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凡，吴蓓蕾，王富百慧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老龄健康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健康老龄化作为构成积极老龄化的三大要素之一，是缓解老龄问题的重要基石。同时，心理健康作为影响人们整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衰退、认知功能下降、子女离家、离退休等原因，可能引发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体育锻炼作为一种人们主动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水平的方式，在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降低老年人抑郁程度方面是否也具有积极影响以及如何产生这种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关于体育锻炼对抑郁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总结了多种理论假说，典型的有从心理机制角度提出的认知行为假说、社会互动假说、分散注意力假说；从生理机制角度提出的心血管假说、胺假说、内啡肽假说等（North et al.， 1990）。其中，认知行为假说认为运动的抗抑郁效果是使受试者产生积极的认知行为改变。Bandura（1977）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完成一项困难任务可以使人的心理状态发生积极变化，增加自我效能感。对于老年人来说，锻炼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困难任务，如果能够养成锻炼的习惯，会使其产生自我效能感，从而消解抑郁情绪。社会互动假说提出将锻炼时获得的社会互动作为运动抗抑郁效果的中介因素（Ransford et al.， 1982）。分散注意力假说则认为运动可以帮助人们从日常忧虑中分心，分散对心理压力的注意力，从而解释运动的抗抑郁作用（Bahrke et al.， 1978；Sachs， 1982）。在生理机制的相关理论假说中，心血管假说认为运动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有关；胺假说、内啡肽假说则分别提出运动时所分泌的胺类代谢物或内啡肽能够发挥抗抑郁作用（张力为 等，1995）。那么，对于中国的老年人而言，体育锻炼对抑郁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如何？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得到回答。

基于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体育锻炼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以及城乡差异，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体育锻炼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机制。

1 文献回顾

1.1 中国老年人抑郁程度的相关研究

抑郁是衡量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内对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研究多以临床研究为主，大多从医学、护理学角度关注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干预以及治疗。同时，老年人的总体抑郁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也是老龄研究的重要课题。

有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老年人存在抑郁症状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吕探云 等，2001；伍小兰 等，2010），老年人口的抑郁症状发生率超过10%（孟琛 等，2000）。农村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和抑郁程度均高于城市老年人（孟琛 等，2000；伍小兰 等，2010）。

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以及严重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居住地、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刘宏军 等，2004）。躯体健康和经济因素是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家庭交往与联系，年龄和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程度小于社会经济因素（伍小兰 等，2010）。农村老年人受经济收入和健康状况影响，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且程度深，而城镇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

1.2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老年人体育锻炼与抑郁关系的研究较多，包含流行病学研究、实验研究、元分析研究等，主要涉及体育锻炼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影响机制。已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老年人体育锻炼与抑郁程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体育锻炼不积极会产生不利影响，与抑郁情绪相关；加强体育锻炼不会增加抑郁风险（Mutrie，2000），但并没有论证体育锻炼对于减少抑郁症状具有积极作用（O’Con‑nor et al.，1993）。通过对中度或重度抑郁被试进行实验干预发现，体育锻炼可以作为降低老年人抑郁程度的有效手段，但仍缺乏长期跟踪研究和严格控制组提供进一步论证。还有研究利用实验法对体育锻炼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自由进行体育锻炼带来的社会关系是体育锻炼发挥其降低抑郁程度作用的重要因素（Mc‑neil et al.，1991）。

参加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关于老年人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小范围的城市老年人抽样调查，围绕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幸福感、老化态度的影响展开，鲜见对老年人抑郁程度影响的研究。

尽管不同研究运用了不同指标反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研究结论较为一致：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更优（谢蓓芳 等，2010），体育锻炼具有增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对自评健康良好的老年人而言，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不参加锻炼的老年人（魏高峡，2007）；参加体育锻炼能够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提高主观幸福感（常佳 等，2018）；体育锻炼、老化态度和认知功能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老化态度作为中介变量，传递身体锻炼对认知功能的间接影响（高旭 等，2013）。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体育锻炼与抑郁的关系问题，对老年人群体的实证分析研究并不充足，特别是关于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对抑郁程度影响的作用机制，更是鲜见实证和理论层面的探讨。本研究将基于上述研究不足进行改进。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概念界定

抑郁症状是一种包含情绪低落、兴奋性下降、愉快感缺乏等情绪性症状和失眠、食欲不振等躯体性症状的临床症状（唐丹，2010）。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是对老年抑郁症状相对水平的测量，一般通过已经开发成熟的抑郁量表测量得到。

2.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现有文献中体育锻炼影响抑郁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论假说为理论框架，研究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对其抑郁程度的影响，并尝试建立体育锻炼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的作用路径。根据已有研究结论，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参与体育锻炼能够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的可能性。

为进一步探究体育锻炼对抑郁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结合社会互动和生理因素假说的理论框架展开分析。一方面，从心理机制出发的社会互动假说认为，社会群体互动的愉悦感或锻炼者在运动时获得的个人关注可以解释运动的抗抑郁效果（Ransford et al.， 1982）。在这一理论假说下，老年人在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增进了社会互动、获得了更多的关注，通过有益的社会交往提升社会支持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减少抑郁症状。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体育锻炼通过增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从而降低其抑郁程度。

另一方面，从生理机制出发的心血管假说认为，运动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有关。坚持参与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直接增进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改善老年人包括心血管在内的各项生理机能，使老年人能够维持较为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减少老年人因生理功能衰老产生的忧虑、消极情绪，提升其心理健康状态。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体育锻炼通过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降低其抑郁程度。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2016年CLASS数据，共收集了60周岁及以上、全国28个省域①研究数据未覆盖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新疆、西藏、海南等省（自治区）。的11 471名老年人信息。其中，男性老年人为5 832人，女性为5 639人，平均年龄为70.59岁。

2.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对中国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和体育锻炼基本状况进行描述，包括老年人体育锻炼、抑郁程度的整体状况以及城乡、性别等不同群体的情况。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验证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是否会对其对抑郁程度产生影响（假设1）。在此基础上，按居住地类型将老年人分为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两类分别进行回归，探究城乡老年人的异质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体育锻炼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检验假设2和假设3是否成立。

2.5 变量描述

本研究以老年抑郁量表得分为因变量，对老年人抑郁程度进行测量。主要自变量是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状况，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水平、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支持状况。

2.5.1 因变量

老年人抑郁程度采用问卷中的老年抑郁量表进行测量。CLASS调查以Silverstein等（2006）修订的流行病学调查抑郁量表（CES-D）测量老年人抑郁状况，该量表包括9个项目，总分为0～18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明显。样本老年人抑郁量表得分的均值为6.34。

2.5.2 自变量

本研究主要自变量是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情况。自变量测量根据问卷中“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加过体育锻炼”的回答得到。

2.5.3 控制变量

从已有研究中总结出的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水平、经济因素和社会支持（表1）。其中，社会支持状况参照Lubben等（2006）编制的社会网络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由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两部分组成，取值范围为0～15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越大，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统计Table 1 Th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3 结果和分析

3.1 不同特征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与体育锻炼状况

在抑郁量表得分方面，对不同特征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分别进行方差分析（表2），结果显示，不同特征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为60～69岁、居住在城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在婚、非独居的男性老年人抑郁程度较轻。参加体育锻炼方面，女性、年龄较低、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在婚、非独居的城市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较高。

表2 不同特征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与参加体育锻炼状况Table 2 Depression and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3.2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与抑郁程度的关系，本研究以老年人抑郁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老年人过去一年是否参加过体育锻炼为自变量，并纳入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水平、经济状况和社会支持4个维度的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表3）。其中，模型1只纳入人口学特征因素，模型2同时纳入了人口学特征和身体健康因素，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纳入社会经济变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关键自变量体育锻炼。由于在全体老年人的回归模型中，城乡对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影响是显著的，同时已有文献也提示了城乡老年人在抑郁和体育锻炼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在模型5、模型6中将老年人按居住地区分为城市、农村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以探究体育锻炼对城乡老年人抑郁程度影响的差异。

表3 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Degree in the Elderly

本研究发现，体育锻炼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存在着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4考察了所有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老年抑郁程度的影响，与模型3相比，在加入是否进行体育锻炼变量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有所提高。此外，模型4的结果显示，在纳入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状况、经济因素、社会支持控制变量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仍具有显著影响。与过去一年没参加过体育锻炼的老年人相比，进行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抑郁程度平均降低了0.271分，说明从总体上看，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对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身体健康和社会网络可能是体育锻炼降低抑郁程度的中介变量。模型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总体而言，身体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状。其中，自评健康状况作为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主观感受，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工具性生活自理能力和慢性病患病情况的影响同样显著。社会支持因素中朋友网络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显著，有更大朋友网络的老年人抑郁程度显著降低。这些发现也应和了本研究的假设，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有可能从身体健康和社会网络2个方面降低抑郁程度：1）参与体育锻炼能增进身体健康，使老年人能够保持较为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减少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产生的忧虑、消极情绪；2）体育锻炼会帮助老年人形成体育社交网络，帮助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减少抑郁的可能。

体育锻炼对抑郁程度的降低作用在城市老年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全样本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城乡因素对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影响仍是显著的。城市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影响因素的对比（表3）的结果表明，对于城市老年人而言，体育锻炼对降低抑郁程度具有显著作用，进行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抑郁量表得分平均降低了0.396分。但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体育锻炼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农村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整体比例（8.62%）远小于城市老年人（20.23%）所导致的。

3.3 体育锻炼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的路径机制

为了进一步研究体育锻炼如何影响老年人抑郁程度的路径机制，本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由于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大多自变量为分类变量，本研究采用均数方差调整加权最小二乘法（WLSMV）建模，连接函数为Probit函数。最终模型拟合结果：RMSEA为0.043；90% CI：0.040，0.047；CFI为 0.954；SRMR为 0.024。指标均表明结构方程模型（图1）的拟合较为理想。

图1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抑郁量表得分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Depression Scale Score

模型结果表明，同伴支持和自评健康因素在体育锻炼影响抑郁程度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间接效应占比较高。参与体育锻炼增强了老年人的同伴支持，从而降低了老年人抑郁发生的可能性，假设2得到验证。同时，结构方程模型结果也表明，参加体育锻炼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程度间接影响其抑郁程度，即验证了研究假设3，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增进作用，也由于身心健康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保持身体健康使得老年人处于较积极的心理状态中，降低了抑郁发生的可能性。

此外，结构方程模型表明，抑郁程度和参与体育锻炼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会显著影响老年人是否参与体育锻炼，抑郁程度低、心理健康状态更好的老年人更乐于参加体育锻炼，而处于消极情绪中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动性也会下降，表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会抑制其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

4 总结与讨论

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和社会支持因素都对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产生显著影响，但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参与体育锻炼对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得分仍具有显著作用且模型整体的解释力有所提高，验证了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具有积极的心理效应。对于城市老年人而言，体育锻炼对降低抑郁程度具有显著作用，但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体育锻炼的作用并不显著。

本研究根据社会互动假说和生理因素假说提出了社会支持、身体健康状况在体育锻炼与抑郁程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模型。结果表明，同伴支持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得分，而体育锻炼通过增强同伴支持降低老年抑郁程度。体育锻炼还通过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间接降低了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此外，抑郁程度和参与体育锻炼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抑郁症状的产生会抑制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

本研究对体育锻炼和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究，验证了身体健康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效应，证实了体育锻炼除了强身健体以外，对老年人还具有一定程度外溢的社会效益，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1）积极老龄化理论提出，老年人的健康、社会支持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本研究证实了体育锻炼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程度的提高，不仅身体机能得以增强，其外溢的社会效应在于通过“体育社交”使老年人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心理状态也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因此，发展老年体育，引导和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同时因其推动健康老龄化的发展和对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促进作用，使得积极老龄化建设有了根本的基础和前提。

2）目前我国老年体育发展不足，老年人整体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较低，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锻炼比例更是低于城市老年人，这些都不利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积极作用的发挥。为了更好地形成体育锻炼在积极老龄化战略实施中的助力作用，还需在老年人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之中进一步普及体育健康知识，设计开发适合于老年群体的体育锻炼项目，为老年群体提供的场地、器材和指导服务，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激发老年人的锻炼积极性，从而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程度。

3）制约不同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因素不一。因此，应在政策设计和资源安排过程中细分目标群体，分类实施、精准施策，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体育公共服务。

4）本研究验证了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在促进体育锻炼、降低抑郁发生可能性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和社会关系获得的主要场所，在促进老年人体育锻炼、降低抑郁发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借助社区环境，构建基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获得的老年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促进项目，将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策略和创新举措，也对推进政府相关部门改善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5）本研究验证了抑郁程度和体育锻炼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抑郁程度低、心理健康状态更好的老年人更乐于参加体育锻炼；体育锻炼又能进一步减少老年人的抑郁发生。这说明体育锻炼和抑郁之间存在着持续的正反馈机制，体现了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积极的干预手段的重要性。以体育锻炼健康干预活动为切入点，利用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的双向促进机制，帮助老年人建立起可持续的体育活动习惯，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老年人体育锻炼状况仅以是否参与体育锻炼作为单一指标测量，信息不够丰富；又如，对影响路径机制的讨论需要更为深入、细化的研究。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一定启示，可以通过更有针对性的问卷设计或参考国外学者的类实验研究，通过设置实验组、对照组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和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做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