明：《民族文史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77～78页。。到东汉末，全国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时，羌人再次起义。在镇压此次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长官和地方豪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①高荣：《河西通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1～142页。，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的高潮。当时内迁的主要有五个民族，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内迁之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其中，氐人和羌人遍布西北各州郡。元康六年（296年），秦州、雍州地区的氐人、羌人全都叛变，氐族部落首领齐万年自立为皇帝，拥兵七万，起兵反晋。紧接着，西晋皇族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导致晋室分裂，国力空虚，军事力量亦迅速衰退，无力再控制内迁各族。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和汉人建立了十几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311 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俘虏了晋怀帝等王公大臣，是谓“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张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②（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第671页。。不少中原人迁往河西，在以后的长期战乱中，河西地区一般都能避免战火，在关中发生战乱如前秦、后秦、夏灭亡时，又不断有人迁往河西。河西也因此得以聚集大批文人学者③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1～552页。。河西走廊地处中原和西域之间，在西晋末至十六国的战乱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不时中断，但河西却与西域交通不绝④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555页。，成为汉文化向西传播的中介。

自北方的黄河流域成为各少数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东晋灭亡，也无力收复中原。北魏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记载了这段历史：“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⑤（北齐）魏收：《魏书》卷六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704页。，即匈奴、鲜卑、羯、氐、羌、汉等民族在在西部和北方先后建立的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夏、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燕、后燕、北燕、南燕等政权，实际上割据政权不止这十六个⑥田昭林：《中国战争史·第2卷·三国两晋至隋唐五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4～200页。。这一时期，北方政权更迭频繁，战争频仍。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处于十六国诸侯纷争的后半期。及拓跋焘即位并日益强盛，南方的东晋已为刘裕的刘宋王朝取代，北方则还有西秦、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的并立与纷争，北魏的北边还有柔然经常南下侵扰。拓跋焘为了巩固统治、统一北方，先后发动了攻打夏国、柔然、北燕、北凉等的一系列战争。战争又催生了大量流民，就连长期占据河西地区的北凉统治者，战败后也携残部逃往了吐鲁番盆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促使伏羲女娲图像从中原地区不断向西北地区，乃至向西域传播。

（二）两地伏羲女娲形象之异同

1.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基本特征

河西地区所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像主要见于墓葬中，仅有1 例见于莫高窟石窟285 窟窟顶。墓葬中的图像主要见于墓室壁面、葬具和随葬品上。墓室壁面上的伏羲女娲图像多是先绘于砖上，再以画像砖砌筑墓室，也有少量伏羲女娲图像直接绘于墓室内的土洞壁面；葬具上的伏羲女娲图像均绘在木棺棺盖板内侧；随葬品上的伏羲女娲图像均绘于陶盆的外侧。为了便于同吐鲁番盆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与之大体相同的标准，即根据人物身体特征、上身相连形式以及附属题材日月星等的特征对河西伏羲女娲图像进行分类，可分为三型。

A 型：伏羲、女娲为人首、日（月）身、蛇尾，有兽足或无兽足，面部为汉人特征。日轮、月轮中分别绘三足乌和蟾蜍。属于这一型的为：1972 年新城1 号墓出土的伏羲女娲棺板画（表2-1）①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处：《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页。，1991年佛爷庙湾1 号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表2-3、表2-4）②殷光明：《敦煌西晋墨书题记画像砖墓及相关内容考论》，《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和1999 年骆驼城墓出土的伏羲女娲棺板画（表2-5）③甘肃省文物局：《甘肃文物菁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此型图像的伏羲、女娲被绘于不同的砖上，或一同被绘于棺材盖板的内侧。独体式的伏羲、女娲画像砖，尾部一般不交缠，人物位于砖面正中，伏羲面朝右侧，右手持规，兽足作奔走状；女娲面朝左侧，右手持矩，兽足亦作奔走状。部分图像是需要将两块分别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画像砖进行拼合后才构成一幅完整画面，拼合后可见伏羲、女娲的蛇尾相交1次。尾部不交缠的伏羲、女娲画像砖。棺材盖板内的伏羲女娲图，二者手中似无持物，日轮与月轮内部所绘图像模糊难辨。两蛇尾相交1道。

表2 河西地区与吐鲁番盆地出土伏羲女娲图像对比表

B 型：伏羲、女娲为人首、人身、蛇尾，有兽足或无兽足，面部为汉人特征。日轮、月轮中分别绘三足乌和蟾蜍。属于这一型的为：1979 年新城13 号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④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王春梅：《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伏羲女娲图像考析》，《丝绸之路》2013年第8期。，1994 年骆驼城南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表2-7、表2-8）⑤张掖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文物》1997年第12期。，和2002年新城南墓区晋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男棺棺板画如表2-12，女棺棺板画如表2-9、表2-10）⑥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墓发掘报告》，《陇右文博》，2003年第1期。。此型图像的伏羲、女娲亦被绘于不同的砖上（均为独体式），或一同被绘于棺材盖板的内侧。绘于画像砖上的伏羲、女娲，尾部不交缠，伏羲面朝右侧，左手持规，右手持日轮，蛇尾右摆，兽足作奔走状；女娲也面朝右侧，左手持矩，右手擘月轮，蛇尾右摆，兽足作奔走状，人物四周绘云气纹。绘于棺材盖板内侧的伏羲女娲图像，伏羲居左，右手持规，女娲居右，左手持矩。尾部相交1 道，头顶之上绘日轮，尾部之下绘月轮，部分图像内还绘有星河、北斗、青龙、乌获和飞廉等。

C 型：伏羲、女娲只具有人的特征，面部为汉人特征。仅见2 例：许三湾1999Q3 伏羲女娲画像砖（表2-14）⑦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王晰：《高台魏晋壁画墓伏羲女娲图像解读》，《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和2000 年酒钢公安缴获的伏羲女娲画像砖（表2-13）⑧吕占光：《酒钢公安处缴获伏羲·女娲画像砖》，《丝绸之路》2000年第5期。。前者为独体式，仅见伏羲画像砖，伏羲位于画面正中，面朝右侧，右手持矩，日轮位于伏羲右侧；后者伏羲与女娲绘于被同一砖面上，但相隔较远，肢体无接触，相邻的手臂均持一件条形物，人物四周绘云气纹。

2.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分期

河西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绝大多数出自墓葬，亦是专门的丧葬用品，那么，这些图像的绘制年代与墓葬的年代应当也十分接近。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及图像特征，河西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也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早期（2世纪中至3世纪末），均属于A型；第二期为西晋早期至十六国时期（3世纪末至5世纪40年代），B 型、C 型在此时流行，A 型仍少量存在，但已非常简化，二神自颈部以下人的特征退化，以蛇身取而代之。

3.吐鲁番盆地与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对比

整体而言，吐鲁番盆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伏羲、女娲的特征与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第二期B型一致，均为人首、人身、蛇尾，尤其是与河西地区第二期B型中竖向绘于棺盖板内侧的伏羲女娲图像相似度最高。

同时，两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图像载体与题材种类上。就前者而言，吐鲁番盆地伏羲女娲图像的载体单一，仅绘于幡上，而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不仅见于幡上（系麻布），还见于墓室土洞壁面、画像砖、棺盖板及陶盆上；至于后者，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题材包括伏羲、女娲像、规、矩、日、月、三足乌、蟾蜍、星、群山、青龙、飞廉、独角兽、简板和云气等，而吐鲁番盆地之伏羲女娲图像仅保留了核心题材，包括伏羲、女娲、日、月、三足乌、蟾蜍和星宿。除此之外，吐鲁番盆地伏羲女娲图像在绘画风格上更加写实，注重对细节的描绘，用色看起来也更加艳丽，比河西地区所见伏羲女娲图像精致。

三、相关问题研究

与其他类型的历史证据一样，图像或至少是大部分图像在创作时，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被历史学家所使用。而图像创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的问题，有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潘诺夫斯基把对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三层意义：第一个层次是前图像志的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主要关注绘画的“自然意义”，并由可识别出来的物品（例如树、建筑物、动物、人）和事件（例如餐饮、战役、队列行进等）构成。第二个层次是严格意义上的图像志分析，主要关注“常规意义”（将图像中的晚餐识别为最后的晚餐，或把战役识别为滑铁卢战役等）。第三个层次，是图像学阐释。它不同于图像志，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本质意义”，即“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①［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44页。对于伏羲女娲图像而言，学者们在前两个层次上已达成共识，而在第三个层次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

在使用图像学方法来解读图像时，彼得·伯克给出了一些提示：“其一，诸多图像在最初被设计出来时，是为了放在一起加以解读，因而需要将这些散落在各处的图像‘聚集’在一起；其二，紧盯细节……还要识别出它们携带的文化意义。”尽管伏羲女娲图像在最初被制作出来时，当不是为了放在一起加以解读，但这么做仍是有意义的——便于我们发现值得我们关注的细节，那么这些细节有哪些呢？在这些细节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呢？

1.“男左女右”与阴阳

我们不难发现，吐鲁番盆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在很多细节上都发生了变化，唯独“伏羲居左女娲居右”保持不变。在上古的神话传说中：“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②（明）董斯张撰：《广博物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3页。盘古去世后，他的身体各器官化为日月星辰、四极五岳、江河湖泊和万物生灵，其中日月二神是盘古氏的双眼所化。

中国神话中的太阳神，为学者所熟知的名字叫“羲和”③（战国）屈原：《楚辞》王逸注：“羲和，日神。”。伏羲与之有何关系？伏羲的名号至多，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伏羲型，又写作伏栖、伏戏、赫胥、包羲、宓羲、虙栖、羲皇等；其二，大昊型，又写作太昊、泰昊、大（太）皞、大皓等。《帝王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昊帝包牺氏，……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处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张舜徽《郑学丛书·演释名》曾指出：《易经》中的“帝出于震”一句，帝指太阳。震，当训作晨。所以，“帝出于震”，就是日出于晨。由此表明，伏羲生于东方，又具有太阳的光明，所以称作太昊。此外，在上古音中，fú-buó 二音相通，“伏”和“包”均无实义，是表音之字，与“溥”是同音通假字。《说文》：“溥，大也。”而所谓的伏羲或者包羲，其实就是“伟大的羲。”而“羲”字，先秦古音均读作双音节的xi-e，若连读即称为“xie”，亦即“羲俄”或“些”。按照古音，这位“伟大的羲俄”，正是先秦典籍中那位赫赫有名的太阳神——“羲和”④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21页。。

《山海经》中月神名常仪。仪，古音从我，读娥，故古音又可记作常娥。常、尚二字古通用，所以常仪在《吕氏春秋》中又记作尚仪。尚即上，是古人对神的尊称。传说中女娲为阴帝，是太阳神伏羲的配偶。月亮别名太阴星，因此阴帝女娲正应当是月神。从古音上考察，娲所从“呙”古韵隶于歌部，与我、娥同部。娲、娥叠韵对转，例可通用。所以女娲，实际也就是女娥，即常仪，亦即嫦娥⑤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41页。。

由此可知，盘古氏的左眼所化之日神，即伏羲；盘古氏的右眼所化之月神，即女娲。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阴阳相合而成的。对大自然中上下、前后、左右、大小、长短、高低等，古人将上、前、左、大、长、高为阳，反之为阴。阳者刚强，阴者柔弱。对于人而言，男子性情刚强，属阳于右；女子性温柔弱，属阴于右。伏羲女娲图像中，太阳位于二人头顶上方，上、高为阳，月亮位于二人下方，下、低为阴。及至后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男性地位普遍高于女性，“男尊女卑”思想逐渐占据主流，上古传说中的“男左女右”便作为社会秩序之一被固定下来，“左”成为了尊位。

伏羲女娲图像在战乱之中西传至吐鲁番，西魏时还与佛教融合，绘于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壁面，这些图像不仅承载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阴阳思想，还表达了对恢复传统社会秩序的希望。

2.“蛇尾”与蛇崇拜

与其他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相比，吐鲁番伏羲女娲图像对蛇尾特征进行了强化。根据蛇尾纹饰，吐鲁番盆地伏羲女娲形象之蛇身部位，其原型可能采自束带蛇属或花条蛇属。（图1）一般而言，蛇身颜色越鲜亮，毒性越强。就图像而言，这种强烈的色彩带给视觉的冲击，增添了二神的神秘感，似乎也代表着更强的超自然力量。这些色彩鲜艳的人首蛇身形象画像，悬挂于墓室顶部或覆盖于死者身体之上，令人望而生畏，也起到了镇墓除祟、保护死者亡灵的作用。在古代埃及，蛇是不死的象征，是宇宙的统治者，是重要的神。在被誉为“帝王之谷”的墓室内部，到处可见蛇的形象，例如，古埃及法老坦卡蒙的王冠上就饰有眼镜蛇形象（图2）①［日］安田喜宪著，王秀文译：《蛇与十字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96～98页。。

图1 束带蛇与花条蛇（1.束带蛇 2.花条蛇）

图2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蛇的意象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神话中，都常常被使用。在中国，《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诸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青蛇，名曰夸父。”在澳大利亚，纳姆地爪哇人的神话说，世界是蛇形母神艾因加纳创造的②［日］大林太郎：《神话学入门》，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91～92页。，北美回乔人（Huichol）崇拜的大女神Nakawe，也被描绘成周身围绕着许多蛇的形象，她被称作“我们的大祖母”，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生命。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女神Chiuacoatl，同样是蛇形而又为地母与生育之神③杨利惠：《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8页。。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象征着繁殖和生育的神灵形象往往被想象为蛇形的女神。吐鲁番盆地所见伏羲女娲图像，更是强化了二神的生育属性，将伏羲、女娲的两条蛇尾描绘成自然界中雌、雄两蛇交配时互相缠绕的的姿态。

实际上，人们对蛇的崇拜，有其神秘的心理因素。蛇是肉食性动物，繁殖能力极强，能够潜水、爬树、挖洞、爬行，部分蛇有剧毒。于人而言，它不仅神出鬼没、无处不在，还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自然对蛇十分恐惧。人们还常见蛇生长时蜕皮、冬眠后复苏等现象，在对这些生物现象尚无科学认识的远古时代，人们就很容易幻想出那条蛇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死而复生。同时，蛇对人类来说，还有更实际的价值——以鼠类为食，能够帮助人类灭鼠保粮。基于以上种种，远古先民对蛇产生敬畏之情，期盼自己能够被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所庇佑。

吐鲁番盆地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图像，蛇身纹路鲜明、色彩艳丽，强化了对蛇身的塑造，在墓葬当中起到了镇墓除祟、保护死者亡灵的作用，是对自远古流传下来的蛇崇拜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了时人的生死观，并寄希望于来生。

3.“载体单一”与文化的本土化

吐鲁番盆地考古所见伏羲女娲图像，载体单一、题材和构图方式均一成不变，据此我们认为，伏羲女娲形象从河西地区传至吐鲁番盆地后，这些图像很可能是在本地绘制并模式化了①刘文锁：《伏羲女娲图考》，《艺术史研究》第八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并且绘制这批图像的画师应当就是本地的匠人。吐鲁番盆地伏羲女娲图像中的第二期与第一期相比，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伏羲被描绘成了胡人面容，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地的胡人群体将伏羲、女娲二神纳入了本民族的信仰体系，认为伏羲女娲也是他们的始祖，因此拥有跟他们一样的容貌；二是当地画师长期从事绘制胡人人像的工作，习惯于为男性脸部绘络腮髭须，于是误将伏羲形象也绘成了胡人面容，同时，由于河西移民及其后代长期生活于吐鲁番盆地，深受当地文化浸润，于是便很容易地接纳了伏羲的胡人容貌并将这幅图像随葬于墓葬中。根据墓葬中与图同出的墓志（表）与衣物疏提供的信息，我们推测这两种情形是应是兼而有之的。

吐鲁番盆地范围内，与伏羲女娲图像同出的墓志（表）和衣物疏，计有7件，分别是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383 号墓的衣物疏、303 号墓的“高昌和平元年（551）赵令达墓表”、386 号墓的“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张师儿及妻王氏墓表”、Ast.ix.2墓的“唐永昌元年（689）氾延仕墓志”、302号墓的“唐永徽四年（653）赵松柏墓表”、哈拉和卓墓地50号墓的“延昌五年（565）张德淮墓表”、74号墓的“高昌延寿十六年（639）贾永究墓表”。据这批出土文献可知，随葬伏羲女娲图像的有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麹氏高昌国“虎牙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兵部参军”赵令达、“北听左右”张德淮，虎牙将军张师儿（追赠明威将军），“左亲（侍）”贾永究，唐西州时期“西州高昌县前官”氾延仕，“都官主簿、（代）行都官参军事”赵松柏。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沮渠蒙逊夫人彭氏。据前人研究，彭氏为羌族②王素：《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族属初探》，《文物》1994年第10期。。北凉政权的建立者沮渠蒙逊为临松卢水胡人，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③（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二十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534页。。397年，北凉政权据河西而建，直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 年）北魏灭北凉，沮渠蒙逊之子沮渠无讳、安周率残部逃至高昌，击败高昌太守阚爽，建立北凉流亡政权，直到460 年为柔然所灭，偏安一隅④柳洪亮：《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年第9期。。可见，彭氏生前当是从河西逃亡至吐鲁番盆地，直到葬身于此。这个材料至少说明了两点：（1）吐鲁番盆地晋唐时期确有胡人群体将伏羲、女娲二神纳入了本民族的信仰体系；（2）这支胡人群体自5世纪上半叶从河西地区迁入此地。另外，以彭氏为代表的北凉统治集团很可能在西迁前，即在河西地区就已将二神纳入到其信仰体系之中，并凭借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强大影响力，向下层民众进行普及，因此我们推测伏羲女娲信仰在北凉及北凉流亡政权中都具有为数颇丰的胡人信众，这些胡人信众后来在吐鲁番盆地继续传承着伏羲女娲文化。

其次，我们通过墓志（表）信息可知，墓主人张德淮为敦煌籍人士，汜延仕为高昌人。敦煌张氏与高昌国张氏同出一脉，而张氏高昌为汉人政权，因此敦煌籍墓主人张德淮很可能为河西汉人移民或后裔。至于汜延仕，其墓葬中未出土能够说明族属的遗物，我们尝试根据汜姓的渊源加以推测。高昌汜氏，正史无载，唐林宝《元和姓纂》也没有对其进行考证。汜氏在五凉时期是敦煌著姓之一，尽管清代张澍先生所辑西凉刘昞《续敦煌实录》中亦无关于敦煌汜姓的考证，但敦煌文书中S1889 号《敦煌汜氏人物传》却提供了相关信息。据此文书所记载的内容，我们可知：（1）敦煌汜氏并非敦煌土姓，是由中土辗转迁徙而来；（2）汜氏之姓最初起自周凡伯所封凡邑，战国末为避战乱，迁至汜水（在今山东境内），遂改为汜姓；（3）汜氏家族在济北生活了约两个世纪，到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 年）迁至敦煌①闫廷亮：《河西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122页。。因此，汜延仕很可能也为汉人。汜延仕墓志中云“君姓汜讳延仕，高昌县人也”②侯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下）》，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83～584页。，说明墓主人的亲属、后代对高昌已有了强烈认同，认为自家世代都是高昌人。因此，伏羲被绘成胡人形象也有可能是第二种原因所致。

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胡人形象的伏羲反映了伏羲女娲文化的本土化。除了伏羲女娲图像外，汉文化的本土化还体现在葬俗的其他方面，在此略举几例：其一，墓葬形制的本土化，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墓门上砌有照墙的斜坡墓道砖室墓，照墙及墓室壁面通常饰以壁画，而到了吐鲁番盆地，河西移民入乡随俗，普遍采用斜坡墓道土洞墓，尽管有的墓葬保留了绘制壁画的传统，也是直接绘于土壁上；其二，葬具的本土化，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普遍使用木棺，有些木棺置于棺床上，而到了吐鲁番盆地，则几乎不用木棺，只用苇席作为葬具，置于墓室内的土台上；其三，口琀葬俗的本土化，口琀是我国内地的传统葬俗，“在殷周时代便已有死者口中含贝的风俗，考古学和文献记录都有许多证据。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秦汉时代，贝被铜钱所取代，将铜钱和饭及珠玉一起含于死者口中，成为秦汉及以后的习俗。广州和辽阳汉墓中都有发现过死者口中含一两枚铜钱。”③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我国大部分学者也都赞同新疆的口琀习俗源于中国内地④李朝全：《口含物习俗研究》，《考古》，1995年第8期；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但是，“口琀传统……随着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具体的口含物、具体的解释则会出现不同。”⑤张勇主编：《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1页。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汇集了大量的西方货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汉族贵族在高昌及唐西州时期保留了口琀习俗，但口含物大多不是中国传统的铜币，而是极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金银币，也可谓是汉文化本土化的一个体现。

可见，汉文化传播至此地后，部分内容被本土化了，伏羲女娲图像即是其中的一例。

四、结 语

汉至十六国时期，战火催生的流民成为了中原汉文化传播的载体，使伏羲女娲文化得以自中原经河西传入西域。从吐鲁番盆地与河西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来看，其在载体、位置、题材和构图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吐鲁番盆地之伏羲女娲图像是在河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和再创作。整体而言，吐鲁番盆地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色彩鲜艳，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尤其是蛇尾部分。作为丧葬用品，伏羲女娲幡画的绘制方式在吐鲁番地区似乎已形成了一种定式，并与当地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了当地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表现方式上出现了本土化特征，但伏羲女娲图像背后蕴含的精神内涵却不曾改变，这包括自上古流传下来的始祖崇拜、蛇崇拜以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阴阳二元、阴阳与方位等内容，体现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