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然

（山西大学初民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刘勰《文心雕龙》：“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中国古代官箴经历了从韵文到散文、短篇到长篇的演变，多记载清正廉洁、治理措施、抚民以仁等内容。“箴，又规诫也。”官箴在指导官员如何“保禄位”的同时，还要求官员展现一定的为官素养，起到积极的行政作用。

据古书记载，夏商周时期，早期的箴文业已出现，以君主为规谏对象。西汉时期已出现官箴文字，如扬雄创作了《官箴》二十五篇等系列箴文。唐代武后为官员统一组织编纂了官箴书《臣轨》，君臣互箴。北宋“文治天下”，群臣进谏，促进着官箴的发展。元代官箴作品的数量相对较少，但仍有流传后世的著作，如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明代官箴在延续宋元官箴的基础上，内容更加多元。到了清代，官箴书的数量和规模臻于高峰，还出现分支——吏箴，即以胥吏和幕僚为规诫对象的箴书，如汪辉祖《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万维翰《幕学举要》等，可视作广义的官箴。随着时代的发展，官箴书的箴诫对象和创作群体有所扩大，“官箴”的概念经历了动态演变的过程，官箴书从规训说教走向实用、可操作的态势逐渐明显，走向全面性和针对性兼具的形态。

一、内容特点

明清官箴书所涉内容较宋元尤详尽而全面。吕坤在《实政录》中的赈济饥荒篇用两千三百余字详细记载了施粥于灾民的处置之法。要“行劝义之令”，便入衣食丰足之门亲与讲说；要“别食粥之人”，把老者、病者、少壮分为一、二、三等，男女共六班；要“定散粥之法”，男左女右，各照碗数依次分发；要“分管粥之役”，“大粥场立总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积二人”“每锅灶头一人，炊手一人”“柴夫一人，桶夫二人，水夫总十人”①，精确到每一处的具体人数；除此之外还对饥病之人、过往流民如何赈济，舍粥之家如何奖赏作出说明，对饥馑之时如何社仓支谷、煮粥器皿如何收藏以及煮粥持续时间长短等细碎事宜进行了补充，考虑细致周全。再如清代万维翰《幕学举要》里的捕蝗篇，联系了蝗灾的特点、蝗虫的习性，对如何捕蝗展开了详细叙述。时间方面，扑捕须在清晨，“盖早凉饮露，多在末麦穗上，且其翅德湿不能飞动。及日出后，则伏于根叶之下，使费搜寻矣。”人员方面，“扑捕总要夫多，择其聚集处。”“应给与饭食，或酌给钱文，庶能鼓舞尽力。”技巧方面，“先掘深壕，然后周围三面徐徐驱之，使人壕内，用土填掩。”作者对蝗虫的观察细致入微，“蝗性向明，每于月光下鼓翅群飞”，蝗虫喜光，“若黑夜用秫秸燃火，能使飞就，可扑取也”。②陈宏谋在《从政遗规》中依据“爱民”的程度将官吏品格分为八等：第一等人为有“恻隐真心”之人。这类官员视百姓如同母亲之于儿女，由是“心切而政生，虑周而政详。”第二等人有“亟亟爱民生”之心，但与第一等相比有“精神不贯之处”；第三等人知“修政立事，则名誉自章”的道理，是“为名而为善者”也；第四等和第五等人“守能洁己而短于才”，有一颗爱民之心，却没有能力真正施惠于民，“品格无议，治理难成”；第六等人有“欲心”和“怠心”，无“爱民之实”“向上之志”，却又不甘为碌碌庸人；第七等人为巧宦，“实政不修”“持身不慎”，善于粉饰欺诈；第八等人利欲熏心，“嗜利耽耽”“竞进攘攘”③，为了钱财可以无视他人的讥讽笑骂，罪不可赦。

《文心雕龙》有言：“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官箴书中作者列举的例子都很有代表性，能有利论证观点。如张养浩用诸葛亮和元载两人为相的例子对比，以警戒为官者莫为利所蒙蔽：“昔诸葛孔明为丞相二十年，无尺寸之璔于家，未尝忧其贫，竟以劳于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荣常若世享万钟而不绝者。唐元载为相，惟利是嗜，及其败也，籍没其家胡椒八百斛，至其名之秽，常若䝉不洁而播臭无穷者。”张养浩深知居高位者腐败现象之普遍，便举用这两个鲜明的例子来呼吁：“凡为相者，能以诸葛孔明为法，唐之元载为戒，虽台鼎终身又何悔吝之有！”④。就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论述确切方面，元明清官箴呈现出较明显的进步状态。

二、“清慎勤”的作风与态度

吕本中在《官箴》首句提出的“清慎勤”三字被四库馆臣称为“千古不可易”。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也直接提出了“谦、和、廉、谨、勤”的要求。怎样做到“清慎勤”呢？官箴书给出的答案是“自律”，即官员个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凭借个人的高尚品德来杜绝外界的诱惑。宋元明清的官箴书基本通过两方面来劝诫官员清廉行事，一面是传达安分守己能得福报的思想，如吕本中《官箴》中强调吃亏是福，“不与人争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进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过其初；约于今者，必有垂报于后，不可不思也”⑤。万维翰“官身外之物，荣枯有定，原不能委曲求全。只要行其心之所安，处以理之应得，成败利钝，岂能逆睹？”⑥蕴含着道家思想，官乃身外之物，官运非自己决定，由此劝诫官员安分守己不逾矩。另一面则反过来告诫官员贪墨的弊害，警示官员以贪污为耻，如《三事忠告》戒贪篇：“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一或罪及，上孤国恩，中贻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缧绁之苦”⑦。《州县提纲》则用“盍思人生贫富，固有定分，越分过取，此有所得，彼必有亏”和“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⑧正反两面来劝诫官员。“养禄之家，不可与民争利。”⑨宋元明清官箴书对清廉的要求还涉及官员的家人。“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⑩“然官一而已，非阖家皆官也。一人官而家之人无不官样，禄其足济乎？”(11)为官者为满足家人的奢侈之心，挥霍钱财导致俸禄不够用，很容易走上以公谋私之道。官员家属的吃穿用度极为奢侈，也会侧面影响为官者本身的形象作风。因此官员不仅要自我约束，还要严管家人，“盖自为虽阖门恒淡泊，而安荣及子孙。”(12)

除了“廉”，官员还要“慎”和“勤”。吕本中《官箴》举用刘器之建中崇宁初知潞州的例子，赞扬“其廉慎如此”。(13)《三事忠告》要求官吏首先对自身严格自律，言行举止皆须谨慎。“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14)“勤”则要求官员“昼夜孜孜”，在付出和勤奋中提高自身的行政能力，为民为君要“执事勤谨”。

三、针对“灾病荒”的治理措施

古代自然灾害频发，为官者需要在实践中总结治理灾荒病的经验。平时就应有预防意识，如兴修水利、建立仓储；灾中要赈济百姓，安辑流民；灾后需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纵观宋元明清官箴书，古代官员的治理智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拥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远虑意识。“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壶，疾已成而求艾，虽殚力为之，无及矣。”(15)《三事忠告》远虑篇指出了很多需要及时预防的方面，比如参加宴饮要谨防沉迷声色犬马；打猎要预防荒芜；修缮建筑要考虑是否可能超出规定；指定刑法要注意防止百姓遭到滥杀；征伐要防过度用兵等。正所谓“惟君子为能见微知著，思患而预防之欤”(16)。对于尚未发生的灾荒，也要提前做好储粮的准备，“尝闻近代为县者教民种蔓菁，捣其根以为饼，大者三四斤，干而储之，后值凶年，蒸以食饥民，味甘且美，赖以全活者甚众。夫古人虑民之周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为民预备哉。”(17)提前做好预备，是荒灾来临时不幸中的万幸。

二是针对疾病的防治措施与卫生意识。古代监狱封闭性较强，人员流动极差，尤其是暑热季节，更容易导致疫病的发生和传播，正所谓“囹圄不扫，匣杻不洁，秽气熏蒸，春夏之交，疫疠扇毒，至有负死囚接踵而出者。”(18)官员很早就注意到保持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州县提纲》和《昼帘绪论》均提到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调整监狱室内设施，避免囚犯因换季而生病。“春则深其狱之四围沟渠，蠲其秽污，俾水道流通，地无卑湿，而又时时洒扫，使之洁净。”(19)“如稍向寒，便当糊饰户牖，支给绵炭，使各得温䁔和适，可免疾患饥寒之。”(20)除了卫生意识，还有隔离意识。“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医治，仍追其家属看待。或有患疮者，亦须别牢，时其濯洗，毋使与余囚相近。”(21)

三是在商业方面，官家要合理干预市面上的粮价并注意价格调整的速度。《图民录》斟酌米价篇曰：“凡遇米贵，措置须有道。”(22)此篇分别举了两个例子：文潞国所任的蜀地米足，一经干预即能降价；赵清献所任的越地需要从外地进米，又逢雨浙旱蝗之灾，米更稀少，别人都禁止增米价，唯独赵清献命令涨价，这样一来商家纷纷觉得有利可赚，把大量米从外地购进售卖，米一充足，价格又降了下来。除此之外，古代官员还看到富人的作用：“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财之时，恳恻劝谕，必能捐财给匮。”富民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发挥为国输财、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稳定社会等积极作用。“故保富是为治要道。”(23)

四、温情治理与民本思想

“宇内之重，无重于民生矣。”(24)不管是“清慎勤”的作风态度，还是治理“灾病荒”的具体措施，本质上都是为了治理好一方土地，惠泽一方土地上的百姓，“公廉慈爱，为得民之本。但公廉而不慈爱，民不我与也”(25)。做官不仅要廉洁，还要宽厚慈爱，才能得到民众之心。“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周；惟其爱，故智无不及。吏之于民，与是奚异哉？诚有子民之心，则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26)因诚心而生爱，由此能够爱民，而爱民能生智，就能做好决策。清代汪辉祖治以亲民为要篇里说：“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27)体现出官民之亲。“夫长吏近民，虽自己足食，尤当思民之无食者；自己披衣，亦当思民之无衣者，推此一心。”(28)如何亲民？做到父母对孩子那般即可。正如张养浩所言：“盖古人视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难，而父母坐视不救之理也。”(29)不管是清正廉洁的从政之道还是对灾病荒的治理，都体现着治理温情与人文关怀，爱民思想贯穿其中。

温情治理具体到相关事务中，则体现在处处留心。“狱官夜点时，或闻有呻吟之声，必须翌旦亟命医诊视。”(30)官员必须对自己的百姓负责，哪怕是囚犯。失火时，“则伐鼓集众，亲莅以救之。恻隐之心人所共有，诚能鼓舞以作其气，虽仇人亦将焦头烂额而相趋患难矣。”(31)官员应当亲自上场指挥救人，率众以对。张养浩说：“今为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为主，非彼狃徇一偏，盖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32)为官者要深入群众，探访民情，才能更好地制定相关措施应对问题。袁守定在《图民录》举了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的例子，那时百姓对疾病很惧怕，“一人有病，合家避之”。辛公义为了改变这样的风俗，便自己置身于病人之间，泰然办公。“所得秩俸，尽用施药，迎医疗之，躬视饮食。”他说：“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信也。”(33)这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深入基层、心系百姓、为民爱民的好官员形象。赈饥以近民为主，查灾必亲至其乡，皆是温情治理的具体表现。

宋元明清的官箴书篇幅众多、内容丰富。尽管也有落后之处，如封建迷信、男女之别等，但其中从政道德、治理措施等内容所体现出的温情治理、爱民情怀在今天依旧可贵。其中“清慎勤”既道出了中国古代所有官员理应具备的官德作风与修养，又培养了官员的自律品格，对今天的公务人员依旧有借鉴意义；针对“灾病荒”提出的治理措施体现了古代官员的远虑意识、卫生意识、商业头脑等，表现出官员自身优良的素质与能力。官箴书中体现的温情治理与爱民思想承袭着“仁”的核心，官员与民为亲，考虑人情，尊重人权，这既得益于古代儒家思想的熏陶，也得益于为官者自身的爱民情怀与修养。清代汪辉祖佐身为治三十四载，亲自为官五年，驰骋官场近四十年；陈宏谋为官四十八年，历任十二省巡抚、总督，一生政绩卓著……这些官箴创作者自身的品格、处事作风本身就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和阐发中国古代官箴文献，不断发掘、创新中国古代官箴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内涵，为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官箴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应该对官箴中强调官员的道德修养部分进行总结，梳理为官一方的治理措施，并对温情治理所折射出的爱民情怀加以发扬，批判继承其中的精髓。

注释：

①(24)[明]吕坤.《实政录》,《续修四库全书》第753册,史部第493册职官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8—272页、第247页.

②⑥[清]万维翰.《幕学举要》卷一,《官箴书集成》第4册,官箴书集成纂委员会,黄山书社,1997年,第748—749页、第753页.

③(28)[清]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上,《官箴书集成》第4册,官箴书集成纂委员会,黄山书社,1997年,第252—253页、第285页.

④⑦⑩(12)(14)(26)(29)(31)(32)[元]张养浩.《三事忠告》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史部第360册职官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4—755页、第733页、第735页、第735页、第748-749页、第733-734页、第742-743页、第743页、第749—750页.

⑤(13)[宋]吕本中.《官箴》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史部第360册职官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53页、第656页.

⑧(18)(19)(21)(30)[宋]《州县提纲》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史部第360册职官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1页、第642页、第642页、第644页、第644页.

⑨[明]汪天锡.《官箴集要》卷上,《官箴书集成》第4册,官箴书集成纂委员会,黄山书社,1997年,第266页.

(11)(15)(16)(17)(27)[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官箴书集成》第5册,官箴书集成纂委员会,黄山书社,1997年第288页、第756页、第757页、第743页、第275页.

(20)[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史部第360册职官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5-716页.

(22)(25)(33）[清]袁守定.《图民录》卷三,《官箴书集成》第5册,官箴书集成纂委员会,黄山书社,1997年,第211页、第219—220页、第223—224页.

(23)[清]汪辉祖.《学治续说》,《官箴书集成》第5册,官箴书集成纂委员会,黄山书社,1997年,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