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

鲁迅后来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为“钻故纸堆”。其实，这“故纸堆”鲁迅也很是钻过一阵的。从1912年履职教育部，到1918年“出山”为《新青年》写稿，这六年是鲁迅一生当中寂寞的时光。那时鲁迅在北京还没有房子，寄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白天在教育部上班，晚上则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抄古碑、整理古籍。鲁迅校订《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编《会稽郡故书杂集》，写《古小说钩沉》，写《中国小说史略》，均开始或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些工作非“整理国故”而何？非“钻故纸堆”而何？

且据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的回忆和曹聚仁《鲁迅评传》中的记述，鲁迅此番“钻故纸堆”在袁世凯紧锣密鼓搞复辟的那两三年，也就是差不多从1913年到1915年，还意外多出一重“功能”，那就是“避祸”。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执掌的特务组织“军政执法处”比之后来戴笠的“军统”亦不遑多让，很多年轻人说“失踪”就“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谓“儒以文乱法”，袁世凯对北京的文官系统尤加“关照”，于大小机关密布眼线，偶有不服与不从，即可招来横祸。当此人人自危之际，钻故纸堆，示外以老死牖下，于时事不闻不问，和刘备当年在许昌于曹操眼皮子底下种菜，韬光养晦，远害全身，殆同一功效也。

1913年，云南督军蔡锷（字松坡）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面对雄猜之主的疑忌，蔡锷率先在拥戴袁世凯做大皇帝的劝进表上签名，伪示效忠，又不时出入于京城的秦楼楚馆，一时灯红酒绿，本让袁世凯心怀戒惧的这位天才军事家摆足了一副得乐且乐且乐而不思“彩云之南”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风流做派。

蔡松坡的这番操作果然奏效。袁世凯戒惧之心稍懈，便让蔡锷寻得空子，又得名妓小凤仙之助，逃脱虎口，回到云南。1915年12月，蔡鍔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揭起讨袁大旗。仗剑一呼，全国响应，遂宣告了袁世凯帝制美梦的终结。

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度，政治上的雄图亦须迂回地以道德为号召、为凝聚。所以，几乎历朝历代皆宣称“以孝治天下”。原本贪财、好色的流氓无赖子刘邦，进了咸阳之后，“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近”，俨然正人君子，范增一下子就看出“此其志不在小”，奈何项羽不懂这个道理。反之，道德上的污名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示人以“无他志”“无异志”从而得以远害全身的不二法门。

海瑞曾评张居正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张居正身前尽享威福，身后起初也备极哀荣。皇帝翻脸、夺爵、抄家，长子张敬修自杀，余子充军，已经是张居正死后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就算张居正“拙于谋身”，他也不是拙于谋自己之“身”，而是拙于谋后世子孙之“身”耳。

明人洪应明《菜根谭》有言：“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说的似乎是日常的处世之道，却分明让我们照见历史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