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杰华，韦晓丹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一、引言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和数字信息化相互交叠的新时代。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01亿，占总人口的14.2%，［1］老龄化程度和速率持续加深加快，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年群体是我国数字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数量达到1.19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790 万人，5 年间总计增长9 000 万人；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43.2%，比上年同期增长1.2%，5年间总计增长30.5%。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有调查表明能独立完成查找信息、购买生活用品等活动的老年人比例分别达到46.2%和52.1%，［2］也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出数字网络越来越普遍和深入地影响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

近年来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关注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但多数研究聚焦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健康、老年人幸福感、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等的内在关系，尚未关注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老年人社会信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是老年人本体安全感获得的重要途径，［3］同时还是老年社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推动人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等具有积极的整合作用。［4-5］在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互联网通过降低沟通成本、增加社会交往频率进而提升老年人社会信任；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可能通过减少老年人在场空间的人际互动以及增加老年人信息甄别成本进而降低其社会信任。［6-7］然而，无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后果，其重点也并非在于互联网技术本身的优劣，而应重点关注老年人自身的网络使用特点，［8］从老年中心视角而非技术中心视角出发考察其中的影响过程和内在机理。

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以老年人为中心，借鉴以往相关理论，使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信息时代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网络参与是否会影响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第二，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老年人群中是否存在一定差异性？第三，网络参与影响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期望本研究为推动老年人更好地融入信息社会，使老年人充分享受数字红利、规避网络风险，构建和谐老年社会等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社会信任概念内涵

社会信任是指普遍意义上人们对于社会上其他不特定关系人员的信任感，也被称作一般信任。［9］区别于建立在通过经常性互动而产生对特定对象的熟悉和认同之上的个人信任或特殊信任，社会信任的根本特征在于被给予社会信任者与社会信任给予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种更为普遍化和抽象化的信任。［10］结合社会信任经典概念内涵及社会信任研究最新进展，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人口的实际特点，将老年人社会信任定义为老年群体在普遍意义上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

（二）老年人社会信任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1.相关理论基础

现有社会信任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涵化效应理论、负面信息优势理论、时间替代理论，分别从社会学、传播学、生物进化论等不同学科视角解释了影响社会信任的核心要素及其基本作用机制。关于社会信任的基本理论有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信任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往往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具体而言，高收入水平的个体由于其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表现出更高的社会信任；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提高个体分析和判断信息的能力，［11］还提高了其在社会上被尊重和信任的可能性，进而产生相应的信任回应，提升其社会信任水平。［12］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其他方面诸如社团的参与息息相关，主要产生于团体间的互惠规范和公民网络参与。［13］公民间频繁交往形成的网络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流通，增加了欺骗行为的潜在成本，因而能够推动整体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

随着新媒体技术兴起和信息传播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在上述基本理论之外发展和拓展出了若干网络参与影响社会信任的理论流派。涵化效应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从信息传播视角解释信任变化。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受众的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涵化着受众对世界的看法，“涵化”在此意味着文化传播和同化。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是承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向社会传递积极、正面、主流的信息，因此有助于社会信任的增加；而新媒介如互联网则因信息的海量性、缺乏监管性和信息获取的（相对）自由性等不可避免地传递出更多的负面社会信息，进而降低公众社会信任水平。［14-15］负面信息优势理论（Negativity dominance theory）则从生物进化论视角解释公众对网络负面新闻的偏好。该理论认为负面信息代表危险，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出对危险的敏感性，对负面信息的选择性关注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自然结果。［16］互联网相较传统媒介充斥了更多负面信息，因此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将因为更高的负面信息关注水平而具有更低的社会信任。时间替代理论（Time displacement theory）认为互联网使用的增长挤占了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投入，降低老年人在场空间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导致老年人社交圈子、朋友网络缩小和社区归属感减弱，［17-18］进而削弱相互之间的社会信任。

2.相关实证研究

现有实证研究中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层面因素和社会层面因素。在个体层面因素方面，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但这种提升的边际效果递减。［19］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因此更不容易信任他人。［19］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越高。［20］社会参与对居民社会信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朋友聚会频率越高、参与社团越多、参与社团的活动越频繁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高。［21-22］离婚、丧偶等经历会降低居民的信任水平。［23］社会层面的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子类别，即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不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个体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收入不平等扩大也普遍被认为是导致居民社会信任降低的重要因素。［24］在社会因素方面，公共资源供给对居民社会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如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会影响该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5］义务教育经费的增长能够显著提升该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25］在文化因素方面，社区内居民的高异质性会降低个体间的社会信任。快速城市化造成的人口流动是中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26］居住在多元文化城市中的居民也具有更低的社会信任水平。［27］

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方面，学界也进行了一定实证研究探索，但目前尚未取得一致共识。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降低了使用者的社会信任水平。频繁使用互联网增加了个体接触社会负面信息的概率，并使其在想象中构建“风险社会”的拟态环境；同时，互联网与生活的深度融合还增加了个体对真实世界的疏离感，由此降低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15］［22］此外，互联网世界的匿名性与高复杂性还使互动者的行为变得难以预测，互联网情境下信任的建立和维持都更加困难，面临着更大的风险。［28］也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使用者的社会信任水平。互联网不仅创造了更加透明的公众舆论空间，提高了信息公开和流动程度，促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和共识，还有利于个体扩张其社会网络，增加使用者的社会资本，进而创造更高程度的互信。［29-30］此外，还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31］尽管结论不一，但相当数量的研究均发现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使用和社会信任之间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32-33］

3.既往文献评述

当前学界围绕网络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从理论视角上看，网络参与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现有理论在网络参与对社会信任影响的解释上视角较为单一，不同学科和范式的理论之间缺乏对话、互补与融合。其次，以往实证研究大多基于个体特征或外部环境视角探讨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网络参与影响社会信任的实际效果和具体机制尚不清晰。以往实证研究的对象多为青年群体或不区分年龄的居民，缺乏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影响的研究，尤其是缺乏从更丰富的分层维度对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影响状况进行深入的探索。再次，以往研究采用的数据相对陈旧，过去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当今数字智能时代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具体方向、作用程度和内在机理。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尝试使用较新的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既往多种相关理论，聚焦网络参与对老年群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理。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8 年数据。CGSS2018 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28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新疆、海南），在剔除缺失值严重和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后，共获得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样本4 688人。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会信任，以问卷中“同不同意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构建社会信任的虚拟变量。该问题是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测量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最为普遍的方法。［34-36］将“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操作化为“不信任”，赋值为0；将“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操作化为“信任”，赋值为1。

2.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网络参与，以问卷中“在以上媒体中，哪个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测量。将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赋值为1，将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主要来源赋值为0。这个问题能够很好地识别出强网络参与的老年人群（即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老年人）网络参与强度与以其他媒体为主要信息来源老年人的网络参与强度有明显的区分，并且其信度和效度在已有研究中已得到检验。［22］

3.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

结合相关理论、以往实证研究和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户籍、党派。其中年龄和性别是基本人口学要素，受教育水平和户籍从一个侧面反映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且与老年人网络参与紧密关联。控制变量中选取了党派，在我国，党派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身份，尤其是共产党员具有更强的政治忠诚度和国家认同感，进而很可能影响其社会信任；［22］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党派参与不仅加强了社会团结，也能够体现个体的社会资本水平，［21］因此，参与民主党派也可能通过提升老年人社会资本进而提升其社会信任水平。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党派的测量从单纯的“党员/非党员”进一步扩大到“有党派/群众”。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索网络参与影响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内在机制，因此本研究纳入2个调节变量：与邻居朋友社交频率和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邻居朋友社交频率以老年人与邻居/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计算，老年人回答与邻居/其他朋友进行社交活动的频率中任一题为“几乎每天”的，记为“频繁”，否则为“不频繁”。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以老年人过去一年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频率计算，其中任一题回答为“非常频繁”的，记为“频繁”，否则为“不频繁”（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

（三）模型设定

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为二值分类变量，使用Probit 模型具体考察老年人网络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为：

公式(1)中believei是老年人社会信任的二分类变量（1=信任，0=不信任），P(believei=1|internet,X)表示第i个老年人社会信任为1 的概率，φ(x)是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自变量interneti表示第i个老年人的网络参与情况，β1表示老年人网络参与情况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β0为截距项，Xi表示控制变量向量，γ为控制变量系数向量，表示控制变量变化对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此外，由于老年人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老年人因拥有更强的学习技能和理解能力而更频繁地进行网络参与，从而其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概率更高，即存在自选择偏误问题；也可能存在社会信任水平更高的老年人本身就具有更强的使用互联网的意愿，由此引发反向因果问题。因此，单纯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可能会因内生性问题得到有偏估计，本研究将使用IV-Probit 模型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选取地区层次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是经大量研究检验而被认为是较为稳定可靠的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本研究使用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全国各省区互联网发展指数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各省区互联网发展指数与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密切关联：各省区互联网发展指数综合反映了该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互联网实际应用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等信息，体现该地居民进行广泛和深度网络参与的软硬件基础条件，由此能够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标准；另一方面，该指数是省区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不直接与老年人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相关，而是通过老年人互联网的具体使用情况产生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外生性标准。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

表2 展示了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Probit 模型结果。模型1 和模型2 均报告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及其稳健标准误。模型1中仅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结果显示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不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老年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降低了5.6%。模型2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老年人社会信任概率6.0%。网络参与降低老年人社会信任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当老年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时，其往往会接触更多社会负面信息报道，面临更多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风险，进而对其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频繁的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老年人参与传统社会活动的时间，降低了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概率，减少了老年人与现实生活的接触，［7］［37］老年人由此而对社会交往产生隔离和边缘感导致其社会信任水平下降。

表2 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Probit模型（N=4 688）

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老年人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水平、户口、党派等均与老年人社会信任存在显著关系。其中，老年人年龄越高，社会信任概率越高，每增长1岁平均使其社会信任概率增长0.3%。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个体的社会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年纪更大的老年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经验，因此其对生活世界的判断和掌控感更强，促进其社会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出生队列的影响，较早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经历了社会团结更紧密的时代，更长期地生活在传统社会中，因此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上述结论也与以往的研究相互呼应。［23］［36］在受教育水平方面，相比未上过学的老年人，中学学历的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要高出4.1%，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要高出8.3%。接受过更高层级的教育意味着老年人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媒介素养和风险控制能力，能够识别不安全、误导性、有偏差的网络信息并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抵御负面网络信息对其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也往往意味着老年人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和经济水平，由此带来的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也对其社会信任具有积极影响。［15］城市户口的老年人社会信任概率平均比农村户口老年人低3.8%。这可能是由于农村老年人长年生活于乡土“熟人社会”之中，更容易基于持久的互赖关系与密切的内部联系从而自发、直接地产生社会信任。又由于城市相比农村具有更强的人口流动性和内部异质性，更多的社会交往隔阂和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等都降低了城市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36］在党派参与方面，有党派的老年人比群众老年人社会信任概率高5.8%。以往一些研究已经证实发达而紧密的组织有助于信任的建立，［21］［38］参与党派能够凝聚老年人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和群体认同，推动党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产生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进而促进群体成员社会信任的提升。此外，性别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稳健性分析

我们采用2017 年全国各省区互联网发展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 分析。表3 展示了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IV-Probit 模型结果，模型采用两步法进行估计并报告两阶段回归的相关系数和标准误。第一阶段回归表明工具变量“互联网发展指数”和内生解释变量“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正相关，符合互联网发展综合水平越高的地区老年人网络参与程度越深的一般情况。第二阶段回归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Wald 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可以认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是内生变量。如前所述，老年人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既受到老年人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很可能受到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这也从学理上解释了“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变量存在内生性，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的必要性。

表3 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IV-Probit模型（N=4 688）

（三）异质性分析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网络参与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然而由于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异质性，不同老年群体的网络参与行为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可能不同。首先，性别是一个常见的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的调节变量，［39］这不仅是基于性别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还有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差别会对其互联网使用及其后果产生不同的影响。［40］其次，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的老年人对于互联网使用的强度和深度可能存在差异，如处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受访者相比其他地区老年人接触互联网的程度更强，［2］这也可能会对其互联网使用的后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探究网络参与对不同性别和不同地区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情况。

1.分性别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

表4 显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社会信任均产生大致相当的显著的负面影响，分别会降低男性和女性老年人6.2%、6.7%的社会信任概率。然而，各控制变量对两性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增加均对提升女性老年人社会信任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些积极作用在男性中却并不显著。年龄每增长1岁将提升女性老年人0.4%的社会信任概率；相比没上过学的女性老年人，中学或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女性老年人将提升8.9%和13.1%的社会信任概率。其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41］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对女性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更为显著，由此也提升了其社会信任水平。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提升将降低女性一般信任水平，［42］这种结论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城市户口仅对女性老年人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城市女性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平均比农村女性老年人低6.3%。此外，参与党派仅对男性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正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研究中女性有党派老年人的样本过少导致。

表4 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分组Probit回归

2.分地区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

表5显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平均降低东部地区老年人社会信任概率9.8 个百分点。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老年人，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正面影响，但结果并不显著。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的老年人在互联网接触范围、使用频率和应用深度等方面相比其他地区更广更强，因此其受到网络负面信息的影响也更为深刻。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信息流动性强，但庞杂凌乱的信息也可能导致人们之间达成协议的博弈成本增加，对社会信任产生不利影响。［33］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每增长1岁将使得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提升0.4%，对其他地区老年人没有显著边际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与老年人年龄增长带来的社会经验增长的叠加效应在东部地区老年人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因此对其社会信任的提升也更为明显。相比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将提升东部地区老年人6.9%的社会信任概率。参与党派也将提升中部地区老年人9.6%的社会信任概率。

表5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分组Probit回归

（四）机制分析

表6 呈现了社会交往变量和传统媒介使用变量与网络参与变量的交互效应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模型3 中的交互项“互联网×与邻居朋友聚会”的边际效应为0.145 且在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与邻居朋友聚会程度的提升，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其原因可能在于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能够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物质、信息和情感支持，［43］有利于亲密人际关系和加强社会联结，进而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社会信任资源，减少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在模型4 中，交互项“互联网×传统媒介使用”的边际效应为0.105 且在0.05 的水平上显著，也说明对于传统媒介使用频繁的老年人而言，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更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涵化效应理论。在我国，传统媒介一般作为官方和权威的代表，传播经过筛选和审核、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信息，［14-15］塑造和培育民众的社会信任。因此，频繁使用传统媒介的老年人往往更多接受积极正面信息的熏陶，减少互联网负面信息对其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

表6 社会交往与网络参与的交互效应对社会信任的影响（N=4 405）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2018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网络参与与其社会信任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中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初步探究。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结论依然稳健。这个研究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老年网络参与对其日常生活影响的理解维度。互联网的普及大大地改变了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加剧了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44］这种革命性影响也波及老年人群，网络社会中老年群体社会信任的重构亦成为亟待进一步讨论的重要议题。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党派均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结论与以往研究相互印证。［22-23］［34］

第二，对于不同性别老年群体，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产生大致相当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增长仅对女性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具有积极作用，而城市户口仅对女性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消极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老年人的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着明显不同的性别机制。

第三，在不同地区老年群体中，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仅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增长将提升东部地区老年人社会信任，参与党派对中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具有积极作用。社会信任在不同性别、不同地区老年群体中的异质性影响提示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群体之间的分化程度逐步增强，不同老年群体对于使用互联网的具体方式亦有着独特的主体选择性，因此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具体影响路径和后果很可能有所不同。

第四，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频繁与邻居朋友聚会和频繁使用传统媒介均能够中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线下社交和传统媒介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强大保护作用反映出即便在数字信息化时代，社会信任建立和稳固的根基依然有赖于时间和空间上持续的互动以及普遍且稳定的秩序浇灌而形成。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针对老年人网络参与影响其社会信任的具体机制作一定学理性讨论。老年人频繁的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如下几条路径展开：首先，从互联网世界中信息的特性来看，当前我国网络监管不完善，网络中含有较多负面信息和不安全内容，网络诈骗、虚假广告、网络谣言等层出不穷。老年人由于相对较差的认知和识别能力，在所有网民之中更容易成为网络风险的受害者，而亲身经历网络风险必然会降低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与此同时，网络主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特征也使得网络交往中存在的信任风险和信任破裂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针对网络风险制造者的事后查处和针对网络风险受害者的事后救济往往都非常困难。［29］［45］这可能导致老年人在网络风险中遭受的实际损失几乎无法弥补，因此其在之后的网络交往中倾向于保持更为保守谨慎的态度，以提升事前注意水平作为规避网络风险的主要手段，［45］由此更加剧了经历网络风险的老年人的社会不信任感。

其次，从老年群体自身的特点来看，在风险感知方面，老年群体对网络中特定负面信息具有选择性关注偏好。数据资料显示2020年中国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关注的内容偏好度中，医疗健康的TGI指数①TGI（Target Group Index）指数是反映目标群体在特定研究范围内的强势或弱势的指数，TGI=（目标群体中具备某一特点的人群所占比例/整体中具备同样特点的人群所占比例）×100。TGI指数超过100意味着某类群体更具备相应的倾向，标值越大表示倾向越强。达到194，［46］在所有内容中排行第一，体现出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特别关注健康方面的信息。相比其他年龄段群体，老年群体对健康的损失厌恶与自我保护的愿望更强，因此对健康方面的“潜在威胁”尤为敏感，使得网络中健康方面的诱导、诈骗对老年人的吸引力更强。互联网不仅直接影响老年人对风险的感知，它同时还扮演着社会风险的“放大器”角色，互联网中新奇性、冲突性、戏剧性极强的新闻报道会唤起、制造和加剧老年人的恐惧感和不安。［47］在应对能力方面，老年人普遍具有数字技能薄弱的特点，这些数字技能薄弱的老年人在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的不确定性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技能，更容易产生焦虑、紧张、不安等负面情绪，［48］这种由于难以分辨有效信息带来的茫然和无所适从感也会对其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从社会交往的结构性变化来看，尽管互联网通过实时信息互动极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但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交换和即时社交一方面缺乏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在场，即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也缺乏时间尺度上的持续交往，因此难以凝结和沉淀稳固、持久的信任关系。［49］在新生的网络空间中，熟悉带来的信任失去了效力，而新的规范和认同尚未建立，长期处于虚拟世界中的老年人面对“漂浮的社会关系”更容易产生敏感的自保心理。

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互联网不仅深刻地改变了青少年和中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也逐步渗透到了老年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微信、短视频、购物平台等获取信息、娱乐社交、缴费购物，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在便利老年群体生活、改变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方式的同时，也对培育和维护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构成了一定挑战。尽管网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对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加以限制。网络参与不仅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充分发挥老年群体的积极作用，使老年人充分融入数字社会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全面增进老年福祉的重要内容。在上述背景下，妥善应对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挑战需要更具战略性的制度安排。结合本研究的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可以从“规范环境”“提升素养”“线下参与”三方面着手，在普及老年人网络参与的同时保护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应当进一步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络管控监督，严格审核网络平台信息内容，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和网络诈骗行为，主动引导积极、正面、和谐的互联网价值规范，为老年群体网络参与提供安全、健康、便利、友好的网络环境，尽可能减弱或切断互联网负面信息对社会信任产生不利影响的传导途径。［50］应当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数字信息素养建设。提升老年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是增强老年人从互联网中获取和判断信息能力，减少其受到网络风险侵害的可能性，促进其社会信任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构建覆盖全年龄段和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技术教育体系，一方面依托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丰富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家庭数字反哺作用，以年青一代的数字反哺持续帮助提升老年群体的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48］应当鼓励老年群体在享受数字网络技术便捷的同时，依旧回归传统线下的社会参与中，加强与真实世界的联结。［37］过分沉浸于互联网虚拟世界会挤占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与社会参与，进而可能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及社会信任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应帮助老年群体养成健康的网络参与行为习惯，遵循合理适度原则以更好地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各项益处。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受数据变量限制，缺乏关于不同质网络参与对老年社会信任影响的分析。本研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网络参与者，而对于以信息获取、社交娱乐、网络购物等为主要目的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而言，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很可能有所差异。二是研究未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尽管本研究选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但受到截面数据和样本选择性的限制，网络参与和老年人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有待进一步验证。下一步研究可以通过补充相关数据，针对不同网络参与类型的老年人展开更为丰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