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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特色

2023-02-22姜丹溪

决策与信息 2023年1期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姜丹溪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这一标识性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进一步加以凝练,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22,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相关概念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分别从科学内涵、性质特征、经验启示、独特优势、世界意义、文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3-8]。现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研究,对于其“中国特色”的探讨仍存在一定拓展空间。其实,中西方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显著差异,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就曾强调,中国人应当在系统掌握中国情况的基础上,与西洋文明开展交流,从而发挥“借资比较”的功能[9]5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为历史起点,以中国共产党为坚强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旨归,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扩张掠夺式现代化的全新道路,驳斥了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谬论,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民族危机为历史起点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自发过程,近代中国是被迫卷入现代化潮流的,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为叙事背景和历史起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迥异于西方,解除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是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先决条件。

广义的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10]16-17。但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考察不能简单停留于工业革命。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早在资本主义初期,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开展对弱势群体的剥夺,迅速完成了早期资本原始积累,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形象地将其称之为“羊吃人”,显示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侵略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资本日益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三角贸易”、殖民掠夺等暴行,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积累大量的物质财富,进一步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般意义上现代化的起点,是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为条件的,这种阶级矛盾伴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突破地理边界,在世界范围内反映为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间的民族矛盾。“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1]404,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显然加剧了民族间的不平等,迫使落后民族沦为先进民族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落后民族在现代化起步阶段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无论是从民族国家内部,还是从世界整体来看,西方现代化道路都内在蕴含资本主义强势侵略扩张的本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1]404。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催生了“文明优越论”,资本主义文明被奉为圭臬,资产阶级认为自身先进文明理应凌驾于其他落后文明之上,“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405。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扩张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自信作为历史起点的,更是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繁荣兴盛和对其他落后民族国家的剥削掠夺作为历史起点的,这就决定了像中国一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西方世界面前只能处于被动地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工商业素称发达,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压制工商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在明清之际,中国还一度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发地开启现代化,反而沦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生”呢?这与马克思笔下东方社会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有着直接关联。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通过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联合,完全可以不依赖于外界实现自给自足,因此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这也使得外部力量无法轻易入侵中国社会,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初试探,中国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国家,关注重心始终在于维系内部社会稳定,这与海洋文明对外扩张的宗旨截然相反。其次,由于“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12]372,导致中国农民被牢牢束缚在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中,无法实现自由流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最后,虽然中国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商人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积累财富的目的并非是扩大再生产以创造剩余价值,“在有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13]153-154,中国便是这种民族的代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生性决定了中国无法适应现代化趋势,也不可能主动开启现代化。中国的“不配合”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寻求建立世界市场的野心,也放弃了中国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主动权,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依靠外力“破局”,但现代化文明的到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严重的灾难。

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未能幸免于难。正如资本主义现代化给印度带来的是殖民侵略而非工业文明一样,中国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在现代化浪潮裹挟下日益加深。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蒙辱。国内史学界一般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改变,民族危机初步显现。统计显示,中国近代总共订立有736个条约,其中不平等条约343个,占条约总数的47%[14]610。列强通过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对中国的步步蚕食。通过割让土地,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破坏中国的领海主权;攫取领事裁判权,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要求协定关税,破坏中国的关税主权……第二,人民蒙难。国家主权丧失的直接后果是清朝统治者不再具有保护本国人民不受外来侵犯的能力,相较于上层社会,底层人民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英国自诩“文明”国家,却以最卑劣的手段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鸦片不仅侵害人的身体,而且消磨人的意志,以致军队在战争来临时甚至无法形成有效抵抗;各国侵略者还对中国人民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曾描述过英军的暴虐行径,“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1]792,“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15]335。此外,西方列强还打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旗号,凭借其特权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并以价格垄断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强迫中国进行不平等交换,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阶级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第三,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在1840年以前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有高度的文明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6]1469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无奈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失败,各种救国方案相继破产。无论是器物文明还是制度文明的学习,都没有帮助中华民族摆脱民族危机,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至于胡适发出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7]472的哀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跌入有史以来的谷底,民族危机达到顶峰。

近代以来,西方的侵略使得古老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不是发展,而是新的枷锁。西方侵略扩张式的现代化不仅从根本上剥夺了中国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权利,还迫使中国沦为西方附庸,强迫中国走上依附性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民族危机作为历史起点的,沉重的民族危机启示先进的中国人,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又必须以摆脱列强侵略,解除民族危机为首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应运而生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现代化文明的强势介入,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呈现出全新面貌,现代化道路也由“中国的”一跃成为“中国式”,在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先进的制度保障和强大的精神支持。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赢得主动权。中国共产党是在民族危机达到顶峰的情况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的。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未果之后,逐渐意识到不彻底的改良变法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亡,如果不能在中国社会内部掀起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这种根本性社会变革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完成。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更无法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们纷纷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8]330。同时,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既然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毛泽东就曾讲过:“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9]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本质的关联[20],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开始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1840年以来的历史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是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首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现代化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才能真正使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1]1098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改写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赢得了主动权。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22]14资产阶级领导的西方现代化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供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之上阶级关系的多元化又决定多党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显著特点。但是,资产阶级政党却并未如愿成为“超阶级的组织”“全民的党”[23]153,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中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24]54,不同党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对立必然导致发展目标的差异性。换言之,多党制使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无法达成统一。不同政党秉持不同的发展目标,以追逐政权为目的,借助议会平台相互攻讦,资产阶级民主演变为政治闹剧。政党交替执政意味着原有政党制定发展目标的中断,现代化进程呈现反复性,损害了政党治理效能。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持了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和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实现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薄弱、起步较晚,这就天然决定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分阶段完成,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目标的渐进性。毛泽东在分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25]385-386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建立强大的工业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规划国家发展蓝图时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6]1477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6]329,中国迫切需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27]34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现实需要,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策略。同时,重工业的发展又必须以现代化的农业为其提供原料支撑和发展动力,也必须依靠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为其提供保障。因此,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早期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8]483,标志着这一时期现代化发展目标正式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并制定符合实际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阶段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2,尤其是党的二十大的召开,标志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议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入崭新发展阶段。

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像中国一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民族独立,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扎实的社会条件。但是,随着冷战格局形成,新兴民族国家却面临着主权独立与现代化国家二元对立的抉择。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选择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代价是主权的又一次丧失。这些国家严格遵照“现代化=西方化”的公式,将自己“装扮”成现代化国家,全然不顾本国的实际国情,结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现代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只是虚假的繁荣。相反,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29]29,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更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6]263,但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严重缺陷,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他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30]23,并由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更是提出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31]380的发展道路,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搞现代化的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延续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邓小平明确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告诫“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32]3,从而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因为对外开放而丧失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首先,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各国由于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各有不同,决定了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现代化的评判主体只能是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有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权利。其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指的是近代中国闭关自守,丧失现代化的主动权,被迫成为西方附庸的历史。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指的是前苏联领导人在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解体的前车之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最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29]30。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已经确证西方现代化的侵略性。“在现实历史的编年史中,征服、奴役、劫掠,总之,暴力统治占优势。”[33]768资本主义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霸权统治,“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2]36,现代化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对于那些与资本主义要求不相符合的一切民族和国家进行彻底改造,这种改造充斥着战争、暴力和血腥,并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悲剧。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29]30,并且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旨归

西方现代化道路坚持以资本为中心,奉行“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由资本宰制民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承“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由人民节制资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现代化必须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由人民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

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为了“资本”还是为了“人”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不同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志。资本自诞生以来,唯一的目的就是价值增值,多数人的普遍利益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中。虽然,资产阶级也曾经为了巩固统治,不得已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但是,“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34]121,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作为赚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存在的,而非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主体性在其中不断丧失。然而,资本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带给人们的远不止于此,“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1]403,金钱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重要尺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严重异化,陷入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此外,“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还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再生产目的的唯一性,资本主义引起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化早期,毫无节制的开发给自然界带来巨大创伤。恩格斯曾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4]998,人类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导向。实现人类解放和一切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终极指向。不同于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前提下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4]18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最终目的,高扬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也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1031。因此,人民性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5]594,也强调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经过长期努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2]11。当然,“人的现代化”内涵极其丰富,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要求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弊病之一,就是物质主义极度膨胀,导致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加速主流价值观的消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有效避免了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注重物质生活满足,忽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问题。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要变化,人民产生了新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9]3,“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更高标准,还涵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内容,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协调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此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6]209、“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的发展理念,把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对绿水青山的美好向往。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还提出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长远生态建设目标,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发展应有的担当。

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真正实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列宁指出,“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37]175-176,现代化的成就必须依靠大量人口介入为其提供发展动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强调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必须要考虑到人口众多的实际,并指出“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38]969。毛泽东的论述为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口规模巨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应当辩证看待中国人口规模巨大问题,充分发挥人口大国先天优势,促进人的全面进步。从人口数量优势的角度来看: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比西方现代化具有更加持久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39]25-42。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一直维持着较高的生育率,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相较于同一时期西方社会已经出现老龄化趋势的问题,人口规模巨大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充足的人力基础,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的力量。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比西方现代化孕育出更大的市场规模。人口数量巨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的今天,中国市场规模的优势更为明显,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0]12,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人民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市场规模扩大。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依托人口规模形成发展合力。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4亿,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汇聚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这种智力优势和人口优势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同时,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我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29]120。当然,人口规模巨大也带来巨大的国家治理难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临的重要挑战。2003年,温家宝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出:“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这是许多外国人不容易理解的。”[41]人口数量庞大的直接后果是现代化问题层出不穷,主要表现为:第一,初期人口素质偏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素质普遍偏低,特别是农民群体,“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31]79,严重影响现代化进程。恩格斯指出:“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42]614,为此,新中国开展了多次大规模扫盲运动,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82年的22.8%[43]532,到2020年已经下降至2.67%,人口素质明显提高,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更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第二,中期城市化问题凸显。城市化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为此,国家积极进行资源整合,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致力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让劳动者切实享受发展成果。第三,后期贫困治理难度大。中国人口基数大,贫困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多。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制定精准扶贫的政策和策略,帮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解决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几百年也没有完全消除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29]409。但事实证明,人口规模巨大并没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负担,反而彰显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超水平。

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的不懈奋斗,因此,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理应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44]827。“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追求的目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5]200。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在注重效率提升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避免由于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引起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向发展。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出现“共同富裕”的提法,强调“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46]444。虽然“共同富裕”首次出场针对的是农民问题,但也足以彰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善全体人民生活状况的决心。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以“达到共同富裕”[32]373为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47],标志着共同富裕思想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同富裕”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要求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1元,到2020年已达32189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29.2%、32.7%[48]。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缩小,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共同富裕迈出坚实一步。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现代化。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11。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更加繁荣发展,民生福祉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反观一直标榜自身现代化道路具有“普世性”的美国为本国民众带来了什么?经济不平等问题加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日益萎缩、阶级固化现象严重,大量下层民众陷入“贫困陷阱”,“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约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1850万美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超过500万人的生活状态同第三世界绝对贫困人群相当”[49]。两相对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价值更加凸显。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陷入严重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条现代化道路以民族危机为历史起点,以中国共产党为坚强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旨归,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道路话语权的垄断,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以具有普遍性的实践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创造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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