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100 岁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警告，全球对抗加剧，世界秩序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随着发生全球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国际信任在相对减弱。“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智慧，但这种智慧并不那么容易被找到。”

当前，在人类对卓越领导力的需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之际，世界领导力的质量是否正在下降？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这正是当前的现状，他担心文明可能因此受到威胁。

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发题为《基辛格看到全球领导力真空》的文章，引发热议。

年近百岁的基辛格

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条件

基辛格在著作《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 至1822》中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主导着他的思想。基辛格认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有少数人了解一个可行的世界秩序的复杂架构，而且更少的人拥有创造、捍卫或改革使局部和平成为可能的微妙国际框架所需的领导才能。

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仅仅了解国际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基辛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希望看到的世界与实际可能看到的世界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伟大的领导人必须弥合本国民意与和国际外交不可分割的妥协之间的鸿沟。他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世界，明白什么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他们必须有能力说服自己的同胞接受不可避免的、往往令人失望的结果。

矛盾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这项任务往往更艰巨，因为美国通常能够在世界上得到它想要的大部分东西。弱小的国家了解妥协的必要性，强大的国家往往认为它们可以拥有一切。

如今，世界秩序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种领导力是出色的智力、深厚的教育背景和对政治的直觉理解的罕见结合。基辛格在其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中列举了20 世纪下半叶的六位国家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法国总统戴高乐、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撒切尔、埃及总统萨达特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基辛格与他们都打过交道。

基辛格认为英雄造时势——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伟大人物的“变革性领导力”更为重要。

基辛格指出，戴高乐在战后恢复了法国的自尊，又通过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从灾难的边缘挽救了国家。阿登纳理解德国战败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一个一体化欧洲内部的统一的德国”。但在欧洲领导人中，没有谁比撒切尔更强烈地反对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了。1988 年，她呼吁中止一体化进程的布鲁日演讲，体现出她“先知先觉”的过人能力。在一个动荡的地区，李光耀为一个小国找到了有效的生存之道。萨达特为了和平，勇敢地迈出了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步。尼克松最大的成功是使美国扭转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从而改变了美苏两极冷战的力量对比。

当年也正是尼克松一手把基辛格从相对默默无闻的学术界请到聚光灯下的政坛上，先在1969 年任命他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又在1973 年让他担任了国务卿。

但是，这本书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正如基辛格近期所强调的那样，他担心使这些领导人能够出现的特殊条件可能正在消失。

基辛格列举的六位国家领导人都出身于社会精英阶层之外，他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中产阶级子女。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同胞如何看待世界。他们经选拔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了严格而苛刻的教育，这令他们在心理、智力和文化上做好准备，以在国家和国际生活的最高层面有效地开展活动。

令基辛格感到困扰的一个问题是，这条管道是否正在崩溃——精英机构是否不再提供这种严谨和自律，以及他所称的“深度的知识与能力”文化是否已经弱化到社会不再拥有培养新一代领导能力所必需的智慧的程度。

基辛格警告，如今，全球对抗加剧，世界秩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随着发生全球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国际信任在相对减弱。基辛格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智慧，但这种智慧并不那么容易被找到。

比如，美国今天围绕国内和外交政策展开的辩论往往表现为沉浸于传统的“团体迷思”的技术官僚与高举肤浅口号的民粹主义煽动者之间的无结果竞争。基辛格认为，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领导力

中国需要全球领导力吗？这个问题包括了双重含义：一是中国是否想看到世界有领导力，二是中国是否自己想发挥世界领导力。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说：“美国依托其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长期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并从中广泛受益。近些年，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出现弱化趋势。美国多次发动战争，试图推动美式民主全球化，效果不彰。现在美国实力透支，不得不收缩、疗伤。”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领导力？傅莹表示，冷战后，中国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一直是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人心所向，但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国都很难全方位地提供领导力，全球领导力也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大国垄断。新的全球领导力的形成，归根结底还要靠多边主义和大国担当两条路径。

“我们不赞成从霸权的视角看待全球领导力。理想中的全球领导力应以联合国为中心，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和规范，有能力协调国与国和不同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傅莹说。

傅莹还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中国在积极学习和实践，主动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努力提高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都是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