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伟哲

提起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往往五味杂陈。当时的清政府，从上到下腐朽无能，难觅“循吏”之踪影。不过，若以法律和文学而论，晚清名士樊增祥不可忽略。论文才，他派承晚唐，长于艳体，诗坛举足轻重；论吏能，他深明情理，善批判牍，备受法界推崇。在漫长的诗人与宦海生涯中，樊增祥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判牍，其所蕴含的法理与人情，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所在。

女装苦读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樊增祥的父亲名叫樊燮，官居湖南永州镇总兵。恩施县城内有条梓潼街，樊家宅第就坐落于此。院内有座读书楼，便是樊增祥与兄长樊增裪自幼读书的地方。鄂西群山小县中出了一位高级将领，樊家在当地自然名震一方。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身为将门虎子，樊家这对兄弟却天天穿着女装，整日在楼上苦读。在当时那个风气保守的年代，这番举动无疑是一种奇耻大辱，樊家人何苦如此呢？这一切，都要从樊燮与左宗棠的恩怨说起。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战火很快便从广西烧到了湖南境内。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力邀左宗棠入幕，帮助自己处理军政要务。后来的左宗棠名满天下，妇孺皆知，是晚清中兴名臣。可是在这个时期，他只是湖南巡抚帐下的一名师爷而已，并非朝廷命官。何以如此呢？原来左宗棠虽然聪颖过人，年纪轻轻便考取举人，可是在此后的科举道路上，他却屡试不第，未能考取进士，毕生引以为憾。左宗棠闭门苦读，钻研经国济世之道，名气也越来越大。直到湖南战局危机，他才在友人的多方劝说下，出山辅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凡事都要先询问左师爷的意见，对他言听计从。当时湖南军政，大抵由左宗棠一手擘画。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湖南官场的大小官员，更是无人不知左师爷威名，见了他也都毕恭毕敬，丝毫不敢怠慢。

樊增祥

左宗棠性格孤傲，脾气火爆，再加上深受巡抚信任，手握重权，丝毫不把旁人放在眼里。春风得意的同时，自然也得罪了一大批人。一般人不敢与左宗棠计较，可是当他遇到永州总兵樊燮时，却惹来了杀身之祸。某日，樊燮赴长沙拜谒巡抚骆秉章，事毕便前往拜会大名鼎鼎的左师爷。樊燮拜见巡抚时，曾向骆秉章请安，而见左宗棠时，却并未行礼。毕竟樊燮身为总兵，是二品大员，左宗棠名气再大，终究只是一介布衣，双方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就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细节，却惹恼了权势熏天的左宗棠。他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樊燮怒声反驳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怒不可遏，抬脚就要踢樊燮，并大声辱骂道：“王八蛋，滚出去！”樊燮羞愤难堪，最终还是退了出去，双方就此结怨。不久，左宗棠借骆秉章之笔弹劾樊燮违法乱纪，樊燮也在湖广总督官文支持下，上表弹劾左宗棠为“劣幕”。此案因琐事引燃，背后当然也掺杂着当时湖广官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结局却是两败俱伤。咸丰帝览奏之后，樊燮被罢官免职，左宗棠也没捞到好果子。咸丰帝命令湖广总督官文严查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一消息对湖南官场可谓重磅炸弹，连曾国藩都在家书中感叹道，“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万幸在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大力营救下，左宗棠最终逃过一劫，并且很快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建功立业，成为晚清中兴名臣。

樊燮则没那么走运，他罢官之后便无缘东山再起，灰溜溜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恩施老家。他在梓潼街治屋居住，并特意盖了一座读书楼。书楼竣工那天，樊燮立下重誓，宴请父老见证，他说道，“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为激励后代雪耻，樊燮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做了一块写着“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的耻辱牌，置于祖宗牌位下方，朔望率二子礼拜。更震撼的是，樊燮要求两个儿子从此以后只许着女装，不准穿男服。他说：“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汝等总要高过左宗棠。”在樊燮的激励下，两个儿子每日奋发苦读。长子樊增裪遗憾早逝，次子樊增祥则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先后考中秀才、举人，脱去了女儿衣装。光绪三年（1877），樊增祥终于高中进士，得以焚烧辱牌，为父亲雪耻，成就了一段求学佳话。

法官树鹄

樊增祥步入仕途后，被派往陕西渭南任知县，后逐渐成长为省级官员，担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樊增祥少年勤学，诗文功夫了得，一生留下数万首诗作，是晚清时期中晚唐诗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之一，深受张之洞、李慈铭等名士器重。晚清吏治腐败，大小官员们整日吟诗作乐、歌舞宴饮，对卷牍案件漠不关心，导致政务荒芜，民冤难申。然而高产诗人樊增祥并没有因诗歌而耽误理政，反而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批阅案牍之中。即便后来升任省级高官，依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樊增祥文笔极佳，又精通情法律理，经他批阅的判牍，可谓对情理法的优秀诠释，能使官民信服。往往一经下发，“吏民传写殆遍”，甚至连省府的官报都以其判牍为资料。樊增祥平素留心保存这些案牍，友人又不断劝说他应当出版发行供学者参考。于是经他本人修订整理，这些卷帙浩繁的资料有幸出版，世称《樊山判牍》。

《樊山判牍》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广受好评。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遵循旧律而成的《樊山判牍》仍然供不应求，被认为是“审判必须”之书。民国四年（1915），法政学社再印此书，于序言中称赞道，“引经断狱，案无留牍，往往与文明法律互相发明……际司法独立改良裁判之时，法学人才亟待养成，倘能循兹途辙，实地研究，则谓此编为法官树之鹄焉可也。”（鹄，此处音“gǔ”，靶心之意，可以理解为榜样）这也不难理解，法律规范的形式虽有转向，但使用法律之官民却仍旧如故，传统法律文化理念依然在中国人心中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审视《樊山判牍》，其价值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情理的作用不可忽视。法律规范不足时，情理可以补充法律。法律与情理冲突时，情理甚至可以替代法律。官员如果善于运用情理，而不是机械执法，则司法判决往往能够大快人心，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樊增祥处理韩城县关翠儿被杀一案颇为引人深思。韩城县四十九岁妇女孙氏夫故无子，与九岁女儿关翠儿相依为命。由于家中缺少男丁，孙氏便托媒人刘之安，招二十五岁的王心宽做上门女婿。不料王心宽人面兽心，进门刚四十天，就在某日夜里企图强奸丈母娘孙氏。孙氏哭骂不从，王心宽便用剃刀将其刺伤。翠儿哭喊，竟遭王心宽刺死。邻居们听到哭喊呼救声，立马赶到现场，王心宽便畏罪自杀了。面对这样一起悲剧案件，韩城知县丁锡奎依律作出裁决如下，“王心宽罪有应得，以死免议。房主邻人救阻不及，亦无庸议。剃刀库存，尸棺饬埋。”依法律而论，丁县令的裁判无可指摘，樊增祥也称赞“结得容易，办得干净”。

不过在樊增祥看来，这样的判决还称不上完美，导致这场悲剧的罪犯除了王心宽，还另有两人。其一是孙氏，她糊涂谬妄，引贼入门，只是已经受伤，姑且免去责罚。尽管如此，樊增祥还是表达了对孙氏的极度同情，叹息她既丧失幼女，又累及诉讼，还负担了大笔费用，可谓“不平极矣！”他试图运用情理为孙氏做点什么。樊增祥发现卷宗中提到了王心宽的叔叔王太和、舅舅史清善曾被司法机关传讯到案，却未透露王心宽父母的家产信息。于是他一方面下令详查凶手家庭信息，王心宽如有家产，应赔偿一半给孙氏；另一方面，樊增祥指出王心宽叔、舅的过失，对于自己晚辈娶九岁女子为妻，“为尊长者不能训阻，咎亦难辞”，让他们各出钱十串，赔偿给孙氏。除此之外，樊增祥认为最不可饶恕者，就是媒人刘之安。他愤然批道，“一男一女相差十六岁，欲求配合，至早须得五六年，乃竟罔为撮合，致酿此等淫凶冤酷之案。非将刘之安重责枷号，何以服人？”同时还判决刘之安出钱二十串赔付给孙氏。在批文的最后，樊增祥特别强调州府官员要迅速将此公文转至韩城县办理，并且要将办结情形“详悉复禀，勿延”。在《樊山判牍》中，情理与法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它是一座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宝库，值得不断挖掘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