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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023-02-22张威威薛建立

决策与信息 2023年1期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性资本主义

○张威威薛建立

(1.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 0 0 2 4 1;2.许昌市建安区教育体育局,河南 许昌 461100)

现代性作为讨论现代生活不可被跨越的层峦,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使“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34-35的巨大冲击性,还呈现出西方因为现代性内在弊病而导致危机丛生的迥异境况。诚然,就我们讨论的范围而言,现代性肇始于西方社会并蕴含着现代世界的实质、基础和核心。受益于工业革命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在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中,历史性地构成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的世界格局[1]36。至此,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功经验,成为后来诸国实现现代化建设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奋力奔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其实际状况未能按照有序的轨迹实现合理性的发展,导致其时常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否定[2]。这也就辩驳了现代性的西方模式是“唯一论”的谬言。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3]38,但也展示了历史向前推动过程中民不聊生的生存境遇。这也就使得我们在观察和审视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增加了再聚焦于新型现代性的实践可能。而这一实践的现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不屈不挠的探索,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不仅焕发出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而且迎来了“多元现代性”的光明图景,一跃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改变世界”的崭新样式。

一、西方现代性生活的悖论

关注对西方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不能漠视资产阶级曾在世界发展史上起过的积极效用,可以郑重其事地说,这是其对现代生活的历史性贡献[4]。对于资产阶级的这一历史性作用,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简明扼要地描述过。资产阶级“游走”于世界各地,多点散发“落户”到各处,极力推行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友好互助旗号广播现代文明标语。经过其广泛且持久的宣扬,使得世界之发展中的民族都陷入不能自拔的漩涡之中,正像欠发达地区从属于较发达地区、东方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1]36。在这种从属关系的规制下,被资产阶级牢牢牵制的现代社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其把玩世界的舞台。这也就确立了现代社会以资本为物质基础进行普遍统治的现代性生活。所谓资本的普遍统治,是指现代社会以资本为原则,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还要生产商品和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还要生产剩余价值[5]218。在这种持续竞求价值和无限实现资本增殖的欲望中,资本就成为了主导现代世界的基本原则,变成支配一切的强制力量。在这里我们还要明晰“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6]101。这个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本胁迫劳动者超额完成所需界限,不断为资本家积累资本,再转而为实现更大的生产做准备。二是资本竭尽全力压迫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并通过增加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资本把自己为追逐利益而设计好的一套剥削体系,无情地安插在劳动者身上,这也顺其自然地培育了站在其对立面的掘墓人。而这也充分表明,在资本主义挟控下的现代生活潜存着被反抗和被割裂的危机。

首先,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人被抽象统治。利奥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7]147。在资产阶级所把控的社会生活中,现代性的多维呈现,一方面体现为资本无限追求利益增殖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则蕴含着资本逻辑的内在机理。始终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化发展,走的是以物质现代化为核心的对利益终极追逐的经济发展道路,秉承的是实现资本增殖的价值理念。而这种以损害生产者利益为主导的资本至上逻辑,必将会引起无产者与利益者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使无产者逐步走向阶级对立和护权运动。由此,不难得出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是依托于资本增殖逻辑,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逻辑和根本目标。这种以资本至上构成的发展逻辑不仅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不以人为主体的弊病,还凸显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世界秩序”的水土不服。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揭示了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导逻辑,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8]389。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唯有资本能够实现资产阶级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物质的占有,而且还在积极地创造着属于其自身的现代社会。此时,在资本逻辑占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经济生产不再以人为根本遵循,而是以不断追求资本增殖为现实目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以资本原则为导向持续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人被无情地抽象统治了。资产阶级通过商品、货币、市场等经济杠杆,实现了用资本统治和主宰人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述,“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9]996-997。这里的“物化”和“主体化”,揭示的正是资本、商品和人的统治关系,恰恰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自消的内部矛盾。

其次,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必然使西方现代生活走向两极分化。自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达到了黄金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得益于战争的获利,中心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展开了各个领域的发展,并都取得了进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较以往也有了明显提高,国家政策得到有效改善,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分配秩序得到有效规范,各个方面都逐步走向繁荣复苏[10]。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贫富分化问题不但未能随之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固化和加剧。究其根源,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导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1]79。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作为劳动生产的工人却两手空空,只有向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正是劳动者的这种廉价劳动力的转让,使得资本家获得了极大的剩余价值。也恰恰是因为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对立,造成了绝对贫困化趋势的增大。也就是说,以资本增殖为价值目标的发展是附带不能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的,而这个冲突和矛盾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其必将导致的两极分化的结果。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关系,不是人们意识中想象的简单的、单一的生产关系,而是极为复杂的,双重含义的。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实现利益追逐中不仅仅生产财富,还在这一复杂关系中生产贫困;也不单单只发展为其所用的生产力,其还积极发展实现资本获利的压迫力量。资产阶级将其所联络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用于消除单个成员的财富上,另一方面则用于无产阶级的壮大上,唯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多更大的资产阶级财富[12]614。这也就阐释了,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本质内在的特征,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除了这种理论的本质规定性之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还使得人的一切关系最终都以资本的形式加以呈现。这种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本质是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终将造成阶级对立与贫富分化。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即使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两极分化结果仍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西方现代生活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使其陷入了霸权主义的泥潭。凭借着专制独断的先发优势和立世独裁的话语霸权,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但随着现代生活进程的不断实践,毕露出其在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诸多矛盾与危机。对于此问题的剖析,我们不能仅限于以往与现代的对比中,还要走出传统区域的限定,走向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中。立足于全球化视域来审视西方现代性困境,可以看到,现代性的不断发展必将波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生活,这是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究其缘由,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更不能脱离世界历史而独善其身[13]。事实上,全球性的形成和发展史,是一部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发展中洞悉,恰如马克思曾多次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暗藏在自由贸易背后的世界性强权和不平等。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挟控、军事实力较强的民族对军事力量稍弱的民族的掠夺等等。如我们熟知,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崛起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由贸易,更多的是通过对经济发展落后且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的掠夺,从而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快速积聚。西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将大肆掠夺的财富转化为供其实现利益增殖的资本,从而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挟控。很明显,这种通过霸权建立的贸易市场和交换体系是有失公允的,是不被其他国家接受的,这也就形成了一个“中心”与“外围”构成的体系。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现代性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究其根本,是资本的贪婪与扩张本性造成的殖民化进程。资本的增殖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中心”与“外围”的现代世界结构体系。从此,西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便以外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日益贫困化和人民的深重灾难为基础,强势实现崛起,并不断挑起全球冲突与民族对立。在这种充满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中,现代社会发展的极端性被凸显,且已在不同区域和领域加以表现,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14]。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发展格局中,世界各国发展产生了极大差异,换言之,西方中心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的是更多的利益,而外围国则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至此而明,两者都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者和建设者,收获的结果却是千差万别的。

二、冲破桎梏的文明转型

冲破现代性自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的内在矛盾,最终还是要回到现代生活之中。面对当前的现代性困境或危机,不同的学者也都给予了批判性的检视,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在众多学者对现代性提出批判与修正的见解中,新兴涌现出的代表是哈贝马斯、吉登斯和罗尔斯等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长足发展的事业,要想实现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需要在现代性持续推进过程中克服其内部的矛盾,不能完全漠视现代性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对其一批到底。其主张在新的“交往理性”上构建新型现代性,从而实现从“意识哲学”到“交往理性”范式的重构转向。吉登斯、罗尔斯则分别从“自反性”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对现代性困境进行了论述和剖析。吉登斯认为,现在谈论现代性终结不合时宜,我们应做的是依据现代性不同的表现重新观察和认识其具有的本质属性[15]2。针对现代性困境的破解,吉登斯提出,用“自反性”来审视并超越之前的现代性。罗尔斯对现代性危机的化解,采用的是一种“公共理性”方案。其认为现代社会具有多元多样性,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存在着各异的信仰,受不同生活环境的影响,必然会导致其深刻的分化。我们要想使多元的社会长久安定,需要把社会成员置于一种“重叠共识”中,而这种共识形成的基础就是“公共理性”。从以上论述来看,众多学者提出的解决现代性困境的思路,归根到底,是要回到现代性本身,尤其是文化价值观念本身,而这些以文化观念的重建来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方案,其实质是站在泛文化主义立场上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因而是受到质疑的。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困境的破解也做了深入研究。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谈到的“现代社会”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不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现代性”思想,抑或“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16]100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也是其创立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所持的基本立场是,要对其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隐匿的剥削和压迫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要在对旧世界的无情批判中探寻新世界的生机[12]416。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对旧世界的无情批判,究其本质,是对资本和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具体实际出发找寻破解现代性困境的方法和出路,要做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行的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批判。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理性与自由,但这种批判绝不只是对观念的批判,更是对“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资本的批判。也正是从“观念的历史叙述”向“现实的历史叙述”、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性转向,使我们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之中,洞察到了现代性的内在本质[17]。

在资本绝对权力的控制之下,现代生活已充满了矛盾和危机,西方现代性已凸显出动力不足的衰退景象。从现实发展中可见,西方现代性在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社会实践中是不能驯服资本的,因而,也无法消解其自身的根本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正因洞察到这一根本矛盾,坚定地从资本原则入手探寻破解现代性困境的根本方法,并指出,资产阶级最终的目标是要使一切民族都卷进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畸变漩涡之中,并迫使一切民族都自觉维护和采用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以便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与其沆瀣一气的资产者。更加关键的是,资产阶级经过精心乔扮和伪装,把看似符合逻辑的一系列制度推行至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并从形式上掩盖资本原则的消极弊端。但随着资本权力被扩展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遭受到了现代性困境所导致的历史性灾难[18]。这就恰恰让人们找到了使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仅仅作为物的东西与人相分离的病因,并且实现了以劳动原则为导向使资本重现其本是人的活动产物的文明转向。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是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现代化伟大实践,而这一现代性的文明转向无疑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现实意义的曙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西方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现代文明以资本为原则导向,呈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正的以物的发展为根基的现实状况,究其本质,实现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逻辑。相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劳动为原则导向,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秉承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这不仅从根源上规避了资本自身无法自消的矛盾,还把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追寻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西方现代性的矛盾与危机,根本上就是要变更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即从资本向劳动的原则性转换,超越“物的依赖性”的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9]。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取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建立的一种关联[20],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艰辛探索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器物、仿照西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运动,但都未能找到适合中国社会需要、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性道路。直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深刻认知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再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开辟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新道路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继承,更不是对前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发扬,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开展出的“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12]194的新的伟大实践。其不仅实现了社会生活秩序从资本原则为主导向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的转变,还实现了把发展目标聚焦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上,开具出了构建新型现代性的文明样方,提振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信心。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共同富裕为遵循,超越了西方两极分化的对抗逻辑。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深深陷入了资本增殖导致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危机当中。被资本牢牢把控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不断增加社会总供给,另一方面,极力压低劳动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并且还要实现资本增殖,这就势必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局面。在供需关系不能被合理平衡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商品滞销、诸多企业倒闭、众多工人失业,社会生活紊乱,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阶级矛盾不断加深,最终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爆发。相较于坚持以资本原则为导向致使两极分化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社会主义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其美好生活品质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着生活资料的分配关系,决定着人民能够运用生产资料经营致富,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富裕水平,从而实现人人都能享有富裕生活。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实现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是百姓安居乐业、鸟语花香、山川秀美、社会稳定的多层次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21]4-8。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恪守的共同富裕是消除了两极分化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这里说的共同富裕不是每家每户、老人幼儿都平均分配的同一富裕,而是全体人民都保持在富裕水平。换言之,每家每户富裕的程度依旧会存在差距,但这个落差是在一个相对的合理区间内[22],是区别于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巨大,是消除了两极分化,缩小了地区、城乡与群体差距的普遍富裕。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和平共生为遵循,超越了西方殖民掠夺的霸权逻辑。观察世界上最先完成现代化进路的西方中心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其走上现代化的发展历程都有一个共性,都是通过霸权行径对其他劣势国家进行无休止侵略和大肆殖民掠夺,从而获得了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优先发展权。这一恃强凌弱的行径长期操控着世界,并迫使想快速走上现代化的国家融入中心发达国家炮制的同盟圈。最终,导致全球分裂为“中心”与“外围”,形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使得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后来国家丧失了民族独立性。因此,对于所有现代化起步较慢的国家来说,找到一条公正公允且能实现民族独立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尤为重要。也正是在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和现实困境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才不畏艰难、持之以恒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抚今追昔,经过百年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自己的路”,实现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民族独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23]。从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力发展和平事业、树立公正公允合作理念、弘扬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做到合作共赢、不搞对抗,坚持开放共享、不搞封闭,坚持互利互助、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发展理念[24],而且回应了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中国始终做到不结盟,不称霸,不侵略他国,坚持处理好包容互助、共同发展的特色外交问题。历史事实也同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尊重民族独立、秉持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人类和平与世界和谐贡献着中国方案。

三、彰显中国之治的新型文明

基于现实而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影响,并且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西方现代性的某种弊端,诸如在利益分配与环境问题方面等[25]。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存在某些与西方现代性相似的困难和挑战,也不会再受西方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制约和支配。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已成功突破了西方现代性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发展桎梏,既借鉴了人类文明现代化道路上的成功经验与时代精华,又避免了其中一些造成文明伤痕与文化隔阂的弯路歧路[26],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自身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新道路。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包容”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中心论”。近代以来,受益于战争优势率先走向现代化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挟控着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统治”。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迫使要通过现代化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与其类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要在西方现代性的样态中创造出一个符合西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愿望的新世界[12]36,以此,获得更加牢固的世界统治权,成为世界现代化各个领域的中心。这种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为根本诉求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各种手段和方式演化出“西方中心论”,使得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直处于先验的“普世”地位。尽管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其固有的内在危机得不到有效化解,已显现出与当今时代发展相违背的特征。因而,突破以资本至上为发展逻辑的“唯一论”桎梏,一跃成为新时代国家民族探寻复兴道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首要课题。而此时,始终坚持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在人们面前,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着重要参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与世界现代化文明对话和交融的互动中,在不断回应中国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和中国与未来的相互关系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视同仁、平等公允、普惠共融,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以资本为原则主导的追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利己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包容”理念与西方现代化“中心论”“唯一论”的内在本质区别。首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包容性。如我们熟知,各个国家都有着彰显本国特色的文明样态,且每一个国家的文明样态都与本国所选择的道路息息相关,并起着指引国家发展路向的作用。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场域,中国式现代化拥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底蕴,蕴含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文明基因,要实现的是世界大同的文明融合。其次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文明的平等性[27]。一种新文明的繁荣离不开每个人的奋斗,更离不开全人类的平等合作。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霸权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无论国家大小都一视同仁的价值旨归,始终秉承团结互助、公正公允的合作理念,走的是携手共创美好明天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也只有踔厉践行文明平等的价值理念,人类社会才会更加祥和。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互鉴”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终结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宣布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了一次历史性危机。一些曾跟随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纷纷改换门庭,转向资本主义,致使人类文明的应然赓续沦为一纸空谈。以此,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声讨,一些学者频频宣扬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并认为东欧剧变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这一次”定会被安放到历史博物馆。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是美籍日本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其在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宣称,世界历史是在现代性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完成,换言之,人类历史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掌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建制中终结了,因此,除了这种建制的扩张和流布之外,历史不能再开展出其他可能性了[28]。这也就迎合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流俗的知识氛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获至宝般地奉为圭臬。但我们能够明晰地洞察到,“历史终结论”最具危害的现实表现是营造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的意识形态幻象或假象,这不但阻碍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内在联系,而且使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和多样文明形态成为虚妄。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乐观景象”为“历史终结论”提供的强有力的现实论据面前,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已被彻底摆脱和完全克服[29]。实则不然,在应对“四大赤字”、环境治理以及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西方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已显现出无能为力的境况。与之相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了从“西方之乱”到“中国之治”的革新性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性转化中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借鉴。拥有着5000多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华夏文明,在逐步走向世界文明舞台过程中始终秉承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价值观,始终秉持着固本纳新、借鉴交融的互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活的民族印记。其次,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时代性传承中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超越。虽然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为人类解放事业的物质文明奠定了基础,但其内部无法自消的矛盾已毕露,并阻碍了现代社会稳定且有序的发展。历史实践也证实,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对世界所有国家都适用。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在保持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合理张力中,实现了从资本到劳动的原则性超越。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共享”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国强必霸论”。工业革命以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形成的世界体系,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与边缘的强权欺凌贫弱体系。从西方近现代历史来看,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大量原始财富,大部分是通过殖民掠夺所得,奉行的都是“国强必霸”的主导逻辑。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西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依靠雄厚的工业实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实力,开始全世界的敛财入侵、干涉内政、打压弱小,不断挑衅和践踏国际公约和道义规范的底线,在逆历史潮流中实现了自身势力的扩张和地位的巩固[30]。而这一历史事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的,因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其他国家强大之后,也必然会像其一样为谋求自身发展,采取封锁遏制、种族胁迫、组建同盟等行为。在这一不断利用自己掌握的国际主导权、话语权和控制权,制造各种以己度人、似是而非的论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奉为圭臬的西方“普世价值”以及夹杂着霸权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世界带来的是各种威胁性挑战及颠覆性后果。而基于这一逻辑推断,中国也必将被划入强大国家的霸权利益格局中,最终被冠以“中国威胁论”之名。但历史事实却表明,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发展的中国,坚持的是一条和平共处、文明共享、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互相尊重走和平发展之路。无论国家大小都一视同仁,无论民族强弱都平等对待,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倡导的是国家之间的新安全观、利益观[31]。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走文明合作之路。机遇互济、机会互享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宣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与其他诸国不断形成协作共商、机遇共享、文明共存的发展格局。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深化大国外交,打造全球文明伙伴关系。政治上相互尊重,利益上平等分割,这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奉行的准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危机共管、矛盾磋商的文明交流方式,积极促成双赢共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3],并高举合作共赢、文明共存友好旗帜,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为最终实现人类和平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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