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数字鸿沟在年龄维度上的分支—代际数字鸿沟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缩小代际数字鸿沟，让老年群体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代际数字鸿沟与数字反哺相互依存与制约，数字反哺的形成基于代际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反哺又为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文章认为，利用好数字反哺应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继续提升家庭数字反哺的效能，另一方面数字反哺也需要从家庭走向社会。

［关键词］代际数字鸿沟；数字反哺；老龄化；数字化

老龄化与数字化浪潮的交织并行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占总人口的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1］。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同时，我国数字化社会正在高速发展，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程度有所加深。线上办公、云中课堂、健康码出行成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境，智能手机成为必需品。在该社会背景下，尽管政府已出台政策，强调应保证传统服务方式的兜底作用，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但由于老年人自身的成长环境、身体状况、认知能力等的特殊性，相对而言较缺乏新媒体的使用技能，难以很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更无法享受数字所带来的便利，成为社会的“边缘化群体”。以40后、50后为代表的“数字难民”与60后、70后的“数字移民”及80后、90后、00后的“数字原住民”之间形成巨大的数字鸿沟，老年群体面临看病难、出行难、现金支付难、办事问政难、获取信息难等生活困境，因此，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诉求是现实存在的。

于潇、刘澍指出，这种数字鸿沟已不是老年人自行审度选择传统的非数字化生活方式或数字智能生活方式，也不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老年人的自身需求，而是在传统生活方式逐步被数字智能生活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自身状况与被迫接受并适应数字化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错位与矛盾［2］。在此背景下，我们不仅要探讨哪种生活方式更适合老年人的自身需求，还应关注老年人被迫接受并适应数字化生活方式时所产生的错位，以及老年人身心状况与数字化社会进程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社会环境的迅速变迁与老年群体生活需求改变的背景下，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能力与新媒体素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从数字鸿沟到代际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于1999年在《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报告中提出，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又被称为“信息鸿沟”。随后，数字鸿沟的内涵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完善，指由于地域、种族、教育、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等原因所形成的人们在互联网运用水平和能力上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与资源不平等现象。美国传播学者Attewel提出第一道鸿沟“接入沟”和第二道鸿沟“使用沟”：“接入沟”主要指硬件设备的可及性不足，“使用沟”主要指互联网使用技能上的差异。我国学者韦路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道鸿沟“知识沟”，指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由“接入沟”和“使用沟”所导致的不同群体在知识获取上的差异。这三道鸿沟成为学界公认的数字鸿沟的三个维度。

代际数字鸿沟可被视为数字鸿沟在年龄维度上的一个分支，也被称为“银发数字鸿沟”。代际数字鸿沟体现为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在新媒体接入比率、使用程度以及借助新媒体获取知识水平的差距。现有的调查数据以及学界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不同的代际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由于年长一代的成长环境不同以及自身的生理机能、认知能力的下降，其在互联网的使用能力和素养上与年轻一代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而这一鸿沟更多地发生在家庭场域中，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数字代沟”。

我国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和数字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代际数字鸿沟问题愈发凸显，老年群体在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上具有一定困难，这不利于积极老龄化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不利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养老治理的智能创新发展。同时，由于新媒体素养不足，老年群体还存在互联网使用不当的情况，表现为盲目或无节制地拼单，容易听信、扩散网络谣言等。可以说，在老龄化和数字化浪潮交织并行的社会背景下，鼓励老年人利用互联网手段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提升老年人的媒介素养，是顺应时代需求，具有积极时代意义的行为。从老年人自身角度出发，其可以利用互联网改善生活质量、充实精神生活等。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政府能够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高治理能力［3］。因此，文章以数字反哺为切入点，探讨代际数字鸿沟和数字反哺之间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代际数字鸿沟如何引发数字反哺，相关部门又如何利用好数字反哺为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从代际数字鸿沟到数字反哺

实际上，数字反哺是一种反向社会化现象，是文化反哺在数字时代的主要表现。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從文化传递的视角提出“三喻文化”理论，她将晚辈向长辈学习的文化传递方式界定为“前喻文化”，晚辈和长辈分别向各自的同辈群体学习的文化传递方式为“并喻文化”，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传递方式为“后喻文化”。玛格丽特·米德论证了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下，长辈向晚辈学习这一反向文化传递模式的出现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我国社会学者周晓虹认为，我国也同样存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后喻文化”，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变动使得老年人难以快速跟上科技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而年轻人则通过抓住改革开发的机遇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使得社会传统的权威结构开始松动，也催生了社会文化的迅猛变迁。她提出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一文化现象，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4］。随着社会的发展，学者周裕琼结合数字时代的特点提出数字反哺概念，即“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5］，该观点成为学术界较权威的关于数字反哺的定义。随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数字反哺现象展开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证明数字反哺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家庭中［6］。

数字反哺现象由代际数字鸿沟诱发，作为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共同参与的一种代际互动方式，其是两个参与主体共同推动的结果。代际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老年人的反哺需求、年轻人的反哺意识构成数字反哺的发生机制。

（一）老年人的反哺需求

心理学家克雷顿·奥尔德弗将人类的普遍需求划分为三类，即生存需求、相互关系需求和成长发展需求。在数字时代，老年人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数字反哺的意愿。

首先，老年人的生存需求体现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上。例如，在衣方面，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兴起，老年人以往所依赖的传统线下购物日益萎缩，他们不得不学会网上购买衣物。在食方面，老年人利用好智能设备能更科学合理地搭配饮食，分辨食品真假，更好地保障自身的饮食健康安全，同时各种外卖平台也能极大地便利其日常生活。在住方面，老年人一方面需要适应日益智能化的小区设备，另一方面在家庭内安装智能设备能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增强居家养老的安全性。在行方面，各种打車软件、网络购票等的兴起给老年人的出行增加了困难。甚至在就医方面，如今的就医方式越来越智能化，但许多老年人因未能掌握线上就医的使用技能，难以享受在就医平台预约挂号、快速就医的便利。

其次，相互关系需求指老年人具有与家人、朋友保持交流互动、维系人际关系的需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老年人与家人、朋友时常分隔两地，这就必然涉及各种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人是社会动物，数字时代线上社交开始成为人际关系交往的重要部分，老年人也不得不融入其中。

最后，在满足低层次的需求后，个体自然会有更高层次的成长发展需要，如追求自身的兴趣爱好、提高自身能力、进行社会参与等，以增强自己的精神满足感。对此，在数字时代，老年人可以在网络上学习各种知识，追求兴趣爱好，满足自身精神需求。同时，如今网络媒体已成为舆论的主战场，线上问政开始流行，不少老年人也希望学会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和见解，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在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生存需求、相互关系需求和成长发展需求的满足都需要一定的数字技术的支撑，因此其存在数字融入的必要性。而在居家养老成为主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更多地只能依靠家庭场域中具有更高新媒体素养的年轻一代。

（二）年轻人的反哺意识

子代反哺亲代与亲代哺育子代一样同属于前后两代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型孝道文化要求年轻一代不仅注重长辈们物质上的满足，而且更加重视精神赡养，子代意识到对父母的关爱不仅体现在为他们购买智能手机，更在于教会他们使用手机的功能，提醒他们注意网络安全等。享受数字红利的子代当看到亲代在面对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无奈时，往往乐意帮助他们学习媒介知识，以使其适应数字化生活。尽管子代最开始的数字反哺行为往往来自亲代的直接“求助”，但在这一过程中，子代自身的反哺意识也会增强。子代的反哺意识是我国现有道德伦理框架下的应有之义，也是应有的社会共识，文化反哺已经沉淀为人类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在代际数字鸿沟特定情境的激发下，将自然而然地引导子代对亲代进行反向的数字化教育［6］。

总体来看，代际数字鸿沟是数字反哺的根本诱因。一方面，老年人具有自身的反哺需求，以此便利日常生活，促进人际交往，适应数字化社会，这构成数字反哺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年轻人具有的反哺意识也使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反哺责任，并且其也具备相应的反哺能力，这构成数字反哺的必要条件。最终，在传统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中以及在居家养老的条件下，数字反哺行为在家庭这一场域得以形成，而家庭也成为数字反哺发生和发挥作用的核心场域。

三、数字反哺对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我国广泛存在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如何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将数字反哺视为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周裕琼、丁海琼认为，数字反哺是实现全民数字融入合理又合情的解决方案，它既符合“后喻文化”下人类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普遍规律，又能适应具有“家天下”传统的中国社会独特的代际关系与互动模式［6］。李彪在研究中发现，影响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关键的两个潜变量是使用意愿和数字反哺，其提倡要积极引导与塑造数字反哺的家庭文化氛围［3］。于潇、刘澍进一步提供量化数据的支持，得出结论：如果亲子频繁见面或联系，且子代的互联网应用水平高，则能促进老年人直接接入互联网和使用互联网，并利用互联网参与社会生活，增强数字反哺的习得效应，从而缩小代际数字鸿沟［2］。

毫无疑问，数字反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方案。“三代同堂”的家文化和“百善孝为先”的孝文化为数字反哺提供了文化土壤。同时，我国当前社会养老资源较为缺乏，社区和公益组织还在初步发展中，且社会养老资源不均，农村和县城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资源不足，而家庭数字反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些缺陷。

然而，数字反哺对代际数字鸿沟的弥合也存在局限性。一是数字反哺的浅显性。按照周裕琼提出的数字反哺三大维度—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目前家庭数字反哺更多地停留在接入网络、帮助下载软件、教会基本操作等接入层面的反哺和简单的技能反哺，较高层面的技能反哺、素养反哺还未普及，从而容易导致老年人在网络上盲目跟风购买物品、上当受骗等。另外，有些子代直接代理长辈处理电子设备上的各种操作，使得长辈未能直接接触互联网，这种代理型的数字反哺也无法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化技能，对弥合代际数字鸿沟不具备有效性。二是数字反哺的不彻底性。社会现代化急速发展，传统子代、亲代、祖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结构出现变化，家庭的流动性增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空巢老人都逐渐增多。由于子代和亲代不在一起居住，因此有些家庭不存在数字反哺发生的条件和机会，导致数字反哺无法实现全覆盖。尽管子代、亲代和祖代之间可以通过线上电话、视频的方式打破地理区隔，但是这种线上数字反哺的效果也受到极大限制。三是数字反哺的短暂性。数字反哺应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很难通过一两次的帮助就教会老年人使用手机等智能设备。而子代由于平时工作繁忙，或与亲代分居两地，数字反哺的机会和时间有限，对老年人的数字化帮助往往具有随意性、短暂性的特点，效果不甚明显。

四、高效利用数字反哺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策略

尽管数字反哺存在一定局限性，制约反哺的效果，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认它的生命力，要解决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如何利用好数字反哺成为关键。家庭是数字反哺的主要发生场域，但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家庭内部，弥合代际数字鸿沟需要社会全体的共同努力与一致行动。因此，文章认为，利用好数字反哺须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入手，依靠家庭与社会两大场域的长期联动。

（一）提升家庭数字反哺的效能

家庭应继续发挥在数字反哺中的主导作用，提升数字反哺的效能。政府、媒体、社会应与时俱进地倡导新型孝道文化，积极引导子代对亲代提供更多的数字反哺支持，营造良好的数字反哺家庭文化氛围。在家庭内部，一方面，子代应增强数字反哺意识，更加主动地与长辈开展反哺互动，保持高频率与持续性的反哺节奏，同时还应注意提升反哺的层次，在长辈习得基本的数字使用技能后，应对其进行安全防范、适度劝说等观念性的反哺，提升其互联网素养水平。另一方面，親代也须增强主动接纳互联网技术的学习意识，打破传统观念和代际壁垒的束缚。同时，两代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包容也是增强数字反哺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二）从家庭场域扩展到社会场域

谢秋山、岳婷指出，数字反哺虽然发生在两代人之间，但是绝不意味着只能从代际关系的层面去考察数字反哺，它也需要走出家庭场域，扩展到社会场域的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7］。随着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如今社会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因此数字反哺需要走出家庭场域，除了增加家庭内部两代人的互动，社会力量也应被纳入其中，从而打破家庭数字反哺的局限性，形成家庭—社会两大场域的协同联动效应。数字反哺的提供者可以由子代扩展到社工、志愿者、社区、公益机构等，让数字反哺发生在全社会的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之间，以补充宏观社会层面的反哺资源，树立全社会尊老、爱老、教老的数字反哺共识，全方位对老年人进行代际数字鸿沟融合。

目前，在社会场域上，社会力量已经有所行动。例如，合肥蓝马甲行动是在合肥市委网信办、合肥市公安局、合肥市数据资源局的指导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益行动。合肥蓝马甲行动开展了近百场线上线下助老活动，包括20多个常年线下驻点，200多名志愿者，“一对一”服务老年人1万余次，总计服务时长近2万小时，服务内容涵盖智能手机使用、防诈骗、安全理财等老年人亟须的方方面面［8］。又如，2021年，嘉兴启动“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计划在未来三年，对全市老年人进行17.5万人次以上的智能手机应用科普培训，并组建100个以上“红船e家银龄科普教学点”，成立由1000名以上科技志愿者组成的“银龄数字志愿服务科普突击队”，为老年人“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帮助他们走进数字时代，融入智慧社会，享受智慧生活［9］。此外，一些社区也开始专设老年人数字帮扶的集中点，将数字培训引入社区活动，通过集中讲解数字使用技术，让老年人掌握电子设备的使用方法。由于社区的组织性、集中性更强，相比家庭数字反哺也更具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其成为家庭数字反哺的助力场，同时社区中的同辈群体也对老年人主动学习新技术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在社会共同参与的数字反哺行动中，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把控，为数字反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政府可以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构建由政府牵头、多方参与的长效化社会反哺机制，保证数字反哺活动的长期性、连续性、稳定性，引导数字反哺的内容由老年人学会使用互联网的技能反哺向能够用好互联网的素养反哺方向扩展。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引导和管控，保证老年人网络参与的信息安全性，为老年人营造更有保障的互联网使用环境。

五、结语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必将长期存在，如何让其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扩大，同时让老年人更好地在数字时代生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数字反哺只是解决代际数字鸿沟问题的路径之一，还有诸多其他路径值得探索。我们也应认识到，数字反哺这种自下而上的技术传递无法实现全覆盖，对那些身体机能严重退化或无法自由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以及并无反哺意愿的老年人，我们也应为其保留数字化之外的其他选择，采用传统人工服务与数字化服务并行的策略，让老年人获得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兼顾效率与公平，最终使不同群体都能享受到数字红利。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2021-05-11）［2022-11-24］.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2］于潇，刘澍.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06）：67-82，231-232.

［3］李彪.数字反哺与群体压力：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3）：32-48.

［4］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2-26.

［5］周裕琼.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 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5（12）：53-56.

［6］周裕琼，丁海琼.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3）：6-31.

［7］谢秋山，岳婷.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及路径研究［J］.当代继续教育，2019（04）：10-16.

［8］人民资讯.百场讲座两万小时帮扶万余人 蓝马甲助合肥老人跨越“数字鸿沟”［EB/OL］.（2022-01-10）［2022-11-2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539158158520136&wfr=spider&for=pc.

［9］汪莹.“数字反哺”没有旁观者［N］.嘉兴日报，2021-05-10.

［作者简介］王珂（1999—），女，湖北仙桃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