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华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沈从文曾经指出:“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余波到达了湘西……书报中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意义,和新社会理想希望,于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由一个苗区荒僻小县,跑到百万市民居住凡事陌生的北京城。”[1]因为“五四”,湘西地方军队少了一个士兵,现代中国却多了一位杰出作家与“人性治疗者”。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关系何在,这个问题持续引起学界关注,成绩显著①。虽然如此,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五四”新文化带给沈从文的影响,而在沈从文如何融入其中并创造新的传统这一方面则稍显不足。沈从文创作体量巨大,时间跨度长,其自身在关于何为“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建构中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简言之,这个话题本身具有丰富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也还在不断衍生出新的阐释空间。有鉴于此,本文着重探究“五四”新文化对于沈从文人格养成的意义以及其创作、批评路径对于新文化的“历史建构”意义。

一、镜像中的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

在《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中,沈从文坦言自己最初入职部队报馆时对新文化与新文学“实在什么也不知道”[2]。严格来说,沈从文的文学阅读与文学想象是从北京起步的。在北京他先后利用京师图书馆、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广泛阅览新旧书籍,并有幸在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等师辈帮助下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新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