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瑶

郑州商学院 河南郑州 451200

17至18世纪中西方不断的贸易往来不仅向欧洲带来了精美工艺和别致造型的艺术品，同时也促进了技艺与观念的交汇。在此基础上，陶瓷便是理想的载体，不仅见证了制瓷技术的传播，也留下了跨文化交流的痕迹，呈现东西方对彼此的理解和想象。“中国风格”的人物瓷塑可以说是东西方工艺相互借鉴的产物，展现了西方对中国世界的理解与遐想，是欧洲人异域想象的最佳诠释。

一、欧洲中国风设计来源

欧洲所盛行的“中国风格”是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发展而来的，随着海上贸易的频繁往来，中国的陶瓷、漆器、丝绸、家具等艺术品不断进入欧洲人的眼帘。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西方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在欧洲的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中国热”，尤其是陶瓷领域，中国的制瓷技术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且制作的瓷器精致典雅，经久耐用。至17世纪中期，由于明清两代的动荡，开始禁止中外的贸易往来，而此时已有的中国瓷器已经不能满足欧洲人的需求，促使欧洲各地的工厂开始进行大量的效仿，随之，欧洲中国风设计开始兴起。

二、欧洲中国风人物瓷塑的异域特征

中国的人物瓷塑造型优美，塑造人物鲜明，引起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制造商争相模仿，这种喜好早在法国传播开来，其中有一类人物瓷塑的头部为活动式，被称为“宝塔”（pagode）。[2]中国的神明像，例如观音像、仙人像为欧洲的制瓷工匠带来了创作灵感。欧洲的制瓷工匠创烧了大量关于“中国风格”的瓷器和塑像，尤其是人物瓷塑，提取特殊的代表性符号，再加以填充本土元素共同构成欧洲异域想象的特色，呈现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印象”，形成独特的艺术特征。

1.东西方元素的交融与创新

欧洲的陶工从瓷器上展现对中国的认识，通过对比中欧两国的人物瓷塑可以清晰地了解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东方的人物形象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经常把这些高级艺术品用来装饰烛台、摆钟和桌面饮水器。1710年迈森皇家瓷厂正式建立后迅速成为欧洲重要的瓷器产地，生产了大量的中国风的瓷器，同时也受到了洛可可风格的影响，摆脱了早期对东方的单纯模仿。迈森瓷厂生产的人物瓷塑大多取材于中国游记，例如《荷使出访中国记》《中国图说》等书中的插图成为其创作灵感的主要源泉。

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德国迈森瓷器《釉上彩中国乐师像》（图1），这件作品就是典型的东西方元素相结合的产物，作品中所刻画的男性乐师头戴锥形的帽子、留着长胡须以及身着宽松的下装，这些可以说是代表欧洲人眼中“中国风格”人物瓷塑的特征，而其立体的五官、袒露的胸怀、尖头皮鞋和夸张的姿态都与实际的中国乐师形象相差甚远，是欧洲工匠在借鉴中国元素的基础上再加入西方人物形象细节所创烧出来的中国风瓷塑，这一风格的人物瓷塑是东西方工艺相互借鉴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西方异域想象的人物特征。在欧洲各国的中国风人物瓷塑设计当中，有众多男女老少的人物形象，如商人、农民、工匠、音乐师、皇帝、官臣等，都展现了部分中国人的形象特征。以男性为例，早期的西方认为亚洲人也是高鼻深目，到洛可可时期开始转变，开始绘制真实东方人的形象，例如头戴锥形帽、细长的八字胡须、小眼睛、髡发等人物特征是欧洲人眼中典型的中国形象。若身份为皇帝或大臣，我们可以看到皇帝服饰上有龙的图案，而大臣的官服上则是模糊的动物图案，这些人物特征都可以从华托、布歇等洛可可中国风代表画家的画作中找到。纵观这一时期中国的男性形象主要为：头戴锥形小帽，身穿大袖长袍，身材修长，肩上披着围巾状物，与真正的清朝男性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这样的中国男性形象在欧洲广为流传。17世纪至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将大量的中国外销艺术品运往欧洲，这些艺术品中所绘制的中国人物形象成为欧洲民众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开拓了艺术家与观众的视野，加以想象与夸张，创造出欧洲人的异域想象，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图1 《釉上彩中国乐师像》

2.审美趣味的偏向性

自马克·波罗时代起，中国一直被西方认为是“世外桃源”，在许多文本与图像中，遥远的东方百姓安居乐业。马克·波罗在谈到游览南宋故都杭州时，对中国人悠闲的生活状态印象深刻，他曾提到杭州城的百姓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会带上自己的家人与美酒在西湖上泛舟[3]，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地方，同时也是是一个具有偶像崇拜的国家，17世纪中后期，法国王室收藏了大量的瓷质佛像，多表现为以神的面目出现的人物形象，例如观音、寿星、布袋和尚等。观音像一直是欧洲较为流行的宗教塑像之一，她与西方基督教的圣母玛丽亚十分相似，多表现为抱小孩的妇女形象或两侧有童子相伴，形象端庄秀丽，给人以亲切之感。除了观音之外，其余的罗汉、弥勒等塑像并未传至西方，但是布袋和尚的人物形象也受到欧洲人的喜爱，在他们眼中这种袒胸露腹、肥头大耳、笑口常开的形象，象征着快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与享乐民族欧洲大众的观点一致，能够为人们带来轻松的感觉，因此在当时十分盛行。法国塞夫尔国家陶瓷馆的白釉弥勒像（图2）是德化弥勒佛的仿品，双腿呈如意坐，开怀大笑，右手持扇遮于头顶，大腹便便，双耳垂肩，是弥勒佛的典型形象，深受欧洲市场的欢迎。它们被视为是“中国元素”的工艺品，展现了欧洲大众对此形象的喜爱，欧洲各大瓷厂争相仿制，成为当时欧洲装饰艺术中的重要元素。中国的佛像人物符合了欧洲大众的审美趣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跟实际是存在差距的，艺术可以说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但是又与真实的形象存在差距。“中国风格”的人物瓷塑是时代的产物，18世纪中国陶瓷艺术在欧洲广泛流行，在洛可可艺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充分吸收中国艺术的精华进行审美再创造，表现了注重人性的设计理念[4]。18世纪出现了一种动机学说一一享乐主义，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关心自己，希腊罗马文化为欧洲人遗留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等文化符号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艺术家们常用自己的作品歌颂人生的美好，因此不难看出中国风人物瓷塑设计体现了欧洲审美趣味的偏向性，这些作品均表现了怡然自得的人物形象，暗示了欧洲人对中国田园生活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图2 白釉弥勒像

三、结语

17至18世纪具有“中国趣味”的人物塑像映照出欧洲大众的审美趣味与风尚，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而此时创作出的艺术品常常带有想象与演绎的成分，那悠然自得的人物形象、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可以说是欧洲人自身的向往与想象的投射，在跨文化交流中，见证了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