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晶晶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传播背景，二者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中华文化的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字的起源与多种中华文化的相互作用有关，并且在中华文化不断传播发展的进程中实现了自身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现立足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背景，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轨迹展开讨论，分析汉字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期为相关学者带来一定参考与借鉴。

中华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在不断传承和传播的过程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财富，在这些财富之中，汉字是极为关键的内容。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延续创造了可能，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载体。因此，只有对汉字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字起源和发展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与意义，才能够推动汉字在新时代的发展，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更强有力的动力，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中华文化大格局的发展和“汉字萌芽”的发展

距今6000年左右，中原仰韶文化为中华文化大格局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推动着多元一体大框架的逐渐形成。在仰韶文化时期，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我国著名的西安半坡村、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郑州大河村等都是较为著名的中心群聚部落。在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工艺已经相对较为发达，目前所发现的各类彩陶上都有蕴含一定审美趣味和文化思想的纹饰与图案，例如半坡类型的蛙纹和人面鱼纹，等等[1]。同时，在彩陶上还发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不仅具有较为整齐的形状，也具备较高的抽象性，与后世所产生的金文和甲骨文中的部分文字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与殷周铭文中的几何形族徽文字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少研究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恰恰是文字体系形成的起点。

进入庙底沟文化时期前后，我国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都出现了更为显著的陶器刻画符号。例如大朱村、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等遗址中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象形符号，这些彩陶上的符号和商周文字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既有一些象形文字的特征，又有意符文字的内容，同时还有了繁简的区别，已经是一种脱离了初级创作阶段的更为进步的文字。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汉字已经进入了原始文字的创造阶段，是后来古汉字的基石[2]。

良渚遗址开发的过程中发现了600多个刻画符号，并且出现了符号的组合形式。良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多数量的单个符号，这些符号可以组成不同的词组和句子，这说明良渚文化中的符号组合已经能够帮助当时的人们进行意向的表达和记事，已经具备汉字先行状态的性质[3]。

进入龙山时代后，人类的技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也有所提高，从石家河文化遗址、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等地可以看出，当时出现了史前文化向中原汇拢的发展趋势，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器物和文化符号相互交流的现象，不同符号之间开始出现相互借鉴的趋势。这为汉字体系的构型与构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推动汉字起源的重要基石。

由此可见，进入庙底沟文化时期之后，尤其是在龙山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汉字逐渐进入了萌芽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各种史前文化实现了大范围的传播，并且逐渐向中原地区汇聚，具备汉字先行状态的各类史前绘画符号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不同的史前文化相互竞争且相互影响，不但使中华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基础，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得汉字的发展呈现出兼收并蓄、结构互补的显著特征。

中华文化体系和汉字体系的形成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往往被学界认为是夏代文化，在此之前，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交融，不同文化中心出现了衰落和被取代的现象，最终推动着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例如粗细不同的竖线、树枝形、交叉型，等等，有的与象形文字十分相近。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就是汉字中数字的原型，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陶器中的部分符号就是夏代晚期的文字。

考古人员在中原腹地对商代早中期的王都遗址进行考古时，同样发现了五十个左右的陶器刻画符号，这些陶器的产生时间要早于殷墟；另外还在商代二里岗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字骨，字骨上的文字刻画刀法和殷墟甲骨文十分相似。

虽然目前针对商代前期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并未发现更多的陶文材料，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判断，商代前期遗址中发现的50多个陶器刻画符号已经具备文字的基本属性，它们从二里头陶器文字发展而来，同时又对后期殷墟陶器文字产生了影响，并且与甲骨文和金文也有一定联系。因此，这50多个陶器刻画符号应该是商代文字发展的重要证明，并且是文字体系中较早出现的一部分[4]。

殷墟遗址的挖掘同样对文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起到了良好的佐证。目前，殷墟中发现的单个陶器文字数量增加了40个左右，同时存在一些多字的陶器文字。考古研究显示，虽然这些陶器文字与其他甲骨文和金文存在风格和规范上的差异，但是可以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释读方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考释，证明这些文字是殷商文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这些考古发现证明进入商代晚期后我国的汉字系统已经逐渐成熟，并且能够广泛传播，这一系统中不仅包括陶器文字，同样也包括甲骨文、金文、竹简书，等等。

由此可知，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以中原腹地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的形成，汉字也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体系的有效构建，并且在夏商时期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汉字体系，这与中华文化传播发展的轨迹相一致。

中华文化的定型和汉字体系的制度建设

秦汉时期的“书同文”政策

秦统一六国后，颁布了书同文政策，秦始皇要求丞相李斯等人整理、统一文字。李斯在经过研究之后，发明了形态更为齐整、笔画更加简略的小篆，并在全国进行推广。此外，李斯等人还专门编写了童蒙识字课本《三仓》，将统一的文字标准体系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让儿童进行学习，不仅能够保证童蒙识字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能让统一的汉字标准体系得到进一步的推广[6]。

汉代继续沿用这一教材，同时官方也模仿《三仓》编写了更多用于识字的新课本，由当时著名的学者进行编纂和修订，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启蒙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种官方对汉字识字和书写规范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上，还体现在朝廷多次举办的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文字会议上。在多个朝代，朝廷召集全国著名的学者对文字规范进一步讨论和优化，并将汉字使用和书写的规范写入国家的法律条文之中，这对汉字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东汉时期，朝廷还招募著名的学者蔡邕等编写了七种儒家文献作为官方的经书范本，以此来确保文献传播时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开创了后世通过备课的方式来对文字书写规范进行强化的先河，例如后世的《正始石经》《开成石经》都是显著的代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汉代的“儒学经典化”

汉代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文化统治的策略，儒学成为官学，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汉武帝时期设立了五经博士，随后汉朝先后设立了14个儒学专经博士，使得儒学经典化的发展逐渐完成。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儒家经学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也使得经文隶书的“正字”地位被凸显出来，一直延续至今[7]。汉宣帝召集著名的学者召开了石渠阁议，对儒学中存在的歧义进行了修订。从王莽篡汉到东汉的这段历史时期，古文经学的地位逐渐提高，对儒学文献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进一步的拓展。在这一时期，权力话语权三角由儒学正点文本、权威注释和规范文字共同组成，对后世文化的传播和文字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

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唐朝将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不仅拓宽了科举取士的渠道，丰富了科目，而且对人才的选取也更体现了广泛性。

科举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创举，为更多的人才进入仕途提供了机遇，为寒门士子走上政坛安邦治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在拓宽人才选取渠道的同时，也对文化的传承和汉字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和汉字传承活动制度化的发展，由此形成了更加严丝合缝的儒学教育闭环。在这一闭环中，随着人们对儒学经典的不断学习，汉字文化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善[8]。

儒学文献的输出和汉字文言的输出

传入岭南地区

在秦汉时期，汉字便已经向岭南地区进行传播。公元939年，交趾人吴权称王，越南由此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其将汉字称为“儒字”，并将其作为正式的文字进行使用，例如《大越史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著作都是采用汉字书写的。后来，越南才通过仿制的方式创造了本土的文字。由此可见，在长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之中，越南文字的发展同样受到中原文化和汉字文言的影响，并且越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汉字作为正统文字。

除此之外，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例如苗族、布依族等，同样仿照汉字创造了汉字式词符文字，例如苗文、布依文，等等，这些文字在创建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了汉族学者的帮助和支持。

传入日本、朝鲜等地

公元3世纪至4世纪之间，汉字传入了日本。285年，百济博士王仁受邀携带《论语》和《千字文》前往日本，向太子菟道稚郎子授学，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汉字。8世纪后，日本才单独将汉字作为音符来进行日语的书写，并且根据汉字的意思实现日语的训释，这标志着日本持续了500年左右的汉字同文时代正式结束。

古代高句丽国同样将汉字作为本族的文字进行使用，目前发现的《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都是由汉字文言书写而成的。唐贞观年间，高句丽派使者前往长安，搜集中原典籍。高句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播，并对文字书写进行了规范，在引入科举考试制度之后同样将汉字文言作为重要的考试内容。直到20世纪，朝鲜才正式彻底废除了汉字[9]。

新时代中华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汉字发展

重视学习和传承，向先贤学习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文化传播的速度也日益提升。文字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推动了汉字书法艺术的成熟。如今，人们不仅更加重视各类文献和法帖的传承，同样也掀起了一股向先贤学习的良好风气，对儒家创始人孔子、亚圣孟子和后来的儒学大家荀子、董仲舒等一代先贤的精神进行传承，对儒家的一些经典作品如《论语》《孟子》《礼记》《春秋繁露》等进行品读和学习。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弘扬，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接轨，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社会对学习的重视程度；重视文字的书写规范，让汉字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对整个东亚文明的不断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东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将文化理想和汉字书法审美追求结合在一起

进入新时期后，人们的文化理想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人们对审美的追求仍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汉字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古典艺术，并不仅仅局限在书法本身，其对中国文化中的园林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传播的背景下，对汉字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是人们传承发展汉字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例如，人们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通过意象来创造意境，这与绘画艺术中的笔法不谋而合，不仅能够推动汉字艺术形式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也为汉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中国汉字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但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汉字实现了体系和制度的有效建立，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载体。因此，重视汉字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汉字的传承和发展，是促进中华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础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