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评

卓越的研究工作是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空军的第一要素

——亨利·哈里·阿诺德

/ 亨利·哈里·阿诺德。

亨利·哈里·阿诺德是美国名将，被誉为“美国现代空军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主管航空兵事务的陆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司令等职，绰号“快乐的阿诺德”。阿诺德是美国空军唯一一名五星上将，同时拥有陆军和空军上将军衔，是美国陆军的航空先驱，也是兰德计划（Project RAND）的创始人。兰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非盈利政策性智库之一。

阿诺德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跟莱特兄弟学习飞行，是美国最早的一批飞行员，创下过6540英尺的高空飞行记录。年轻时对飞机的特殊钟爱让他最终为美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期间，他提出了现代战争中极为重要的概念“战略轰炸”，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在他的努力下，美国陆军航空队脱离了陆军控制，独立组建了空军。尤其在二战后期对日本土作战中，显示出他对空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远见卓识。他曾豪迈地说：无须陆军和海军去发动那种伤亡巨大的登陆作战，美国的战略空军足够解决问题！作为对他这种豪迈说法的佐证，1945 年8 月，在阿诺德的陆军航空队对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没几天，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如果说战争成就了阿诺德作为杰出军人的荣耀，那么战后他在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则让他更为世人所记住。“卓越的研究工作是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空军的第一要素”是他一生的座右铭。显示出他对研究工作尤其是空军研究工作的热爱和重视。事实上，阿诺德一生都注重理论研究，他曾长期潜心钻研航空技术和航空兵战术，写下了《飞行故事》《飞行员与飞机》《空战》《陆军飞行员》和《全球性使命》等著作。

他的理论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和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性和未来预测性，他也因此名声大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站在何处》的绝密报告，另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的预测。

二战结束后，阿诺德找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两人着手建立了一个由冯·卡门领导的科研顾问团，研究未来二三十年的空军发展方向。当时的成员就包括冯·卡门的高足、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学森。这个科研顾问团在1945 年年底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站在何处》的绝密报告，报告预测了影响战后空军发展的八大“基本现实”，即：（1）飞机，无论是飞行员驾驶还是自动驾驶，其速度会远远高于音速（超音速飞行）；（2）因为空气动力学、推进和电子控制的发展，无人设施会将毁灭性武器投送到远距离目标，这个距离可达几千英里（洲际弹道导弹）；（3）小剂量的爆炸物将导致范围几千平方英里的大规模损毁（核武器小型化）；（4）目标追踪导弹将进一步完善目前对付飞机的防御系统（防空导弹系统）；（5）只有当飞机或导弹以极高的速度运行方能侵入由此防御系统保护的敌区（高超音速突防）；（6）战斗命令和每架飞机间的完美通讯系统会被创建（机载通信系统）；（7）飞机的定位和观察目标、起飞、导航和着陆、通信等，将不受视线和天气的限制（飞机全天候起降作战）；（8）装备齐全的空中力量能远距离轰击目标、并能在空中补充供给（远程战略轰炸机与空中加油），等等。

时隔70 多年，当我们再回看这一份报告时依然称得上是振聋发聩，上述的八大预测都已经全部变成了现实，而且代表了美国空军战后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阿诺德的巨大影响力。

另一个是朝鲜战争的例子。为将自己的研究事业进行到底，1948 年，阿诺德拿出100 万美元，网罗了包括军事、情报、历史、数学、心理、统计学等等的大批人才，在加利福尼亚成立兰德公司，成为当时美国最强大的“智库”，主要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军队尤其是军火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咨询服务。兰德公司成立不久对朝鲜战争的精准预测，让这家智库名声大噪。

朝鲜战争爆发前，兰德公司发表过一个报告，预测美国会帮助韩国进攻朝鲜，且把美国可能的进攻方式以及时间表给了美国军火商。果不其然，美国随后出兵朝鲜。之后，对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兰德公司又写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预测性报告，并开价500 万美元（当时是一架先进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政府，内附380页的研究资料。报告断定：一旦中国出兵，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的官员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认为兰德公司是在敲诈，是无稽之谈。而战局的发展和兰德公司预测的结果完全一致。从朝鲜战场兵败回国的麦克阿瑟曾感慨地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事后，美国政府又花了200 万美元，买回了那份过了期的报告。朝鲜战争无论开始还是结局，都被兰德公司言中。兰德公司也因此被称为美国的“预言师”。

阿诺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军事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先进的军事理论，不仅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纵观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发展进程的重大跃升，首先是从理论跃升开始的，军事领域的革命更是如此。军事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必然会孕育出作战形态、作战样式、作战手段等的新变化，敌我双方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上的较量。

从阿诺德主导的美国空军和兰德公司的经验看，军事理论研究的生命力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实用性，即能够指导当下的军队建设和发展；二是前瞻性，即能够准确预测出该方向的发展前景、趋势和可能的变化；三是要有方法，能够找到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和解决矛盾问题的思路、办法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大国均加强了军事理论研究，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规模的军事研究与发展增长率比军备开支的增长率平均超过4—5 倍，世界军费开支中有10—15%是用于军事发展与研究。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已经让军事理论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先进的科学领域，以至于日益增长的军事科学力量，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甚至精神等方面的影响，甚至打乱科学发展的优先顺序。

因此，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研究，为未来的军队建设和作战提供科学的指导，是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未来是要吃大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