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欣欣 李雨婷 陈剑华 马晶晶 从恩朝, 徐一峰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上海 200030；2.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上海 200072）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核心家庭是中国家庭的主要类型，占60.89%[1]。研究发现，三代直系家庭成员主要由幼童、青年人和中老年人构成，祖辈在家庭中起到抚养幼儿的作用。而城市核心家庭成员主要由中年夫妇和上中小学的子女构成[1]。受经济压力、时间限制、抚养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居住安排呈现出多元化，例如出现临时主干家庭、邻住家庭、轮值家庭等[2]，祖辈也因此在多元化的家庭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与祖辈同住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高的学业成就[3-4]。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家庭亲子互动频率更高，对青少年的学习及成长具有积极影响[5]。因父母婚姻问题造成家庭结构缺陷的个体抑郁、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结构完整的个体[6]。家庭结构不完整的留守儿童抑郁、焦虑症状往往高于非留守儿童[7]。与父母教养、祖辈-父辈共同教养的幼儿相比，隔代教养的幼儿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问题[8]。

儿童期创伤包含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大类。研究发现，核心家庭发生童年虐待和忽视的可能性要低于其他类型的家庭[9]。儿童期创伤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童年创伤经历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10-11]。

以往对家庭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核心家庭、单双亲家庭等方面，对隔代家庭关注得较少，且当父母不与孩子居住在一起时，过往研究通常将其划分为隔代家庭，未考虑到孩子可能会寄养在除祖辈外的其他照料者处。由于此类儿童长期与直系亲属分离，在研究中很有区分探讨的必要。对于家庭结构与儿童期创伤的探讨，研究对象多为农村样本，缺少城市样本的数据，而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的作用机制探讨得也较少。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旨在了解上海市不同家庭结构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预防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本研究的假设：（1）与核心家庭相比，三代直系家庭的青少年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而隔代家庭和寄居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2）与核心家庭相比，非核心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感知到儿童期创伤；（3）儿童期创伤在家庭结构与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中起中介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1年4—5月整群抽取上海市7所学校的六年级至初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回收问卷4 888份，排除不符合纳入要求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 576份，问卷有效率为93.62%。排除标准：（1）重复问卷；（2）填写时长大于或小于平均值3个标准差的问卷；（3）研究对象的年龄超过量表填写限制的问卷。本研究已通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伦理审查（编号：2021-11）。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研究者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用于收集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年级、独生状况、父母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其中，家庭结构分为4类：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划为“核心家庭”，和父母、（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划为“三代直系家庭”，寄居（外）祖父母家里的划为“隔代家庭”，寄居在其他朋友或亲戚家里的划为“寄宿家庭”。

1.2.2 儿童期创伤问卷 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12]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童年创伤。问卷包含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5个维度，共28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经历某一类型的童年创伤越多。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48。

1.2.3 儿童抑郁量表 采用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13]测量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该量表一共27个条目，每个条目有3种不同程度的现象描述相关症状，例如“我偶尔感到不高兴”、“我经常感到不高兴”和“我总是感到不高兴”。每个条目0～2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抑郁症状越严重，以总分≥19分定义为有抑郁症状[14]。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8。

1.2.4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 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15]测量青少年的焦虑症状。量表共包含41个条目，采用3级评分，0表示“没有症状”，2表示“经常有”。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焦虑症状越严重，以总分≥23分定义为有焦虑症状[16]。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0。

1.3 调查方法

采用线上调查的形式进行，问卷以班级为单位通过网络平台发放，由学校的心理老师和班主任指导青少年完成问卷的填写。在问卷填写前，青少年及其家长都对研究内容知晓并同意参加问卷填写。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法；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的发生率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家庭结构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采用Process 3.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4 576例青少年，平均年龄（13.4±1.2）岁。其中，男性2 325例（50.81%），女性2 251例 （49.19%）；核心家庭 3 270例（71.46%），三代直系家庭1 238例（27.05%），隔代家庭60例（1.31%），寄宿家庭8例（0.17%）。

2.2 不同特征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发生情况

4 576 例青少年中，630例（13.77%）有抑郁症状，1 188例（25.96%）有焦虑症状。不同性别、独生状况、年级、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生率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女性、非独生子女、初一和初二年级、父母离异/丧偶或重组婚姻及寄宿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发生情况的差异 [n（%）]

2.3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之间的关联

分别以有无抑郁症状和有无焦虑症状为因变量，家庭结构为自变量，性别、独生状况、年级、父母婚姻状况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核心家庭相比，三代直系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较低（OR=0.794，95%CI：0.649～0.972，P＜0.05），寄宿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较高（OR=4.548，95%CI：1.113～18.580，P＜0.05）；家庭结构类型与焦虑症状发生风险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之间的关联

2.4 不同家庭结构青少年儿童期创伤的比较

儿童期创伤问卷结果显示，不同家庭结构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躯体忽视4个维度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情感忽视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隔代家庭组和寄宿家庭组的情感忽视维度得分高于核心家庭组（P＜0.05）。见表3。

表3 不同家庭结构青少年儿童期创伤问卷各维度得分的比较 （xˉ±s，分）

2.5 情感忽视对家庭结构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探讨家庭结构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机制，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检验（抽取5 000次），检验情感忽视对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的95%CI不包括0表示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以核心家庭为参照时，隔代家庭通过情感忽视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的中介效应值为0.199，95%CI为0.030～2.483，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隔代家庭对抑郁症状发生的直接效应值为0.744，95%CI为-0.905～2.392，包括0，表明其直接效应不显著。寄宿家庭通过情感忽视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的中介效应值为3.266，95%CI为1.040～5.726，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寄宿家庭对抑郁症状发生的直接效应值为3.577，95%CI为-0.903～8.056，包括0，表明其直接效应不显著。见表4。

表4 情感忽视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

3 讨论

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3.77%，焦虑症状发生率为25.96%，相较同期上海市其他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研究结果偏低[17]。本研究显示，女性、非独生子女、初一和初二年级、父母离异/丧偶或重组婚姻及寄宿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这提示父母和学校老师应针对这些类型的青少年加强心理疏导，减少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生，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本研究中核心家庭是主要家庭户类型。与核心家庭相比，三代直系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较低，寄宿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较高。共同居住的祖辈可以起到巩固家庭功能的作用，能为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例如育儿实践或经济支持等，同时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对家庭中孩子的幸福感有积极影响[18]。而青春期寄居在其他照料者处的青少年，与留守儿童类似，他们长期与父母分离，缺少陪伴，在与外界互动时倾向于表现出拒绝的态度，增加了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代直系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比核心家庭低，但是，隔代家庭（即青少年单独和祖辈居住）并不与其抑郁症状的降低相关联，提示父母仍然在家庭结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与既往研究结果[9，19]相似。本研究还显示隔代家庭和寄宿家庭的青少年会感知到更多的情感忽视。其他照料者可能会对寄居的青少年表现出歧视或排斥的态度，对青少年的关注较少，忽略其情感需求。与此同时，与父母空间距离上的分离也会使父母无法及时满足或回应青少年的情感需求，表现出较高的情感忽视。

本研究显示，隔代家庭和寄宿家庭通过情感忽视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有研究显示，由祖辈或亲戚抚养的青少年会感到被父母忽视和抛弃，经历更多的儿童期创伤[19-20]。青少年离开父母生活可能会使其生活环境和条件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心理压力增加，空间距离也会影响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增加了发生抑郁症状的可能性。离开父母生活会影响亲子间的沟通互动，家庭凝聚力和家庭支持相应减少，父母的监管也会减少[21]。隔代家庭和寄宿家庭的父母可能无法兼顾家庭与工作，将一部分抚养责任交给祖辈或其他照料者，对青少年的关注有所降低，不可避免出现情感忽视。童年期父母的冷漠、忽视会不断强化个体的内在无能感和不安全感，导致低自我效能，当遇到困难时个体更倾向于采用负性的方式处理事件，采用表达抑制的策略逃避痛苦，进而产生更多的抑郁症状[22-23]。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没有收集青少年与其照料者的居住时长。长期或短期的家庭结构变化可能对青少年儿童期创伤和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有所差异。此外，青少年是寄宿制学校还是走读制学校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寄宿制学校的青少年可能大部分时间住宿学校，周末或假期才回家短住，其家庭结构的影响可能不如走读制青少年。本研究没有进一步评估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依恋关系，家庭结构可能通过依恋关系来调节青少年的情绪，减少其抑郁的发生。家庭功能也是青少年抑郁、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24]，本研究缺少对其家庭功能的测量及讨论。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值得进一步细化探讨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与核心家庭相比，三代直系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较低，寄宿家庭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较高；隔代家庭和寄宿家庭的青少年感知到更多的情感忽视；情感忽视在隔代家庭和寄宿家庭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提示祖辈在家庭互动中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了父母在家庭居住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鼓励父母与青少年同住以便加强亲子互动，避免父母缺席的寄居情况发生。此外，不论是否同住，父母都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情感关怀，以减少其抑郁症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