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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器论片段”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劳动价值

2023-02-22顾慧卿李金泽

决策与信息 2023年1期
关键词:机器马克思劳动

○赵 伟 顾慧卿 李金泽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人工智能(AI)正被吹捧为机械加工和生产潜力的新浪潮。现在,机器不仅可以看、听、想,还可以解决问题和学习。1996年,“深蓝”打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第一棋手卡斯帕罗夫。2011年,IBM的沃森(Watson)在电视直播的《危险边缘》(Jeopardy)比赛中获胜。2016年,AlphaGo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围棋选手。通过这些胜利,人工智能是否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人类智能?已故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博士表达过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他曾预言:“全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标志着人类的末日。”[1]以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一词的发明为基础,自动化对人类劳动的威胁成为了大众科学领域一个永恒的主题。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与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合作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未来20至30年内,相当一部分人类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这让全世界的人感到震惊。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对人类认识和提升自身提出了挑战[2]。今天,资本主义被人工智能问题所困扰。

一、人工智能的思想史概述——人类智能亦或机器智能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它的技术”——换句话说,人类的思想和机械发明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纠缠,这在关于智能的思想史上就是如此。技术和机器融入社会的方式,以及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揭示了什么样的智能类型或特征被认为对人类有效,而且在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机器有效。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争议,并且作为制定人力资源(HR)和工作设计决策的一种方式正被引入工作场所,重要的是要讨论什么是智能,它诞生的背景以及总体上什么是利害攸关的。

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们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争论。控制论学派和人工智能研究社区进一步描绘了机器和人类智能的内涵,研究证明人类赋予人类的智能特征,以及目前更多形式的机器自主智能符合资本主义的总体意识形态,其中量化和抽象是主要的操作方式。

1.作为计算包的智能。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心灵本身被认为是由思想组成的。在《利维坦》的“理性与科学”一章中,霍布斯(Thomas Hobbes,1651)沉思道,“当一个人推理时,他什么也不做,只是从包裹的加法中构思出一个总和;或者从另一个总和中减去一个求和来构思余数:这就是把所有的部分的名称,想象成全体的名称的结果。在我们可以定义的所有事物中,(也就是说,确定),当我们把它作为心智的一部分时,‘理性’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不过是计算(即,加上或减去)所商定的一般名称的后果,以便标记和表示我们的思想;我说,当我们自己计算时,要标记它们;当我们向其他人证明或认可我们的计算时,也要说明”①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eviathan,by Thomas Hobbes.。

霍布斯确信,人类的理性能力是动物所不具备的,是我们简单地将世界切割成符号单位,并使用总和来做出决定,告知意图的过程。人类可以考虑自身行为的后果,制定理论和格言,“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所有其他可以加减的事物上”进行推理和计算。霍布斯的人类智能形式是用计算过程来描述的。在《思维的法则》中,布尔(Boole)指出,“所有的推理都是计算”,再次支持了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被简化为数字、符号和最终量化的观点。二进制代码是所有编程语言的基础,就源自于他的假设,其中变量基于真值,有两个选择:1(真)和0(假)。这些区别构成了今天所有的计算逻辑。假设人类的思维和推理(以及“智力”)可以与这种非黑即白的计算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假设的弱点,但这些过程在关于推理和智力能力的早期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2.由人类创造的机器智能。随后所谓的人工智能符号方法涉及试图模拟大脑的逻辑过程,这后来被称为“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OFAI)。

在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阶段[被称为“符号人工智能(symbolic AI)”]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学者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L.Dreyfus)以理性主义者的身份揭示了研究的本体论基础。在试图让机器像人一样行为时,符号人工智能研究人员首先设想,人类的思维是作为一个正式系统运行的,语义意义通过与特定物体相关的指定符号产生。如果机器人可以用这样一套语义系统编程,那么它们也可以通过将面前的物体解释为可识别的符号,来代表它们所看到的世界。德莱弗斯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和相关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存在主义传统中已经被哲学地处理过了。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不体验世界中的物体作为世界的象征或模型,或者我们体验的是世界本身,这是机器人天生无法做到的[3]。

人工智能研究中最初的符号方法变成了后来被称为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OFAI)阶段。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从来没有就什么是智能更重要的特征达成一致,但是海于格兰(Haugeland,1985)创造了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OFAI)的术语,描述了智能生物表现出以下特征[4]:即我们聪明地处理事情的能力,是由于我们合理地思考事情的能力(包括潜意识的思考),以及合理思考事物的能力,相当于内部/自动符号操作的能力。

马库斯·赫特(Marcus Hutter)设计了一个通用人工智能理论,他认为人类的思维……与定义我们是谁的意识和身份有关……智慧是人类心灵最明显的特征……使我们能够理解、探索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我们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5]。并指出,人工智能的研究反映了这种情绪,因为人工智能的宏伟目标是开发能够在人类水平或更高水平上展示一般智能的系统。

GOFAI推理与最近的一个观点并驾齐驱,即机器应该完全自主,在人工智能研究中,与人类思想和存在的直接比较几乎消失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人工智能正看到公众讨论、企业利益和巨额政府资金的戏剧性回归(即使紧缩仍在继续)。现在被归因于人工智能增强的工作场所工具和应用的智能类型和行为是基于技术自主决定。为了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人类都期望被机器控制/管理,但也有可能模仿机器,因为机器被描绘成普遍可靠的计算器,而不是相反。如今,几乎没有人工智能研究与人类大脑的运作相关,但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及其用户(下文所述的情况下)以及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却将直接形式的智能投射到机器上。

关于什么是智力,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有大量的研究,影响早期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思想家们对人工智能进行描述的思想史的问题在于,围绕智能概念(作为一种理念)的思想者忽视了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可能或将由于这种有意而非不可避免的智能行为而永久存在(例如资本主义、竞争、阶级压迫、劳动分工)。也就是说,除了卡尔·马克思,他在分析中着重于物质条件。在我们开始讨论当前语境下的人工智能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马克思,他的理论驳斥了其他学者关于智能是如何产生和表现的研究。

3.由物质条件决定的智能。在布尔于184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逻辑的数学分析》(Mathematic Analysis of Logic)后的几十年,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指的是利用原材料和劳动力实现盈利的转变,以及用于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创造。马克思不同于他周围的其他思想家的是他对物质条件和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的关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1867)写道,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包括:第一,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第二,劳动对象;第三,劳动资料[6]128。当人的劳动“影响”她或他的劳动材料时,产品吸收了最终产品的外观,其中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并且“过程在产品中消失”。产品本身就是一种使用价值或“通过改变形式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自然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变成了物质化(但不一定是“可见的”)。

甚至在这些论点之前,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②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西方学界一般将这一节称为“机器论片段”。一书中就已经证明,他充分意识到技术是一种“劳动工具”,他称之为“事物,或事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将其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并充当其活动的指挥者”[7]。人工智能表面上的无形性显然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范围。尽管人工智能是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式抽象劳动的最后边界,但是人工智能在被描绘成不可避免的决策者的同时,仍然对物质条件和工人的生计产生了影响,因此通过阅读马克思来理解人工智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观察到人类将自己的特征和联想,即智能,归因于机器,然后允许自己以某种方式被机器统治。早期工业化期间的一种明显的就业关系明确地将人们按阶级划分:一边是,那些被期望具有设计机器和工作场所以及管理工人的智力和智慧的人,另一边是,那些被期望实际从事必要的体力劳动来建造和维护控制它们的机器的人。

当然,在生产力和工业竞争性发展的紧迫性以及殖民地人力资源在海外飞地运作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不希望后一类工人表现出智慧。因此,在“机器论片段”文本中将人的特征归因于机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将雇佣关系视为一种控制关系的观点,即如果人类所拥有的资本主义智能位于机器中,则会出现一系列加剧控制的可能性。令人不安的是,人们还假定机器有能力直接控制工人,并有可能完成我们所有的工作,造成人口过剩,这就引出了一个在这里无法详细讨论的问题,即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如果没有工人,下一步会是什么?

二、“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论自动化机器的技术替代逻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假定劳动的形式是人类独有的[8]284,并明确指出机器不能创造价值。事实上,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8]509。未来强大的人工智能最初很可能会像今天的弱人工智能一样发挥作用,即作为一种机器和一种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降低商品价格的手段。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生物”能够进行劳动呢?如果这些“生物”也能创造剩余价值怎么办?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会是什么样子?

马克思将劳动定义为人类的活动,将劳动定性为人不仅仅是一种说辞;对马克思来说,劳动的试金石是人。正如他所说,“从生理上讲,劳动是人类有机体的一种官能,涉及到人类的脑力、神经和肌肉的劳动能力的消耗,这是一个事实”[8]137,164。鉴于劳动作为人类的条件,马克思花了一些时间把它与动物生产区分开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承认动物会生产东西,比如蜜蜂、海狸和蚂蚁的住所,但人类生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产活动作为意志和意识的对象[9]75。动物的本能生命活动包括吃、喝、繁殖等等,但这些活动既不是知识的范畴,也不是潜在的科学对象。在动物王国里没有泰勒主义。

马克思在他著名的“蜜蜂和建筑师”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区别,他认为最糟糕的建筑师和最好的蜜蜂的区别在于建筑师在用蜂蜡建造蜂房之前先在脑海中建造了蜂房。在每一个劳动过程的结束,都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被工人设想好了,因此已经理想地存在了[8]284。换句话说,人类是有创造力的,他们可以想象自己在生产它。因此,把劳动作为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能力取决于人类似乎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这些能力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使人类能够普遍地生产[9]75,而不是动物本能地、片面地为眼前的需要生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所谓的“普遍地生产”指的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包含同一对象的所有真实的种类(或细节),如货币,作为普遍的等价物,是所有商品必须用来比较其价值的物质[10]27。同样地,人类可以普遍地生产,因此指的是人类由于我们的官能或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将来自一个生产领域的知识应用于完全不同领域的能力。因此,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几乎可以从事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生产活动,并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进行生产[9]76。

马克思解释了工业机器如何作为增加资产阶级所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率的一种手段[8]492-63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新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是如何让工人阶级成员失业的,然后随着企业的扩张,工人阶级成员被重新吸收到生产中。这就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业储备劳动大军,也就是一定数量的待命失业者,可以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动态取代了劳动力,同时又将他们重新吸收到其他生产领域或扩大了生产范围[3]762-870。这本质上是马克思对技术置换动力学的解释。马克思没有深入解释这种动态的长期影响。然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1]1858中,马克思确实解释了这种动态的长期含义,这些段落对于理解马克思关于自动化和技术替代的概念尤其重要。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两个有争议的章节,即《资本主义、机器和自动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终结》。在第一部分中,马克思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表现为劳动工具从工人主导生产的工具转变为人力投入极少或根本不需要人力投入的自动化机器[11]280。这一机械自动化系统的运行不再被描述为任何个体工人的劳动能力,而是被看作社会知识在一般社会中积累的知识和技能[9]278。换句话说,物质生产的基础不是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而是由机器灌输和显示的技能和知识。因此,只有当劳动工具不仅以固定资本的经济形式出现,而且作为一种机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与之相对的劳动,这些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整个生产过程似乎不属于工人的直接技能,而是科学的技术应用”[11]281。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倾向于使整个生产过程越来越依赖于机器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一般趋势是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必要劳动的最大可能的否定”[11]280。很明显,马克思预见了自动化取代人类劳动的日益重要的意义,并认为这是资本的内在趋势。用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的消耗是获取生活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手段。只要劳动时间“被资本认定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直接劳动时间“在数量上减少,在质量上减少……与一般的科学劳动、自然科学的技术应用……以及与社会结合所产生的总生产的一般生产力相比……是从属的时刻”,那么,这意味着系统的动态正在工人、机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矛盾关系[11]282。

《资本主义的终结》一节描述了马克思论证的高潮。马克思描述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工资劳动与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一样,与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同样的关系,并且必然会被作为一种枷锁而被剥离”[11]291。也就是说,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终结将源于高度先进的自动化机器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雇佣劳动如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会制度一样,不合时宜,对社会再生产没有必要。此外,资本主义的终结必然意味着劳动的终结,而不是马克思的大多数解释中通常认为的劳动的实现。但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并不是指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必然会结束,而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历史上特有的劳动形式会结束。当机器是不需要人工的主要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时,就不会在社会中创造或分配再现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在社会中获得价值是基于劳动时间的花费,但出售劳动力的机会却成比例地减少,那么社会的结构将越来越无法提供其物质财富的分配手段。这就是先进的机器生产最终逐渐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基础的方式。

三、“完美机器”与纯粹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可能性分析

马克思关于劳动完全是人的规定的一个含义是劳动的范畴把有生命的人和无生命的人区分开来。推而广之,非人类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都归为同一类。动物被还原到固定资本,与机器处于同一层次,它们绝对是相同的[11]717。有趣的是,人类奴隶也被粗暴地降低到同样的本体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奴隶制关系中,劳动者不过是活的劳动机器,因此对他人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价值。”[11]465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机器人或机器人形式的强人工智能也属于同一类别,而且在流行文化中经常被描绘成奴隶。如果机器不能创造价值,动物和奴隶也不能。因此,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类似Iamus、Painting Fool或AlphaGo来生产商品,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劳动,即使他们生产的是一个创造性过程的结果,它们将只是固定资本,任何创造的新价值仍将来自推动人工智能的雇佣劳动者。

因此,鉴于今天人工智能的状态,让我们加速这一进程,直至技术奇点,假设库兹韦尔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大约20年后达到人工智能技术奇点。如果人工智能机器能够在其劳动过程中实现从一开始就打算达到的原始的、创造性的目的,人工智能当然能够劳动并产生使用价值,但它们会假定存在剩余价值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避免以下三段论谬误:劳动创造价值,人工智能可以劳动,因此,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价值(Caffentzis 2013)[12]161。

马克思认为,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法则,但“它只能通过启动必要劳动——即与工人进行交换来实现”[11]399。机器、动物和奴隶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已经是价值,因此不能与资本交换。那么一个人工智能,或者一只认知增强的猫,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能够在生产中实现它们的有意识目标,就无关紧要了。因此,正是工人和工人阶级的主观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像人工智能这样有创造力和意识的机器也无法创造价值。如果主观性是核心,价值创造的条件是这种主观性与资本的客观性对立,那么这一主体是否以有机、金属或合成形式存在并不重要。

在“机器论片段”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在生产中应用科学技术(“一般智力”)来“最大可能地否定必要劳动”的最终结果是“直接形式的劳动[将停止]”为了成为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不再是,也必须不再是它的衡量标准,因此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也一样”[11]705。换句话说,价值规律不再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随之崩溃。然而,这一过程必须全部完成,至少在几个生产部门达到临界值,才能结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仍有足够多的价值型活劳动力存在,这种情况将会继续。除非出现新的劳动密集型的经济部门(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服务业),否则资本消亡的唯一其他解决办法将是能够创造新价值的机器,即能够产生人工智能的一般智能。

同时,马克思似乎在“机器论片段”中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他写道:“如果机械持续永远,如果它本身不是由必须复制的临时材料组成(与发明更完美的机器完全不同,这将剥夺它作为机器的特性),如果它是永久移动的,那么它将最完全符合它的概念。它的价值不需要被取代,因为它将以一种不可摧毁的物质形式继续存在。它将继续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同时也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货币,即自身的不变价值。”[11]766

马克思所指的完美机器,可以被解释为类似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自复制自动机,这种自动机永远不会被破坏,因为它可以用来自环境的原材料复制自己;这样的机器永远不会将其全部价值传递到流通中,因此可以持续假定相对剩余价值,而无需任何额外的资本支出。

但是,对于马克思关于“发明一种不再是机器的机器”这句话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出更有趣的解释。如果一个机器被剥夺了它作为机器的特性,那么可以说它否定了自己作为固定资本的存在,而成为它的对立面,即可变资本或活劳动。为了完成这一绝对的运动,机器不仅必须能够进行有目的的、有创造性的劳动,而且还必须意识到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机器变成了活的劳动者,就会获得与资本相对的主体性。结果是,以前的机器将能够设定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价值。因此,完美的机器是能够创造价值的机器,但正因为如此,它不再是机器。但是,死的劳动怎么可能变成活的呢?一个东西怎么能从一个经济范畴变成另一个人类专属的范畴呢?要证明这种对马克思完美机器的解释是正确的,就必须求助于马克思的本体论。

马克思的本体论关注的是社会(或经济)形式(范畴)与以社会形式为内容或以社会形式为内容的事物或“自然形式”之间的关系。事物获得其本体论地位,例如作为商品、货币或固定资本,通过以这种形式出现并执行其社会功能,如商品的销售[8]714。事物可以根据它们在资本循环中的相对位置,进出这些形态。为了描述这一本体论运动,马克思认为,刚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机器“本身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机器制造者的商品资本;机器成为固定资本只是“在它的买家手中,资本家谁有效地使用它”[8]240。一开始,人工智能可能会遵循同样的本体论路线:首先是一种商品,然后成为另一个资本家生产消费时的固定资本,这意味着它的经济功能不允许它拥有剩余价值。马克思的本体论是否允许事物从固定资本范畴转移到可变资本范畴?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奴隶的经济功能有关,因为创造价值的可能性与人类的活力无关,而是与成为一名“双重自由”的工人,能够与资本进行交换有关。尽管马克思承认奴隶是人,但他认为奴隶是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但随着美国内战结束后奴隶制的终结,大量奴隶成为了雇佣工,并因此脱离了固定资本的范畴,进入了可变资本的范畴。

但人工智能如何才能成为双重自由工人?他们必须被剥夺权利,他们的身体(或物质基础)必须被原始地积累起来,这样他们的创造潜力才能转化为劳动力,并通过商品拜物教的支配而与他们对立。据推测,人工智能还需要消耗一些东西来维持生命:电力、计算能力或带宽。如果人工智能被迫以大宗商品的形式购买这些商品,他们可能会被迫为工资而工作。这种无产阶级化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继续存在。正如尼克·兰德(Nick Land)所写:“资本只是保留了作为不发达的症状的拟人化特征;将灵长类动物的行为重新格式化,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人工行为,以消除惯性。人是需要克服的东西:一个问题,阻力。”[13]445-446

资本并不关心什么物质的劳动力。正如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所认为的,相对于人类而言,人工智能将有效地拥有超能力,不仅能够做人类能够做得更好、更快、更准确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工智能个体也将比它的人类个体拥有更大的劳动能力[14]110。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类普遍地生产”,这可以理解为我们人类等同于劳动力。然而,当我们提到一个人工智能个体的劳动力时,它应该与人类物种的普遍生产能力相等;人工智能能够根据包括智人在内的所有物种的标准进行生产。如果有更有能力的劳动力,为什么还需要人类呢?事实上,既然人工智能机器人或机器人不需要参与人类多余的行为,如呼吸、进食或排便,那么资本为何不喜欢它们呢?它们能够承受极高的温度和极低的温度,他们可以分散注意力,而且人工智能也不局限于人体的形态,甚至完全不局限于人体——人工智能可以是一家工厂,甚至是整个供应链。

四、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控制与剥削的实质及其伦理考量

如今,很少有人工智能研究在实现上与人类思维的运作有关,而是将(希望的)直接自主智能形式投射到机器本身。事实上,人工智能研究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人们预计它将以某种方式永远改变社会。今天,技术通过使用可穿戴计算设备来补充对工人运动的管理控制,这些设备可以捕捉看似客观的数据,可以用于算法导出的机器学习,管理人员不仅用这些数据来做出关于在工厂里走动的“最佳方式”的决定,就像泰勒主义时期所寻求的那样,还可以做出关于工作场所合理化的决定,并解雇那些不够“健康”的工人。技术还有助于管理层减少对工人生计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问责,因为工作场所的智能设计,无论是围绕敏捷规范,还是在数字泰勒主义框架内,通过越来越少的人力参与和干预,通过数字化决策,进一步推进生产力和效率的核心原则。

1.人工智能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和剥削实质。事实上,围绕智能及其可能是什么的思考的研究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环境或政治经济。人类智能的概念制造的历史表明了一种对运算和计算的兴趣模式,智能的人类和机器行为在意识形态上与资本主义一致。同时进行的一系列机械和技术发明及相关实验表明,机器不仅通过人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促进被认为是智能行为的正常化过程,而且还促进并使资本主义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智能行为被认为是量化和衡量的能力,仅限于思维和推理的各个方面,根据本文中强调的具体假设,这些思考和推理可以假设为生产和提取剩余价值方面的障碍提供解决方案。

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增强工具和应用的最新使用,每一种都将特定形式的自主智能与机器联系起来,包括:辅助性、规范性、描述性、协作性、预测性、情感性。这些智能形式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对雇佣关系的期望。仓库和呼叫中心的“辅助”和“协作”机器人最终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一种方式;“规范性”绩效分析可以减少管理责任,从而减少应尽义务;“描述性”导致了对工作和表现的解释,可以以不向工人透露的方式使用;“预测”智能也是一种用于避免犯而再犯决策的技术。在工作场所,无论是有才华的员工还是惹是生非的员工,都应该以计算的精度被发现,矛盾的是,这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歧视;“情感的”,在未来,聊天机器人可能像聊天机器人伊莱莎(Eliza)那样对人做出反应,或者像今天在招聘技术中使用的那样,在面部采访拍摄中用于情感描述。然而,人工智能做出看似可靠和准确的决策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也就是说,通过算法过程训练机器学习的数据表明,人类智能本身就是具有歧视性的。这所造成的物质条件,也就是无法雇佣员工、工作岗位的减少、工资的减少,等等,并没有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主流讨论中得到强调,在这场竞赛中,竞争和繁荣的希望是主导话题。那么,在人工智能增强的工作场所,安全网络在哪里?

2.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总而言之,为了从人类的工作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通过量化来模糊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力是符合资本利益的。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如人力资源、零工和机器人)在工作中构建人类和机器的智能设计理想类型,通过揭示其表面上的绝对价值,实验似乎揭示了工作的真实性质。然而,机器智能通过特定的机器/人的关系,通过数字进行抽象的过程,在某些点上被认为超越了人类,整体工作削弱了合格的劳动经验,使痛苦和物质条件中的不可数性隐形。人工智能和其他用于工作场所的技术开发和发明的区别在于,由于被投射到自动机器上的智能,它们本身越来越被视为决策者和管理工具,因为它们的计算和衡量能力似乎更强。最近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做什么,或者如何在道德上实施人工智能,这个问题更严重。在工作场所进行智能决策时依赖机器计算,实际上会给任何关于人工智能实施和使用的伦理讨论带来广泛的问题。在一篇关于人类理解的文章中,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1689)写道,伦理可以被定义为寻找那些规则和人道行为的措施,这些行为导致幸福,以及实践它们的方法[15]。当然,这只是一位伦理学哲学家的一句名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寻求和设定这些规则,就像描述伦理学的参数一样,迄今为止,只有人类进行过。当我们引入机器作为规则设置的代理时,就像人工智能一样,整个道德的概念就会受到审视。与其讨论如何在没有死亡、商业崩溃或法律纠纷风险的情况下实施人工智能,还不如回过头来讨论并关注这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实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整个社会的各种机构和工作场所的引入,真的会像所吹捧的那样,带来繁荣昌盛的社会吗?还是会耗尽工人的物质条件并促进一种智能,而这种智能并不是以繁荣的福利国家,良好的工作条件或工作和生活的质量体验为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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