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殿卿

1938年7月28日，萧劲光 （三排左六）同毛泽东 （三排左五）与出席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及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第二次军政干部会议的同志合影

留守延安，责任重大。毛泽东靠萧劲光“吃饭”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终于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继而，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对内则称留守兵团司令员。

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驻扎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城。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使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根据地建设，使前线的部队后方有了“家”，有了回旋余地。但这里不仅地瘠民贫，而且所处环境复杂。东面隔河相对的，是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留守兵团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军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军二十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内，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不时发生。同时，边区各县的数十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留守兵团要应付内忧外患，保卫党中央，但整支部队不足1万人。无疑，其担负的责任是无比重大的。

萧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是由毛泽东提名，并且经过党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的。1937年12月，在留守兵团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军政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留守兵团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他转身拍拍萧劲光的肩膀接着说道：“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毛泽东意味深长的玩笑话，使萧劲光受到很大震动。当晚，他回到宿舍里思考再三，书写了“任务重于生命”6个大字，第二天挂在留守部队动员大会会场上。在当天的动员报告中，他反复阐述留守部队担负的“保卫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加强战斗准备，培养和积蓄干部”等任务的光荣和艰巨，号召广大官兵为完成任务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此后多年里，萧劲光一直以“任务重于生命”作为留守兵团的训则，警示自己，教育部队。

留守兵团要立得住，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环境问题。据粗略统计，当时边区政府所管辖的各县（初始十七八个县，经斗争争取后达到23个县）境内，较大的土匪就有40多股，约4000人，握有各型枪2000多支。这些土匪四处骚扰，无恶不作。用什么办法剿灭这么多土匪，萧劲光与李德发生了一场争论。遵义会议后，李德被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他先在红军大学讲过一个时期的课，后又被派到留守兵团训练骑兵，有时也参与研究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这个人向来以军事专家自居，主观教条，固执己见。对剿匪，他提出要采取平推战术，派大部队齐头并进，认为这样声势大，兵力集中，可一次成功。萧劲光对李德说，土匪刁滑得很，昼伏夜出，到处流窜，哪里会集合在一起让你去打呀！李德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耸肩膀，显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萧劲光把争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离了李德就不行吗？”一句话，萧劲光心领神会，即自行与有关领导研究部署剿匪工作。

部队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土匪的活动规律和当地特点，采用军民结合、武力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灵活机动，穷追猛打。不到一年，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毛泽东还在伏案疾书。萧劲光按照毛泽东“每晚都要来谈谈部队情况”的约定，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当他报告说，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时，毛泽东又惊又喜：“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肃清了？”萧劲光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是留守兵团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政策性很强，情况复杂。萧劲光与毛泽东配合得非常默契。1940年前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疯狂反共，进攻中共领导下的山西新军。为了打击顽固派势力，减少摩擦，党中央派萧劲光和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黄河边上的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在信中明确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看后感到最后一句语气太生硬，要求改为“我必自卫”，萧劲光断然拒绝。回到延安，萧劲光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说：“好，坚持得对，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个字也不能改。”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是一个搞反共摩擦的专家。他组织暗杀队，杀害八路军官兵；串通土匪，四处抢劫；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量侵吞救济灾民的赈灾款，罪恶昭彰，群众痛恨至极一次，萧劲光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立即找上门去，义正词严地将他痛斥一顿，而后又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我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你却在边区境内为非作歹。不要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再这样下去，人民是不会饶过你的！当场历数他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何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头都不敢抬。为了把他彻底赶走，萧劲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等人，要求严惩何绍南。通过一系列的有力斗争，何被迫逃离了绥德。

1938年，毛泽东 （左三）、王稼祥 （左二）、萧劲光 （左一）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对于中间派，萧劲光按照毛泽东“要采取团结争取政策”的指示精神，注意多做团结的工作。如国民党军驻榆林地区的21军团军团长邓宝珊，思想进步，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与我党我军关系一直比较好，萧劲光就注意多与他交往。一次邓宝珊路过延安，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联合举行了欢迎晚会，萧劲光还请毛泽东与邓宝珊一起吃饭。由于与邓宝珊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双方都注意从抗日大局出发，团结对敌，遇事协商，陕甘宁边区北部摩擦明显减少。

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进攻和经济封锁，停止了八路军的薪饷，边区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林伯渠、高岗找去，对大家说：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是不愿意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个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明眼亮，大家一致说，我们只能按照第三个办法干。毛泽东听了笑笑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打破封锁，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就要想办法反封锁。战士们不也有两只手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1941年，萧劲光 （站者右一）视察延安机关干部纺线

1940年2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留守兵团不仅开垦荒地种粮种菜，还开办了各种手工工场和作坊，许多部队还搞起了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各种经营。萧劲光拿出祖传的手艺参加纺纱比赛，一时传为佳话。

一天傍晚，萧劲光陪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交谈中，当萧劲光讲到留守兵团多数部队已实现“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分钱”的口号，完全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幽默地对萧劲光说：“我早就讲过，在延安靠你萧劲光吃饭嘛！”

毛泽东向萧劲光“借宝”。萧劲光为其写军事论文献策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日益成熟的时期。《实践论》 《矛盾论》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这些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著作，就产生在延安窑洞昏黄的油灯下。晚年的萧劲光时常向人讲起毛泽东当年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通宵达旦地看书、写作的情景。

有一次，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到萧劲光家串门，看到他保存着几本军事书，回去告诉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踱着方步走进了萧劲光的窑洞，神秘地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

“什么宝贝？”萧劲光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弄不清毛泽东指的是什么。

“子珍回去告诉我了，不要保密嘛！”毛泽东瞟了一眼桌子上的书。

“哦，主席指的是我的书啊！子珍同志昨天来看过了，就这几本。原先有过好些书，长征路上都丢了，现在找本书太难了。”

看到萧劲光有点不情愿的样子，毛泽东笑着说：“就看一看嘛！把《战役问题》 《战斗条令》两本书借给我，看完就还你，好不好？”

就这样，萧劲光把这两本书借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也没有还。回忆起这段经历，萧劲光深情地说，当时毛主席借书，还真有点舍不得。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好笑。那时，毛主席一边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与日军作战，一边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伟大的理论创造。他太需要书和资料了。而在延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搞到军事书真比登天还难哪！

毛泽东写作，只要动了笔就夜以继日、一气呵成。而在此之前要做大量搜集资料、调查研究等准备工作。1938年初，毛泽东酝酿撰写军事论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此，他多次召开座谈会，找身边的八路军将领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座谈或个别交谈，征求意见。萧劲光是参加这类交谈、座谈最多的人之一。

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问萧劲光：“你说说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有哪些？”萧劲光思索了一下说：“首先，在军事上要采取进攻的方略，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要像渔翁打鱼撒网那样，网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

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比喻，连连点头插话说：“对，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

萧劲光接着说：“还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

毛泽东插话说：“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很重要。但集中兵力要明确，要区别对待。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上，我们应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能用在战役战术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打歼灭战的目的。”

随后，萧劲光就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都很感兴趣，表示赞同。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要求萧劲光把发言稿整理一下交给他。

萧劲光经过认真思考、研究，写出《游击战争指导要领》一文。文章指出：“当敌人向游击区域或有抗日政权的区域进攻时，采取被动的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至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些都是游击战争指挥者的戒条。应该要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略，集中主力消灭与削弱敌人，或行动于敌人战略要害上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以这样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的地位”；“兵力的灵活运用，是转变敌我形势，变被动为主动的主要手段好像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价值，先后安排萧劲光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讲课，并将稿子印发部队作为军事教材。这篇文稿中的几个主要观点，均被毛泽东写文章时采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是全党全军智慧的结晶，也是全军高级将领战争经验、军事思想的总结、升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许多重要军事著作，撰写过程中征求过萧劲光的一些意见，吸纳了萧劲光的一些思想观点。作为毛泽东的直属下级和部将，萧劲光为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4月2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后归来的周恩来一行。左四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毛泽东以萧劲光名义拟发文电。萧劲光起草的大量文稿均经毛泽东修改

在延安，由于是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名正言顺地执掌着陕甘宁边区的防务。因此，当时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直接出面的都是萧劲光。特别是处理边区内的摩擦事件，往来文电繁多。那些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蒋鼎文等国民党政要，下至国民党军的师长、专员、处长的信函电报，大都用萧劲光的名义。往复函电及各种声明、文章、布告等文稿，也基本上由萧劲光主持起草，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定稿。而这些修改，有的是画龙点睛，有的是删繁就简、突出中心，有的是遣词造句，更准确地体现党的政策、策略。萧劲光说，毛主席的修改“常有点石成金之妙”。

晚年，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里，我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在这场斗争 （陇东顽固派杀人略地）中是怎样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电文的。从他修改和亲笔起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关于反摩擦斗争的一些重要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 “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 “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写成这样一段话： “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东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 “据闻一切行动均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的。

1939年冬，国民党军驻防榆林地区军事长官邓宝珊所属部队一个营长挑起了摩擦事端，两军对峙，剑拔弩张。根据部队报告的情况，萧劲光起草了一份电报致邓宝珊，通报事件经过。电文最后是这样写的：

恳请速电制止，将该营即调他处，以平公愤。并将敲诈人民、贪赃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

毛泽东看后，将这段话全部删去，改为：

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宋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

改完后，毛泽东还在稿上批注道：“萧：措词过于激烈，以后应予注意。”

其间，还有许多以萧劲光名义发出的电报、信函，都是毛泽东亲自拟稿。如处理国民党甘肃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等杀人略地事件中，发给程潜的电报即是。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

文末署名，“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电文不长，但理直气壮，共产党人、八路军顾大局、讲团结、忍让为怀的气度溢于言表。

1940年12月，为了提高全党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切实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问题，“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文件下发后，萧劲光结合这一指示精神的贯彻，总结了两年多来留守兵团反摩擦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全体干部进行了一次普遍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教育。同时，为了驳斥顽固派的造谣中伤，使全国、全世界人民了解两年多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蓄意制造摩擦的真相，萧劲光写了一篇文章《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全文约4000字。文章比较全面地记述和分析了边区周围顽固分子制造摩擦的主要方式、特点及重大事件，最后严正指出：如果顽固派继续执迷不悟，挑起事端，“那么，我们必然以武装力量，配合饱经斗争的有组织的民众，给他们（顽固派）以应有的教训。我们完全有把握和他们作持久的斗争，并予以有力的回击”。鉴于文章内容事关重大，萧劲光写完后报送毛泽东、张闻天等审阅。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全文，并将最后一段改写为：

那么，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唯有准备自卫，予进攻者以坚决的反击。但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只要反共派稍有觉悟，我们仍准备同他们言归于好。

改毕，毛泽东又增写了一段话：

劲光留守后方，责任重大，为使前线战士安心抗战起见，对于反共派捣乱后方之行为，不能不采取自卫步骤，用以保护后方之安全。反共分子的内战计划，将丧失全国的人心。我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必然要失败的。

经毛泽东改过的文章在陕甘宁边区内的报纸、刊物发表后，被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萧劲光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与大量书信指导，使其获益匪浅、终生难忘。晚年在回忆录中，他满含深情地写道：

延安十年之所以使我念念不忘的，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亲切教诲和毛泽东思想对我的教育。在这里，我受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军事辩证法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深刻启迪；学习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光辉思想……这对我以后的军事生涯以及建国以后海军建设中，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第一代人。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萧劲光交谈

萧劲光是一个善于学习又极有心的人。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文稿草底，他分外珍视。每次刊发后，他都反复揣摩、思考，从中学习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高超的斗争艺术，学习毛泽东精熟的遣词造句功力，并将文电底稿一一悉心保存。在延安那段时间里，他积攒电报、信函、文告等各类文件底稿140多份（有的是全文，有的是改动较多的局部数页），共计500余页。1945年8月，萧劲光受命赴东北。离开延安前，他将这些积存的文电底稿整理起来，依时间顺序装订成册，随身带到了东北。辽沈战役后，他又将这批文稿从东北带到北平，继而带着渡江南下。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后，又从湖南带到北京。前后算起来，这批文稿在他身边珍藏了30多年。中间历经多年战火，也经历了十年内乱，但这批文稿一份也没有丢失。

1976年，萧劲光已是73岁高龄，明显感到身体大不如前。他深深懂得这批文稿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恐日后有失，经慎重考虑，萧劲光决定把这些底稿转交给毛泽东。他将文稿封包好，并郑重地附了一封信：

主席：

呈上您曾在延安领导和指挥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时亲笔起草和修改过的文稿两本。这些文稿虽是当时边区斗争的一部分内容，但它凝结着主席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思想。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直接、最深刻的一个时期，终生难忘。在我离开延安，离开主席身边时，我把这两本文稿带走，妥善保存，留作纪念。从延安到东北，从湖南到北京，尽管战争环境那样不安定，但这两本文稿就如同我的生命一样，始终跟我在一起，相处三十余年，不断地激励着我去战胜困难。这两本文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若有可能复制时，热望给我一份，留作纪念，教育后人。……

此信于1976年4月6日拟就，翌日发出。在这之前，萧劲光给毛泽东写过若干封信，毛泽东或批示，或复信，几乎每次都有回音，但这次没有。想来也许是身体条件的原因：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已重病在身，自顾不暇，且当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不过，过了些日子，萧劲光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说信已转交，文电底稿已转交中央档案馆。

现在，这些文稿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在撰写《萧劲光传》过程中，笔者曾前往中央档案馆调阅了这些文电底稿。工作人员一再叮嘱这是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原件，十分珍贵，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价估，千万注意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