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今

日砰是我小叔，比先生日胜小4岁，是家中幺儿。

日砰自小不爱读书，可玩起来却比谁都精、狠、疯。下河摸小鱼，上树采果子，弹弓射鸟儿，斗蟋蟀，打弹珠，跳木马，抽陀螺……玩得不亦乐乎。天天放学后，呼朋唤友到处晃荡，不到天黑不回家。

婆母对着他“满江红”的成绩册唉声叹气：“你呀，真是个大番薯。这么滥玩，怎么能考上中学？”

担心归担心，对于这个淘气的幺儿，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婆母口中的“大番薯”，竟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会考临近时，他拒绝了友伴千呼万唤的诱惑，闭门苦读。成绩公布时，他竟然昂首阔步地迈入了怡保的英华中学，让师长和亲友大跌眼镜。

升入中学后，他依然好玩。几名兄长，都是校中翘楚，偏他吊儿郎当，每年都是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勉强升班。溺爱他的婆母认命地说：“大番薯总有大番薯的福气，由他去吧！”

“大番薯”在高中会考时，临危不乱，过关斩将，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之后，负笈新西兰，顺利地考取了特许会计师学位。

我与日胜结婚时，他由新西兰飞返怡保，参加婚宴。他身材魁梧如山，性子开朗直爽，不但健谈，而且妙语连珠，隐约可见当年顽童的影子。我们一见如故，彼此有分享不完的故事。熟悉之后，他和我，加上性子幽默的小姑惠琴，3个人时常互相调侃，唇枪舌剑，相处的时光总镶嵌着一串串笑声。

几年后，他离开新西兰，定居柔佛。昔日的“大番薯”脱胎换骨，成了公司里的猛将，有“拼命三郎”的美誉，在短期内一再擢升，后来，被派往砂拉越担任主管。

每次回家探亲，大包小包的土特产总是塞满了行李。有一回，农历新年前，他居然拎了10公斤大米回来。我哈哈大笑，戏谑地说：“哎呀，你是在逃难吗？”他瞪着我：“你居然把珍珠当鱼目！这是大名鼎鼎的巴里奥高原米呀，是乌鲁部落的土著在海拔约3500尺的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它产量极少，售价极高，供不应求。我特地请假两天，上山去购买的。”顿了顿，他又绘声绘色地说道：“这米啊，煮好后，闪闪发亮，碗里好像聚集着一只只萤火虫。入口时，细软如绸，轻盈如风，香得不行！就算没有菜肴配搭，一连吃上几碗也不嫌腻！”

除夕夜，人人引颈期盼。可是，摆上桌的米饭，色泽暗淡。日砰一看，便急急地问婆母：“妈，您为什么不煮巴里奥米呀？”婆母说：“煮了呀！”日砰说：“不，这绝对不是……”婆母嗫嚅地说：“这个米，太贵了，所以，我把它和普通的米掺和着煮，比较耐吃啊！”日砰骇然惊问：“10公斤，您全都掺了？”婆母点头，日砰差点昏厥在地。

婆母过去在海南岛务农，尽管晚年生活舒适，可她节俭惯了，要她吃比一般米贵上许多的巴里奥米，是她容不下的奢侈。

婆母把巴里奥米和廉价米掺在一起煮这件事，被我们引为笑谈，笑了好久。事后日砰说：“要让妈妈的生活缤纷多彩，孩子必须学会讲善意的谎言。”自此，不管买什么孝敬母亲，他总刻意隐瞒真实的价格。婆母自是享受得心安理得。

在不惑之龄，日砰被一家跨国公司聘用，派往中国，在深圳分公司独当一面。接受纯英文教育的他，在马来西亚求学时，第二语言是马来文。大学毕业后，生活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汉语对他来说，就好像是天边的语言。去中国任职后，他发扬“拼命三郎”的精神，拼命学、放胆说，荒腔走板的发音让人忍俊不禁。他耸耸肩，说：“只要我不笑自己便行了呀！”

不出几个月，他便学成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出口成章。上餐馆时，他用普通话点菜，不费吹灰之力便念出一串串菜肴的名称。我称赞他，他笑嘻嘻地应道：“马死落地行呀，在中国生活，不懂普通话能行吗？”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生活就是一缸水，如果水里放了糖，你便一身甜；如果水里放了盐，你便一身咸。关键是你必须把自己整个浸在里边。有些人，一直绕着水缸走，当然不咸不甜，一无所得啦！”

寥寥数语，便道出学习语言的秘诀。我的确认识一个“绕着水缸走”的人，她是英国籍的华裔，在北京跨国公司工作多年，说起普通话，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学不好，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与日砰共事多年的同事如此评论他：“在公务上，他像包公，举贤任能，倘若有人想走后门，连个门缝也找不着；在财务上，他锱铢必较，一分一毫都必须有清楚的去处，清廉刚直得近乎执拗；在生活中，他却像宋江，仗义疏财，慷慨大度，不拘小节，充满了人格魅力！”

年过半百时，他告诉我，他想辞职，去过海阔天空的日子。我自然是不信的，他身居高位，呼风唤雨，哪有可能平白无故地抛弃如此丰厚的待遇？再说，他身强体壮，思维敏锐，正是“更上一层楼”的大好时机。他叹了一口气，说：“钱财如枷锁啊！我在中国多年，公务缠身，一直想去爬万里长城，却始终缘悭一面，就连近在咫尺的大城小镇，也没空去玩！不但遗憾，而且荒谬！”我知道，当年那个“顽童”在呼唤他了。

果然，没过多久，他就递上辞呈，在公司的一再挽留下，又工作了两年。之后，不管谁来说项，都动摇不了他追寻自由的决心。

摆脱了工作的束缚后，日砰和妻子天涯海角地游山玩水去了。他传来在世界各地留痕的短信和照片，朗朗笑声从我的手机中滚落出来，兜都兜不住。

他没有子嗣，多年以来，亲戚中，谁家没有经济能力送孩子上学，他二话不说，便出钱资助，直供到大学毕业。这些孩子都成了他的谊子谊女，他时常大宴小酌地溺宠他们，家里常年热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这样惬意的日子，过了20年。

疫情期间他居家不动，被啤酒灌出了圆圆的啤酒肚。

2021年12月初，猝不及防地传来了坏消息——他因长期久坐，神经被椎间盘压迫而导致剧痛，行动不便，出入必须依赖拐杖。很难想象那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步履蹒跚的样子。医生劝他动手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当生命的质量可以靠手术挽回时，就算有再大的风险，也值得放手一搏！”

手术尚未进行，却又响起晴天霹雳：他罹患大肠癌，必须抓紧时间动手术切除。

两项大手术，孰先孰后？医生和亲友都劝他先遏制癌细胞扩散。他冷静地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结果，决定先动椎间盘手术。他说：“万一椎间盘手术失败，我瘫痪了，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我干吗还大费周章地去切除直肠呢？如果手术成功，我便可以安心地动另一项手术，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在人生黑暗的隧道里把自身的危机看得如此透彻，处理得如此冷静，着实不易。

仿佛奇迹般，两项重大手术先后顺利地完成了。他再度拿出“拼命三郎”的精神，拼命服药，拼命做物理治疗，拼命调整饮食。捷报频传，到2022年3月，他已经生活如常了。在照片里，他高高地挥着高尔夫球棒，露出撵走病魔的胜利笑容。

2022年6月15日，他忽然从柔佛驾车到新加坡探望我们，留居两天。我们欣喜若狂，因为疫情的阻断，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他嬉笑如故，可精神和胃口都明显不如以前，就连最喜欢的烤乳猪，也只吃了两片便搁箸。

离别前，他轻描淡写地说：“癌细胞已在我体内扩散了。”他的语气那么平和，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我当时居然未意识到死神已在旁觊觎，更没想到，他此行是特意来与我们诀别的。他的妻子事后告诉我们，那次驾车往返新加坡和柔佛，他是铆足全力的。一进家门，他便元气涣散，再也未能起床。

7月18日，消息传来，他走了。我没有用“噩耗”二字，是因为他走得安详。当生命失去质量时，他不恋栈，绝不。

葬礼过后，亲友们聚集在他最爱去的一家餐馆，点了他最喜欢吃的菜肴，手中高举酒杯，齐声说道：“日砰，干杯！”

这时，我仿佛看到他微笑地举起了杯子……

（刘书吟摘自《联合早报》2022年12月14日，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