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强

1 引言

最小干预原则、可识别原则和可逆性原则是意大利学者布兰迪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文物修复三大原则[1]（90），这些原则在国际性文物保护文件中得到了体现，且已经彻底融入西方文物修复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986年，英国学者费尔顿在中国发表了介绍欧洲文物建筑保护修复观念的文章[2]，其中涉及可逆性原则，这是国内文献中关于修复可逆性原则的较早介绍。随着西方文物修复理论的输入，可逆性原则逐渐获得中国文物修复界的认同，并写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2000年）[3]。

中国古籍是较早接受并践行修复可逆性原则的文物类型，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古籍的物理特性及其传统修复技术有关。中国古籍的载体——纸张，以轻薄柔软为主，书叶以单面抄写、印刷为主（也有双面抄写、印刷的），装订成册时，书叶需要折叠，并利用浆糊粘结或纸捻、丝绵线装订，单叶（帧、幅）古籍在保存过程中也常被卷起或折叠，容易开裂、断线和散叶，导致古籍需要经常修复；传统古籍修复材料和修复技艺也适应古籍经常修复的实际，具有较强的可逆性。1991年，国家图书馆在借鉴欧洲敦煌遗书修复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敦煌遗书修复方案。方案包括四个原则，其一是“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即修复不会对敦煌遗书造成不可逆的变化和损伤，如果未来产生更先进的修复技术，可以去除现有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4]。国家图书馆在修复敦煌遗书时，使用传统手工纸和浆糊，添加的包首和拖尾不与原件粘连[5]，便于分离，有意识地按照可逆性原则开展修复。

此后，不少学者在讨论古籍修复原则、技术或规范时涉及了可逆性原则。2000年，马海鹏强调了修复材料不能对古籍产生副作用，粘合剂应具有可逆性，以便恢复古籍修复前原貌或对古籍实施再修复[6]。2001年，张志清提出可逆性原则已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原则[7]。2007年，杜伟生指出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包含技术措施可逆、修复材料可逆和慎用新技术、新材料[8]。2008年，邢雅梅讨论了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9]。2010年，张平提出修复过程可逆，并列举古籍修复中几种不可逆现象[10]。2012年，林明等讨论了修复可逆性原则应用的原因及应用过程中“度”的把握[11]（154）。2014年，童芷珍提及古籍托补用纸必须考虑到再次的修复[12]（3）。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天一阁博物馆主持编写的《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把可逆性作为古籍修复原则之一[13]；朱煜强调了古籍修复浆糊必须具有可逆性[14]。2017年和2019年，宋玥、陈家欣分别简要介绍了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及应用[15-16]。2021年，师有宽强调了可逆性原则是古籍修复的重要原则[17]。

十几年来，遵循可逆性原则的古籍修复案例逐渐增多，初步完成了从可逆性概念到可逆性技术应用的转变，朱振彬、曹晋、许彤、崔志宾、董捷、吴小兰、彭道友和李长红等分别介绍了有关案例[18-25]，尤以万群的描述最为具体、详悉[26]（33-34）。2020年9月1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27]，多数展品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可逆性技术。国外修复的一些中国古籍，则兼用中外可逆性技术[28]。

综上所述，可逆性原则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界较为关注的对象，在涵义、内容和技术方面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一些大中型古籍收藏单位的部分古籍修复实践也已经遵循可逆性原则开展工作，但是目前学术界却没有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和系统讨论，全面遵循可逆性原则的古籍修复成果也不多见。因此，本文拟讨论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及其价值，梳理剖析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揭示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应用策略，并探索可逆性原则的实现途径。

2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及实践价值

2.1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

古籍修复可逆性是指确保在未来将古籍恢复到采取某种修复措施之前的状态[29]（163），即在采取相应措施后，能随时从古籍上去除现有修复技术且不因去除它们而有损于古籍。

布兰迪将修复可逆性原则视为涉及未来的问题：“所有的修复干预都不应该使未来的任何干预不可能再进行下去，相反，应为它们提供便利[1]（90）。”“修复的本体目的不仅在于确保作品的当下实存，而且也要确保将它传承下去。而且，由于从来没人能肯定将来无需对作品再进行其他干预，即便只是简单的保护处理，因此我们的干预必须有利于，而非妨碍任何可能的后续干预[1]（180）。”《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2000年）第21条要求“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妨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3]。依据这些论述，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内涵应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可逆性原则旨在为未来的古籍修复提供便利。修复是使古籍得以长存的重要方式。古籍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生命周期中，少则数十年，多则二三百年，大都会经历一个修复周期[10]。可逆性原则认识到修复技术的历史局限性、修复的阶段性特点，要求古籍修复不妨碍日后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为未来留下可工作的空间[29]（171）。

（2）可逆性原则注重维持古籍的真实性。20世纪中期以后，古籍修复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转向维持古籍的真实性，关注古籍历史见证的价值，可逆性原则力求修复后的古籍在采取措施后还能够恢复到修复前原貌，有利于维持古籍的真实性。修复可逆程度越高，古籍美学和历史价值的留存就越多，后人获取的古籍真实信息就越丰富。

（3）可逆性原则是相对的。绝对可逆性修复是不存在的[30]，可逆性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一方面，无论在科学定义中，还是在实际情况下，修复过的古籍完全恢复至修复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修复材料的可逆不等于能够完全去除这种材料或这种材料对古籍的影响，如小麦淀粉浆糊是可逆的，但是当它渗透入纸张纤维中，就不可能完全去除，遑论那些难以溶解的材料，因此可逆性原则是相对的。

（4）可逆性原则优先服从古籍修复目标。古籍修复的主要目标是缓解古籍损伤，最大限度地延长古籍生命周期。在古籍抢救性修复中，一旦修复技术与可逆性原则发生冲突，即可逆程度较弱的技术甚至不可逆性技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目标的技术时，应首先考虑修复目标，探索修复技术与古籍材料之间的兼容性，弃置可逆性原则，而不能让可逆性原则凌驾于修复目标之上，不能不计代价地追求可逆性。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有关修复可逆性原则的争论，进一步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有的学者以绝对的可逆性并不存在为理由否定修复可逆性原则，主张代之以不太严格的可去除性原则或可再处理性原则[29]（165）；有的古籍修复师认为可逆性原则就是可再处理性原则[26]（33）。可去除性原则或可再处理性原则追求古籍修复技术更加实际的可行性[31]，降低了修复可逆程度，在修复实践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可去除性原则仅关注未来修复技术去除的可能性，至于去除到什么程度以及去除过程中是否损伤古籍，存在着不确定性；可再处理性原则强调修复后的古籍可以再修复，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可逆性，但只是要求目前的修复技术不会妨碍未来的修复，并不太关注可逆程度高低，不免过于宽泛，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这两个原则目标不太明确，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事实上，历史上修复的部分古籍，并不符合可逆性修复原则，但是仍然可再处理，可见可再处理只是可逆性原则的基础，可逆性原则包括了可再处理。例如，近期国家图书馆修复完成的“天禄琳琅”专藏，修复过程中遇到大量清代中后期的修复遗存，其中有衬纸与书口或书脑相连、粘合剂过于浓稠或过量使用等非可逆性技术，在揭取过程中分离困难，但是修复专家对于这些修复遗存都进行了再处理[21]，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有的学者认为可逆性原则主要基于西方石质文物建筑，未必适合中国木质为主的文物建筑，以及其他类型的文物。其实，当布兰迪提出可逆性原则等文物修复原则时，并不是基于西方建筑的，而是所有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的文物，其《修复理论》所讨论的是所有类型文物的修复理论，是一般的文物修复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适性，并未考虑修复对象、修复对象外形和材质的差别。

可逆性原则从不追求绝对的可逆性，表述清晰准确，内涵丰富，更能有效提高古籍修复质量，只要辩证地、弹性地、相对地理解可逆性原则[30]，可逆性原则无疑是最准确的表述，也正因为这样，可逆性原则目前仍是古籍修复界的主流观念。由于修复技术的局限及其操作的偏差，在古籍修复实践中可逆程度可以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修复原则是理论性的，不能降低标准，不能遇到困难就修改或者取消原则，原则“并不针对各种实践细节”[32]。

2.2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实践价值

（1）保障古籍修复活动的可持续性。古籍生命周期中所实施的每一次修复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古籍历史的一部分，既连接着过去，又连接着未来。修复活动并非一劳永逸，后续干预是必然的，可逆性修复能够使未来的修复方便进行，使修复活动得以伴随着古籍的存在一直持续下去。

（2）提升古籍修复技术的效能。古籍修复原则的提出使古籍修复摆脱单纯的修理、维修概念而成为高度专业化的活动，修复是为了重构古籍美学和史实潜在的一体性[1]（75）。不同的修复原则导致不同的修复目标和修复方式，可逆性作为高层次修复效果，可以附加于任何古籍修复技术上，提升古籍修复技术的效能，即施加于古籍的修复技术除了实现修复的基本目的（加固）外，还尽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便于去除。

（3）减少古籍修复的副作用。修复是古籍处于危险状态下被迫实施的行为，是对古籍材料的干预，带有一定的风险。古籍修复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任何修复活动都会对古籍产生影响，干扰古籍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减少古籍承载的意义；二是古籍修复材料、方法及操作都有历史局限性，可能导致修复性破坏[33]。可逆性原则要求随时安全去除目前的修复状态，可以有效减少古籍修复的副作用。

（4）提高古籍修复的伦理水平。修复师扮演着拯救古籍生命的角色，是古籍历史的参与者[34]。可逆性原则曾被明确写入最早的美国历史艺术品保护协会、加拿大文化财产保护协会和加拿大职业保护师协会的道德准则中[35-36]，说明可逆性原则不仅是修复质量问题，也是修复伦理问题。古籍修复伦理是古籍修复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可逆性原则要求修复为古籍的命运作长远的考虑，体现修复活动对修复本身和古籍原状态的尊重，对修复行为进行一定的控制，可以有效降低修复活动的风险，丰富古籍修复伦理内容，提高古籍修复伦理水平。

3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范围及示例

3.1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范围及层次

中西方古籍的制成材料、装帧形式、损坏原因和状态存在差异，修复可逆性技术也有同有异，各具特点。敦煌遗书中古代修复遗存的粘合剂有两类：一类是小麦淀粉浆糊，可逆性强；一类是植物胶类粘合剂，非常粘稠且难溶于水，可逆性差[10]，明清以后即很少使用。西方古籍修复在使用日本生产的小麦淀粉浆糊前，一直使用水溶性较好的天然原料的粘合剂（如面粉浆糊）和可逆性差的化工粘合剂（如胶水）[37]。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中，既有传统技术也有现当代技术；可逆性技术主要是物理技术，包括传统修复材料、以传统技术制作的修复材料、传统修复工艺方法以及现当代发明的古籍修复物理技术。与化工技术相较，这些技术可逆性较强，安全可靠。

目前，中国古籍修复界对可逆性技术的理解不尽一致，在表述中存在宽严不等的现象。能否准确地界定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范围，取决于对古籍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是否有正确的理解。古籍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素：一是能随时从古籍上去除的修复技术，二是去除的同时不会损伤古籍的修复技术。一项古籍修复技术是否属于可逆性技术，判断的依据就是是否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根据古籍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其范围可能就没有一些学者认为的那么宽泛，例如，古籍书叶锤平、压平后，对多余的托补纸按书叶最大尺寸留下1-2cm余量裁切，以为未来修复留下余地，这项技术被有的学者称作可逆性技术[25]。但是这项技术只是对古籍书叶多余的托补纸的裁切，而不是把书叶上的托补纸去除（取下），更不存在去除过程中是否损伤古籍的问题，与古籍修复技术可逆性概念关联的两个要素都没有关系，因此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可逆性技术。实际上，这项技术属于古籍修复最小干预技术。

依据可逆程度的高低，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1）便于去除的修复材料和方法。①便于去除的修复材料。修复材料性状稳定，无论是在修复过程中，还是在修复后，修复材料都可以随时去除，且不损伤古籍。所谓修复过程中去除修复材料，是指古籍修复操作中修复师发现材料性质不稳定，会损伤古籍，或者不利于古籍的长期保存，为了及时改正错误[38]，随时可以去除的修复材料；所谓修复后去除修复材料，是指在未来现有修复出现损坏，需要重新修复，或者现有修复虽然没有损坏，但是应该被更先进的修复材料所取代，便于去除的修复材料。②便于去除或重复操作的修复方法。如为了加宽书脊而添加某些材料，其修复材料和粘贴方法能够随时去除或与古籍分离，可以反复操作。（2）去除有一定难度，但去除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对古籍造成损伤的修复材料和方法。（3）去除困难，或去除过程中会对古籍造成轻微损伤的修复材料和方法。

第一层次的修复技术可逆度高，属于非常可逆的，第二层次的修复技术可逆度中等，属于较可逆的或在一定程度上可逆的，第三层次的修复技术可逆度较低，属于有些可逆的。实际上，多数修复可逆性技术属于第二层次。第一、第二层次的修复技术，符合可逆性原则，第三层次的修复技术，也不违背可逆性原则。

3.2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示例

技术是多元性的，既表现为有形的工具、仪器和设备等实体，也表现为无形的工艺、方法和规则等工艺技巧，还表现为图纸等文献[39]。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主要包括可逆性材料和可逆性方法，具体来说，主要有可逆性修复材料的应用方法，以及古籍修复设备、工具，修复材料及其制作，修复材料应用中的工艺技法，修复成品的检验设备和方法，等等。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示例详见表1。

4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应用策略

若要收到更好的修复可逆性效果，除了利用可逆性技术外，还必须对可逆性技术进行合理的选择、整合和科学的操作，这涉及可逆性技术的应用策略问题。

4.1 正确应用传统可逆性技术

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术是伴随着古籍保护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经过了长期使用和实践验证，安全可靠，其中多数技术具有较强的可逆性，这些技术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正确应用。部分修复材料如补裱纸可以反复取下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托补纸与传统造纸原理是一致的：古籍修复托补过程是用浆糊使纸纤维疏松膨胀，将托补纸与古籍用纸纤维结合，晾干水分，恢复纸张的平整[12]（2）；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手工托补纸具有良好的可逆性。可逆性强的传统古籍修复技术是传统优秀古籍修复技术的代表，是应该优先选择、应用的技术，也是目前古籍修复实践中应用的主要技术。西方古籍修复应用的可逆性技术，也以传统技术为主，例如小麦淀粉浆糊，日本、中国或韩国手工纸[37]。西方修复中国古籍时，尊重中国古籍特点，使用小麦淀粉浆糊以及来自中国或日本的传统手工纸[40]。英国国家图书馆从1987年至2010年重新修复敦煌古籍《金刚经》，使用传统手工构树纸、淀粉基料浆糊等可逆性材料[41]。

4.2 科学操作可逆性技术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操作是复杂的技术实践，既需要技术工艺明确的规定，也需要操作者系统地学习和长期的反复练习，技术工艺要求准确、定时和协调的动作，适应变化的条件。在可逆性技术实施过程中，规范的操作，尤其是“度”的准确把握，是实现良好可逆性效果的重要因素。修复技术是通用的、常规的，但技术应用总是特定的个案，操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变量，可能出现实时调整，以采取适应性措施，这是修复师操作过程中根据个人经验、古籍具体情况和修复技术知识形成的“微观决策”[29]（118），如浆糊使用应该注意以下问题：（1）浆糊浓度和粘度与修复用纸和古籍纸张匹配，宁稀勿稠；较薄、老化或弹性较差的书叶不能使用粘性太强的浆糊，以免再修复时揭薄或损伤书叶。（2）浆糊涂抹应均匀，宁薄勿厚，宁少勿多，切忌堆积或超面积涂抹，以降低去除修复材料的难度。（3）涂刷的方向和遍数要适宜。

表1 中国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示例

4.3 遵循最小干预和可识别原则应用可逆性技术

古籍修复原则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古籍的原真和安全，防止修复活动的随意性，降低修复活动的风险，提升古籍修复伦理水平，可逆性技术的应用应该在古籍修复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修复可逆性原则、最小干预原则与可识别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应用的整体，应用修复可逆性技术时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和可识别原则。由于修复可逆性技术随时可以安全去除，可能会导致古籍修复者随心所欲地增加修复的规模，而这样做就违背了最小干预原则。最小干预是指在必要的修复部位，以最小的修复规模、最少的修复工序和最少的修复频次进行，并尽可能多地保留古籍的原构件和材料，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所修复的古籍，在新的修复周期所去除的修复技术最少，可逆性就更容易达到[11]（155）。可识别原则是指修复技术与原件之间既要整体协调，又要有所区别，遵循可识别原则所修复的古籍，在新的修复周期容易辨识修复技术及其所在部位[46]，精准去除修复技术。

4.4 结合古籍具体状态灵活应用可逆性技术

古籍修复可逆性技术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为技术选择和应用提供了多种可能，技术选择和应用的基本依据是修复对象本身。最适合待修复古籍的可逆性技术才是最应该选择和应用的技术。因此，利用仪器设备科学检测和评估古籍，科学的检测数据是选择和应用可逆性技术的基础。每部待修复古籍的制成材料、流传过程、损坏情况、外在形态和修复标准都具有独特性，应该灵活应用匹配的可逆性技术，采用相应的修复方式，如对局部糟朽酥脆、书品太小和天头有批注等情况的古籍一般采用金镶玉装修复[18]，但是因为古籍损坏情况不同，金镶玉装也有多种形式，其可逆程度也有所差别，如表1所显示的，由于铺纸不点浆法和镶衬法的衬纸可以随时去除，因此可逆性较强，而粘镶法（连粘带镶）和裱镶法（把镶衬纸直接裱镶在书叶上）的衬纸难以去除，可逆性就较差[18]。

在古籍修复实践中，可逆性概念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可能与某种修复措施的恰当性或适合性并无直接关系。可逆性技术不一定是最好的修复技术，最好的修复技术也不一定具有较强的可逆性，也许判断修复技术适宜与否的标准是能否在实现修复主要目标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可逆性，即具体古籍的修复效果[31]。

5 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的实现途径

中国目前只有少量古籍修复成果能够全面遵循可逆性原则，制约了中国古籍修复质量的提高和古籍修复的可持续发展。古籍修复可逆性原则涉及古籍修复管理的全过程，主要有以下实现途径：

（1）古籍修复过程管理强化可逆性要求。古籍修复的科学化管理有助于实现古籍修复由经验修复到科学修复的转化[47]。古籍修复单位要加强古籍修复全过程的科学管理，完善古籍修复工作流程，在所有修复环节明确可逆性要求，保证修复过程中任何环节都充分考虑可逆性原则。

（2）古籍修复观念上增强可逆性意识。修复工作者应该转变传统修复观念，认识到可逆性修复是先进的修复理念，古籍修复是阶段性行为，每一次古籍修复活动都不是修复的终结，而是下一次修复周期的起点，应该为下次修复周期提供便利。树立可逆性修复观念，应用即使老化也不会留下难以清除的后遗症的修复材料，远比应用耐损或耐老化的修复材料更为重要，所有添加的修复材料都要能够有效去除。

（3）古籍修复方案制定贯彻可逆性原则。古籍修复方案包含了指导原则、古籍和修复材料的数据检测和分析、修复目标和技术选择等若干要素，在其制定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可逆性原则，保持所有必要或不可避免的干预措施尽可能的可逆[30]，以最广泛的科学依据谨慎选择可逆性修复材料和方法，专家组在审核古籍修复方案时，把是否体现可逆性原则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即使特殊情况下未选择可逆性技术，至少也是在充分考虑了可逆性原则之后作出的决定。

（4）古籍修复技术应用遵循可逆性原则。在古籍修复技术应用过程中，注重技术应用策略，把可逆性原则外化到每一个操作细节，以可逆性为目标，精细操作，灵活实施，使修复技术在需要时可以从古籍中安全去除，或者与古籍安全分离。

（5）古籍修复质量评价标准体现可逆性原则。古籍修复质量评价既是对古籍修复原则、技术和工艺的检验，也是对古籍修复原则、技术和工艺的引领。国家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21712-2008）规定了修复工艺要求、检验和质量等级[48]，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古籍修复质量的评价指标较少，评价标准模糊，评价指标体系简略，没有涉及可逆性修复材料、方法及操作。可逆程度是体现古籍修复质量的重要内容，应在国家古籍修复质量评价标准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将可逆程度和技术的可重复操作次数作为古籍修复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这里的可重复操作次数是指安全取下古籍修复材料，并再次用新的修复材料修复，以及取下和再次修复的措施，且全程对古籍本体安全无损的可行次数。可逆程度的高低与重复使用次数的多少密切相关：可逆程度越高，修复技术取下或利用就越便利和安全，可重复操作次数就越多，修复质量等级也越高。古籍修复机构在古籍修复质量评价中，也应该把可逆程度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以切实指导古籍修复工作。

6 结语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49]。”可逆性原则着眼于古籍修复的未来，追求为未来的古籍修复留有余地，注重古籍修复活动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可逆性原则是古籍修复理念和技术进入科学发展阶段的产物，又进一步引导和增强了古籍修复的科学性。古籍修复界发明和应用了比较丰富的可逆性技术，提高了古籍修复质量，减少了古籍修复性破坏。为了实现更好的可逆性效果，在应用修复可逆性技术时，应结合具体古籍的状态，审慎选择和整合可逆性技术，科学操作，服从修复目标，在修复过程管理、修复观念转变、修复方案制定、修复技术应用实施和修复质量评价等途径上实现可逆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