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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才算懂经济

2023-02-15胡万程

领导文萃 2023年3期
关键词:裁员银行成本

胡万程

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

根据GDP增长率对经济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然后再分别用“投资、消费、出口”的数据与上年对比,要是今年的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就认定经济形势向好,反之,则认为形势不乐观。

这是很多经济学课程上教授的内容,适用不少国家的情况,尤其在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对经济已达到较高水平,以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准确。

比如,对于眼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保增长”到“稳增长”的中国来说,比起GDP数值,更应看发展质量,结合国民收入结构、失业率、通胀率等数值,作更加综合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经济走入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加剧中国出口压力,芯片、光刻机等高科技产品遭到美国的围堵,新冠疫情加剧下行压力,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如何成功突围?

就这一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王东京教授,他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分享了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看法。

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GDP规模就越大,经济实力也就越强。若仅从当期看,这样讲没有错。但要是拿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做比较,得出上面的判断并不准确。

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其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GDP增长率并不代表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做这种比较,还很容易误导人们追求高速度。一个国家的GDP,只是该国的财富存量,而财富的市值则取决于该国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

事实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们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方面。

只有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才有可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也是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希望各地政府在谋划全年经济工作时,不必过多地纠结GDP增速,更不要以GDP论英雄,而应把主要心思放在怎样改进发展质量上。

从经济学来看,稳住经济基本盘其实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達到的四个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适度增长。学界关于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讨论焦点在于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强调的是以“稳”为前提。如果按照这样的优先度来看,稳就业在稳物价之前,稳物价又在稳增长之前。也就是说,保就业和民生是眼下的当务之急。而具体来看,占到市场主体九成、创造了八成就业的中小企业,是保障对象的重中之重。

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该不该裁员这个问题,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为了降成本,裁员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则肯定希望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如今中央提出了“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换句话说,保就业要以保企业为前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怎样保企业?我认为总的原则是为企业降成本。

比如在严格控制预算赤字的同时,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可以返还失业保险金等等。坦白来说,目前中小企业面临诸多困难,如疫情的影响、融资难、需求下降、经营成本高等等。

近年政府出台了税费减免、降低融资门槛等政策,来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在现实操作中,银行希望贷款安全,而中小微企业却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这仍然是个困局。对此我有一点提议,比如未来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之忧。

你说得没错。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类的选择。选择的背后,存在看不见的代价,这就是机会成本。

选择后有看得见的结果和看不见的代价,大多数情况是,看得见的结果似乎不错,而看不见的代价却非常高。很多人急功近利,对代价置若罔闻。而只有少部分人善于权衡“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结果,然后再做选择。

就拿银行贷款举例,近些年我时常听到不少企业家抱怨,指责银行嫌贫爱富,对亏损企业见死不救;也见过有地方官员给银行施加压力,要求银行给当地亏损企业贷款。

我们不能否认,银行给亏损企业贷款,有些企业确实扭亏为盈了,可这只是我们看见的结果;看不见的结果是,由于信贷资源有限,当银行将贷款给了亏损企业,那些盈利企业也可能因为得不到贷款出现亏损。而盈利企业一旦亏损,就会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而且由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更高。

再从贷款风险看,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来自储户存款,而保护储户存款安全,银行责无旁贷。要是银行不对客户进行严格挑选,最后出现了大量呆坏账,不仅银行自己要破产,储户存款也会鸡飞蛋打。这样的结果,应该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吧。

作为企业,商业银行在商言商是必然的。由此说,那种希望银行优先照顾亏损企业的想法是错的,对银行嫌贫爱富的指责也是不理性的。

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群体,或者参与经济决策,或者主理一方经济。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不能造福一方的官员,断不能说懂经济。

在我看来,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貌似对立,可大多数理论观点之不同,是由于它们各自的约束条件与适用范围不同。

我在中央党校任教近30年,与学员朝夕相处。交流久了,我意识到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不仅需要懂得理论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说一件我亲历的事。数年前我在某欠发达地区调研,当地的一位市长告诉我,市政府向国家某商业银行借了70亿元30年期的贷款用于城改。我问这么大一笔钱将来怎么还。他说在自己任期内给银行每年付利息就可以,30年后的事天知道,那時我早已退休,管不了也不用管。

这正是当下的症结所在。我不反对地方借债,缺钱借债无可厚非,但我认为地方举债应该量力而行。控制地方债最简便的一招,在我看来是要约束关键人,具体说是要约束地方的主官。

设想一下,假若让地方主官对当地政府欠债负责,比如规定债务率超100%不得升迁,地方断不会再乱借债的。政府必须先约束官员。政府由官员掌控,官员不受约束政府行为规范不了。类似例子是银行。20世纪末国内银行坏账率高得离谱,在央行推出“贷款终身负责制”后遏制效果立竿见影。

我理解,改革需要从制度成本与改革成本两个角度谋划,这是推进全面改革的总原则。体制是否改革需要看体制成本,而体制怎么改则要看改革成本。

任何一种体制运行都是有成本的。以前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说到底是计划配置资源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高。

改革成本,简单讲是由改革产生的交易成本。改革势必要对现存的利益关系做调整。受益者支持改革,受损者却可能反对改革。某些领域改革成本不仅高,而且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渐进式改革,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

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的协同性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并不排斥基层试验,前提是要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边界。那两者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但凡不存在负外部性的改革,应鼓励基层试验。而具有负外部性的改革,则必须由中央顶层设计。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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