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 爽，文书洋，何美玲

（1.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海南 海口 571126；2.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00；3.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一、引言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意味着国家从利益角度协调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着政策连续性［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推动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是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要求，也是金融践行为民初心使命的总抓手。建立完善金融与实体利益协调机制，以金融力量和手段加快解决经济发展短板弱项问题，是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发力点。

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质量，是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与转型面临的重大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化快速发展，金融业呈现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高利润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实体行业的利润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以上市公司数据为例，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共4 154家，其中金融类上市公司124家（1），金融业利润总额高达2.57 万亿元，占A 股所有上市公司总利润的48.8%，金融行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1.18%，而作为实体经济代表的制造业仅为6.84%。上市公司的数据可能不完全代表我国金融业利润的整体水平，但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从2004 年开始，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例迅速增长，从4%增至8%。“十三五”期间（2016—2020 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均值为7.9%，是对GDP 贡献最高的行业，不仅大大超过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超出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此外，金融利润吸引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些现象也值得关注，例如，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涉足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催生了以非银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和民间借贷为主的影子银行体系。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加速融合，金融服务呈现更加精细化的趋势，在信息时代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论述揭示了金融运行的本质：货币资本家向产业资本家让渡货币资本的支配权并分享产业利润。受马克思“产—融利润分享”思想的启发，本文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金融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既是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诉求。

二、文献回顾

金融与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早期的研究中，理论界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基本达成共识（King 和Levine；Aghion 等；Levine）［2-4］，但最近10 年，新的实证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非线性关系（Rioja和Valev；Rousseau和Wachtel；Arcand等）［5-7］。现有研究对此进行了一些猜想，但诸多假说无法得到现实证据的进一步支持（Beck 等；Levine等）［8-9］。20 世纪80 年代，在金融自由化思潮下，金融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金和就业，经济开始出现“金融化”现象。目前，学术界尚未对“金融化”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对其的表述普遍为“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多数研究认为，金融高利润是金融化的重要表现之一。Epstein 和Jayadev［10］、Krippner［11］、Reid［12］认为，金融利润的增长是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标志；Arrighi和Moore［13］认为，金融化来自金融交易的高利润；Duménil 和Lévy［14-16］认为，金融化意味着更高的金融利润率，同时也加剧了更大的动荡。在此阶段，学者们对金融高利润的理解还较为模糊，包括金融利润的增长以及金融利润率的增长速度。直到2012 年，Levina 提出金融相对于实体高利润概念，认为虽然金融资产的交易行为有明显异质活动，但都是由形式类似的利益驱动的，因此，利润可以作为衡量金融市场份额和其在经济中作用的尺度［17］，这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现代金融业的复杂性和创新性，导致金融行为眼花缭乱、难以辨别，但金融业追求利益的目标不会发生改变，从金融与实体利益分配的角度展开研究，可以避开复杂的因素直击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本质。此外，众多学者认为，金融与实体利益失衡会重组经济活动，加剧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Lin 和Tomaskovic-devey；González 和Sala；Alvarez；Stockhammer和Kohler）［18-21］。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马克思的“产—融利润分享”思想中，厘清了金融利润的本质是分享产业利润，并从金融与实体利益分配的角度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Chesnais［22］从马克思理论分析中得出了研究框架，强调金融分配过多利益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Harvey［23］认为，金融与经济之间有一定的冲突关系，金融扩张致使生产性资本积累堵塞，从而导致生产性资本寻求依靠金融领域的高额利润进行价值修复；鲁春义和丁晓钦［24］认为，金融化在短期内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金融企业长期从非金融企业瓜分利润会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谢富胜和匡晓璐［25］从劳动价值论角度修正了Lapavitsas 关于“剥削利润”的论述，认为金融部门获取任何形式的利润最终都源于产业资本积累。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金融化积累体系是不稳定的，金融化的发展带来价值分配方式的转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和脆弱性。文书洋等［26］以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通过参与实体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分享利润，但如果分享的份额过高则会影响产业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发展；林键等［27］也构建了产融利润分配指标，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发现，银行业盈利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门限非对称效应。

从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在深入探讨金融化问题时，把金融利润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从金融利润的角度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潜质。本文以马克思“产—融利润分享”思想为出发点，建立金融利润占比指标，分析金融与实体利益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根据马克思“产—融利润分享”思想，金融利润的本质是分享产业利润。金融利润有利于汇集闲散资金，提高实际资本积累速度，但过高金融利润会造成资本积累的加速分化，降低资本的有效配置。

（一）金融适当分割产业利润有利于经济增长

西方经济学很少涉及金融利润的来源，认为金融可以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Levine）［4］。学者们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King 和Levine）［28］、提供信息（Greenwood 和Jovanovic）［29］、提升企业治理（Aghion等）［3］等方面勾勒出各种金融功能。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金融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合社会资本进行扩大生产；二是提供追加资金，保证生产的连续性；三是中介功能，缩短相关需求满足的时间。从这些观点来看，金融都是通过服务实体而实现其功能，金融利润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聚集资金和资本的有效配置而实现的。

1.金融资本的逐利性有助于闲散资金的聚集

资金盈余方持有现金及其等价物有很高的机会成本，出于资本增殖的考虑，需要将资本投入到产业生产中。如果没有金融市场，资金的盈缺双方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如事前信息搜集和事后监督成本等。金融可以通过提供交易场所、汇集信息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一系列机制降低出借者的监督成本，达到快速聚集闲散资金的目的。

2.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资本为了实现其增殖目的，事前有动机搜集市场信息，并将资金配置于最高效的项目上，事后监督项目的实施完成，保证其收益最大化。因此，金融资本在市场上不断地搜集信息，从低回报的项目退出进入高回报的项目。资本逐利性而引发的资金流入，给高回报项目融资的同时也帮助其提高市场份额，形成的示范效应也激励其他高效率项目的设立，而逐利性带来的资金流出也会迫使低效率项目退出市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二）金融从实体分割较高的利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1.实体经济融资难度加大

伴随着内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升高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断下降，且经营风险逐步加大，银行出于对资金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更倾向将资金贷给房地产等行业。金融机构为追逐高利润，逐步形成了房地产依赖型金融体系，降低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

2.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较高

在我国金融体系转型与发展过程中，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处于配置资金的相对垄断地位。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强烈渴求，导致银行在放贷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获取贷款的过程中，企业往往要承担较高的财务费用。根据张杰和杨连星［30］的研究，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成本不仅包含利息，还包括银行变相收取的咨询费、服务费等。金融服务的多环节和长链条形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层层盘剥，实体经济在融资过程中，不仅要承担银行利息，还需支付为获取银行贷款而衍生出的各种金融服务费用。

3.催生了影子银行繁荣

影子银行体系再次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造成经济“脱实向虚”。我国主要有两类影子银行，分别是非银金融机构形成的影子银行和非金融企业参与民间金融而形成的影子银行（3）。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的兴起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大量难以从正规金融体系融得资金的企业转向资金价格和风险更高的影子银行和民间金融，催生了影子银行和民间金融的繁荣；二是借贷业务的高利润吸引了机构和企业从事放贷业务。无论是非银行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还是资金盈余企业从事的民间金融，本质都是对实体经济利润的再次瓜分。

综上，金融利润占比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即可能存在最优金融利润占比。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当金融利润占比低于某一阈值时，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上升，经济增长也会加速；而当金融利润占比高于某一阈值时，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不同，前者可以较容易和较低成本地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而后者则易受到金融抑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金融资源在分配过程中更倾向国有企业。财政分权和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助推了国有企业将国有银行分支机构以及地方性银行作为“钱袋子”，即使在国有银行上市和国企股份制改革之后，也并未改变国有企业优先获得低廉银行贷款的优势地位。二是银行出于安全性和盈利性兼顾的需要，也倾向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破产风险小，有政府信誉担保和财政支持，而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难有符合条件的抵押物。例如，银行倾向将长期信贷资源配置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其他国有项目，这会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资本需求与信贷短期资本供给的错配。

部分民营小微企业即使达到了贷款条件也要承担很高的贷款成本，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3 年和2014 年的实地调查数据显示，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真实利率为15%～25%，从影子银行获得贷款的真实利率更高达20%～40%。综上可知，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施了差异化的贷款策略。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难度较低且价格低廉，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难度较高且价格昂贵。基于此，可以合理推断，如果某一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较高，那么较高的金融利润占比并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或者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较小；而如果某一地区民营经济占比较高，则该地区较高的金融利润占比更容易损害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2。

H2：在国有经济强势地区，当金融利润占比超过某一阈值后，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较小或者不明显；而在民营经济强势地区，当金融利润占比超过某一阈值后，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负效应。

四、实证分析：门槛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构造

根据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2007—2019 年我国24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4）。由于城市层面没有官方公布的金融行业利润数据，因此，城市层面金融利润数据来自商业银行利润数据的计算与构造，商业银行利润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城市层面其他数据诸如GDP、工业企业总利润、通货膨胀率、外商投资和财政支出等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商业银行网点数据由银保监会官网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整理而来。在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方面，本文沿用金融与经济增长（finance and growth）主流文献中的做法，对变量进行指标构建。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计算方法为：本年度GDP 绝对值减去上一年度GDP绝对值后除以上一年度GDP绝对值，并将计算结果转换为百分比。

2.解释变量：金融利润占比

我国商业银行中大部分是跨区经营，而商业银行的利润表只汇总报告该年度银行的总利润，不分地区汇报利润。因此，如何将商业银行的总利润合理划分至各个地级市就成为指标构建的关键所在。本文假设商业银行网点的选址是考虑了成本和收益后的理性行为。首先，一些研究认为银行分支机构增长代表了银行竞争程度（贾春新等［31］；刘伟和黄桂田［32］；莫媛和沈坤荣［33］），这意味着银行往往倾向在获取利润高的地方成立网点，因此，最终达成的均衡是各个网点的利润趋于一致。如果银行网点的利润不相同，那么银行会撤去低收益地区的网点，而在高收益地区再开设新网点。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银保监会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里也明确指出，银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要考虑盈利水平。基于此，本文按照各地级市网点的占比，将跨区经营的商业银行利润划分至各个城市，构建城市层面的金融利润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式（1）和式（2）。

其中：i表示商业银行；j表示地级市；t表示年份；profitit表示商业银行i在年份t的总利润；numijt表示在年份t商业银行i在城市j的网点个数，numit表示在年份t全国范围内商业银行i所拥有的网点数，因此，就可以表示银行i在城市j设立网点的比例，这一比例成为本文划分利润的权重；profitjt表示年份t以网点数量为权重划分的银行i在城市j中获得的利润，如果在城市层面对profitjt变量进行加总即可得到城市j的金融总利润。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的合理性，利用城市金融利润总和占该城市工业企业利润总和的比例来衡量金融相对实体经济的占比，这一比例越高表示金融利润占实体利润的比重越大。

3.控制变量

根据国际主流的实证研究指标，并结合国内学者邵宜航等［34］和王俏茹等［35］的研究，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和外商投资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描述见表1所列。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可以看出，我国各个地级市的平均GDP增长率为10.34%，与发达国家横向相比处于高速增长期；金融利润占比的均值约为50.14，中位数为26.29，标准差为104.90，说明金融利润占比在不同地级市的差异很大；各个地级市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的均值为102.55，最小值为97.65，最大值为110.09，标准差仅为1.82，说明大部分地级市处于温和通货膨胀，且差异较小；地方政府干预度指标的均值为16.94，最小值为4.37，最大值为151.29，尽管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差异较大，但是标准差仅为7.45，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差别不大；外商投资指标的均值为3.1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60，说明各地外商投资差异较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

Hansen［36］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不同门槛区间内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异质性影响，但该模型假设条件较为苛刻，即面板门槛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量要求协变量必须是强外生，这样才能使估计量保持一致。现实回归中，门槛变量和协变量往往难以达到完全外生这一条件。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是对Hansen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的改进，Kremer 等［37］、Seo 和Shin［38］将模型扩展到带有内生阈值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该模型允许滞后因变量和内生门槛值变量。结合数据特征和研究目的，本文选择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按照动态面板门槛的形式，将回归方程设置如下：

其中：Xjt为控制变量集合，包含经济增长率的滞后期、通货膨胀率、政府干预程度和外商投资；I{·} 为示性函数；δ1表示当金融利润占比处于低区制时（即金融利润占比低于门槛值），金融利润占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δ2表示当金融利润占比处于高区制时（即金融利润占比高于门槛值），金融利润占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预期δ1为不显著或正向显著，δ2为负向显著。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解释

1.金融与实体利润分配对经济增长率的门槛效应

表3 列示了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式（3）的回归结果。L.grgdp 表示的是滞后期的经济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率具有时间序列上的正相关性，因此，L.grgdp 为正向显著。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别给出了在低于门槛值和高于门槛值的区间内，金融利润占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异质性影响，其中，below_fprft 表示当金融利润占比处于低区制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升高对GDP 增长率的影响；above_fprft 表示当金融利润占比处于高区制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升高对GDP 增长率的影响。

表3 基础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当金融利润占比低于门槛值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利润占比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会小幅上升0.009%，即当金融利润占比低于门槛值时，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说明金融发挥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但是当金融利润占比高于门槛值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利润占比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会下降0.022%，即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说明金融行业从实体经济中分割了过多的利润，会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发展失衡。特别是，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和投资风险的加大，实体经济所赚取的利润已经难以支撑高额的财务费用，此时金融利润的上升意味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他解释变量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提高地方政府干预程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外商投资数和经济增长率正相关。

表4 列示了基础回归的门槛估计系数以及90%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出，门槛变量的估计值为28.61%，置信区间的范围是［9.53，85.77］，即当金融利润占比小于28.61%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增加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当金融利润占比大于28.61%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增加反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

表4 门槛估计系数及置信区间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门槛值估计需要进行门槛显著性检验。根据Seo 和Shin 的渐进理论，可以使用非参数Bootstrap 来构造置信区间。表5报告了门槛值的显著性检验，设计Bootstrap 抽样次数为300，可以看出，P值为0.000，强烈拒绝了不存在门槛值的原假设，表明确实存在门槛效应。

表5 门槛显著性检验

综上，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支持了H1，即当金融利润占比低于某一门槛值（28.61%）时，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上升，经济增长会加速，体现了金融利润的支持效应；而当金融利润占比高于某一阈值（28.61%）时，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下降，体现了金融利润的掠夺效应。

2.基于经济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H2，本文从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两个角度分别检验，具体分为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例（soe1）和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例（soe2）。首先，分年度取soe1 和soe2 的中位数，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具体为：当某一地区的国有经济影响力指标低于该年度的中位数时，认为该地区是民营经济主导型；当某一地区的国有经济影响力指标高于该年度的中位数时，认为该地区是国有经济主导型。然后，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回归。

表6 中列（1）（2）是以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衡量国有经济占比的回归结果，列（3）（4）是以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国有经济占比的回归结果。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国有经济相对弱势、民营经济相对强势的地区，当金融利润占比低于门槛值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当金融利润占比高于门槛值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相反，在国有经济相对强势、民营经济相对弱势的地区，当金融利润占比低于门槛值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增高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金融利润占比高于门槛值时，金融利润占比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

表6 国有经济占比分组回归

从结果对比中可以发现，在民营经济相对强势的地区，金融利润对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掠夺效应：当金融利润占比较低时，未体现出经济增长效应，而一旦超过门槛值，则迅速表现为负向效应。可能的原因是：金融行业没有很好地服务于民营经济，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不协调；当金融利润占比较高时，说明该地区金融行业处于强势地位，金融利润的进一步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利润对民营经济的掠夺效应。在国有经济相对强势的地区，金融利润对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支持效应：金融利润占比较低时，体现出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即使金融利润占比超过门槛值，金融利润占比的增高也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理论分析中“我国银行体系主要是为了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看法相一致。

表7列示了不同分组的门槛估计值，可以看出，在民营经济相对强势的地区，门槛值均为19.12%；而在国有经济相对强势的地区，门槛值分别为45.71%和47.64%。说明在国有经济强势的地区，对金融利润占比的容忍程度较高；反之，在民营经济强势的地区，对金融利润占比的容忍程度偏低。如果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不索取过高的金融服务费用，那么金融利润占比的最优门槛值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7 不同国有经济占比下的门槛值

表8 列示了分组回归中门槛值存在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种分组形式中，P值都小于0.1，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在两种分组回归中，金融利润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这与基础回归相一致。

表8 门槛存在性检验

综合以上异质性分析可以看出：在国有经济强势地区，当金融利润占比超过45.71%或47.64%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较小或者不明显；而在民营经济强势地区，金融利润占比超过19.12%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负效应。由此，验证了H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2007—2019 年我国245 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利润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金融利润占比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存在最优的金融利润占比。金融利润占比低于28.61%时，随着金融利润占比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当金融利润占比高于28.61%时，金融利润占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②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优金融利润占比以及不同区制内金融与实体利润分配的影响效应，随各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变化。在国有经济强势地区，实体经济对金融利润的容忍度较高，表现为最优金融利润占比较高，为45.71%；在民营经济强势地区，实体经济对金融利润的容忍度较低，表现为最优金融利润占比较低，为19.12%。

（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为金融与实体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金融利润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相应数据库，在数据库基础上找到金融与实体利润分成比例的最优变动区间和预警区间，依据实际值和阈值的偏离程度进行预警识别。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金融资源可得性、金融业务链条长短、金融服务佣金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该地区金融相对实体高利润的主要原因，根据不同的利润偏离程度和原因建立相应的短期应急措施预案，防范金融风险的产生和传播。

二是加强金融体系短期让利机制设计。针对某些地区金融利润过高现象，提出金融机构短期让利措施，引导金融体系“合理让利”。依据金融与实体利益分配对经济的溢出效应设计分级让利体制，划分让利责任、明确让利对象以及使用相应的让利工具，具体来说，就是“谁来让”“让多少”“让给谁”“怎么让”以及特殊情况的紧急策略问题。根据责任和财力相匹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构建中央与地方、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以及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之间的最优让利分层网络。

三是完善金融与实体利益协调机制的中长期规划和顶层设计。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利润高低以及抗风险能力，将一部分利润用来建立引导基金，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根据企业的成长周期和产业类型，设立包括天使基金、创业基金、成长基金等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的引导基金集群。金融机构增设民营企业融资考核指标，专项考察支持民营企业相关情况，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权重，鼓励金融机构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化对金融与共同富裕逻辑关系的认识，对深入普惠金融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金融政策优惠，例如，大力支持其扩大网点规模、财政性存款优先考虑存入该机构、国企项目优先与该类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建立金融机构利润超额累进制度，在每个利润区间内，设置一定的扶贫小额信贷额度，利润越高的银行在下一年度越应该参与更多的普惠金融业务。

注释：

（1）按证监会行业分类统计，2019年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中有货币金融服务业40家、资本市场服务业56家、保险业7家、其他金融业21家。

（2）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测算，2017—2019年发达国家金融业增加值占GDP平均水平为5.1%。资料来源于中国银行业协会官网（2021-01-20），《中国的金融服务“太贵”、银行业利润和薪酬畸高吗？》https://www.chinacba.net/Index/show/catid/277/id/38647.html。

（3）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11）的界定，影子银行实际上就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

（4）新会计准则执行年度为2007年，因此，本文研究起始年份为2007年。银行数据样本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1家城市商业银行和29家农村商业银行。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实施金融“合理让利”政策对本研究的实证部分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数据选取的终止年份为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