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春蕾

小时候，家里煮饭做菜用的是大柴灶。灶台上两口大锅，一口烧饭炒菜，另一口烧洗澡水。灶台边堆放着长短不一的树枝、卷曲的刨木花，还有锯木屑、松针等。为了捡拾柴火，一有空，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便会相约上山耙松针、捡树枝，或去木材厂里装刨花、锯屑。门前屋后成捆成垛堆放的柴火自然是母亲的杰作。

烧火的差事在夏天没人爱接，而到了冬天，大家便争着抢着，团团围在灶旁，一张张小脸被火光熏得红嘟嘟的，煞是可爱。嘴馋时，我们把地瓜放在灶膛里的角落烘烤。不多会儿，烤地瓜的香味便飘了出来，钻入鼻孔，大家使劲吸着鼻子，垂涎欲滴。这时候，往往还没等地瓜熟透，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拿了出来，顾不得烫手，左右手忙乱地倒腾着剥去焦黑的外皮，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啃一口，哇，齿颊生香！这时也没人顾上烧火了，母亲嗔怪着，只好自己动手。

调皮的我有时会趁母亲去忙别的事情，偷偷从灶膛里夹出小块柴火，再加上些木屑，着迷似的看着那变幻莫测的火花。有次因为添了太多的木屑，一时火势大旺，我吓得赶紧用铁铲拍打，想把火扑灭，谁料火星四溅，居然把灶台的隔火沟都燃着了。我手忙脚乱地拍打着，火势却越来越大。我吓得哇哇大哭，这时，住在对面的小叔快步赶来，拎起灶台边的一桶水就泼下去，这才把火扑灭，厨房里一片狼藉。我赶紧擦干眼泪收拾厨房，并哀求小叔别把这事告诉母亲。但母亲回来后仍是一眼看出我闯了大祸，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还在我屁股上打了好几巴掌，吓得我再也不敢玩火了。

后来，家里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了，便买了煤灶。煤灶里四个煤球同时燃烧，新煤球和燃烧完全的煤球不停地衔接更替，火种就此生生不息。侍弄一日三餐，可比以前轻松多了，我也再不用去捡柴火了。

只是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记得给煤灶添上一个新煤球，盖上煤盖，并把炉膛里的废渣清理出来，再封上通风口，这样次日炉火才不会熄灭。有好几次，因为我的偷懒，第二天煤灶的火全灭了。母亲不得不把煤灶里所有的煤球煤渣都清理出来，只留一点垫底，用木炭取了火，铺在其上，再添上两个新煤球，然后用扇子在通风口用力扇着，时间来不及时甚至用上小型的鼓风机，以便新煤球尽快燃烧起来。

煤球快用完了，我和母亲便推着板车去煤场买煤球，一趟又一趟，一摞又一摞地来回搬运。好不容易推回了家，还得如此再搬运一次。煤球虽然才几分钱一个，但用得多了，母亲也心疼，便和我拉了一车的煤粉回来，和些黄泥，用铁锹不停搅拌至均匀。煤粉和好后，将印煤机在煤堆上用力按下，复又提起，再往下按，如此一遍又一遍，直到印煤机里的煤粉都结结实实了，才提到边上猛一用力按下，一个漂亮的煤球便出来了。有時会因为煤粉没压结实，或用力不均匀，印出的煤球软塌塌的，不成形状，有时甚至全都粘在印煤机里出不来，有时煤球孔洞还会粘连到一起。这些都是废品，得铲回煤堆上重新印制。忙碌了大半天，看着那一排排的煤球整齐地摆放着，仿佛士兵们在列队接受检阅，疲惫不堪的我心中会油然升起一股成就感。等煤球晾晒得差不多干了，又得把它们一摞摞一趟趟地搬回家。

再后来，液化气灶开始粉墨登场。液化气灶的开关一旋，蓝色的火苗便跳跃而出，煎炒煮炸，片刻而成，不多的油烟也有抽油烟机随时抽尽排放。气用完了，一个电话，便会有人送货上门，再不用灰头土脸。洗澡则有了液化气热水器，别提多舒服了！

当我们搬进新房子时，整体厨房宽敞明亮，集成灶功能齐全，电磁炉、电蒸锅等现代化厨具一应俱全。

窗外，明亮的街灯，照亮了昏黄的路面，行人正悠闲地散步；炽亮的探照灯在城市上方巡视着，划破了迷蒙的夜空；闪烁的霓虹灯变幻着七彩的光芒，把城市点缀得绚丽多姿；柔和的万家灯火里，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谱写着另一首协奏曲。

（常朔摘自《福建日报》2022年10月28日 图/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