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抗 葛明娜

我国的能源转型不但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长期共存，而且是因地因时制宜地发展多种能源，实现智能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对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来说，保持长期稳产增产的关键措施是持续地推行油气田生产的战术接替和战略接替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们正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能源的发展和安全问题。至少从21世纪前半期看，其核心是从化石能源为主体向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转型。而对我国能源转型来说，首要的是石油天然气在其中的地位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油气的生产、消费大国和名列前茅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我国应如何面对正在到来的重大挑战，我国油气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回顾：我国油气勘探形势

一是石油产量趋于降势，进口依存度增大。

由于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增大、抵消通胀后的实际投资呈明显下降，致使其发展形势在本世纪10年代出现明显变化。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以下简称储量）的增势在其前5年增加23亿桶，而在后5年仅增加4亿桶。与之相应，石油产量在前期上升5.9%，在2015年达到峰值2.15亿吨，此后转为下降，后期出现了11.2%的年降势，产量谷值为2018年的1.89亿吨，直到2022年产量才略超过2亿吨。与我国石油产量的高峰期对比，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在石油产量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石油需求量却不断增加，致使其进口依存度呈越来越大的升势。以不包括港澳台的纯进口量和当年石油的消费量计，2000年进口石油88.3百万吨、消费量为226.9百万吨、进口依存度为38.9%，2010年进口石油263.0百万吨、消费量为428.6百万吨、进口存度为61.4%，2020年进口石油556.1百万吨、消费量为669.2百万吨、进口依存度为83.1%。此后，由于疫情，石油需求量降低，进口依存度也有所降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纯”进口量来自海关的统计，依其计算所得到的进口依存度大于根据产量和消费量推算的进口依存度（应称为表观进口依存度，但通常往往省略表观二字），在下述的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计算中也存着存在类似情况。

二是天然气产量迅速增长，进口依存度却猛增。

受不可再生资源开发生命周期的制约，油气产量曲线大致呈“类正弦曲线”的三段式：青年期产量曲线快速上升，壮年期在高平台上波动，衰老期产量不断下降。不言而喻，曲线的各段上都有因具体条件变化的叠加而出现次级起伏。特别是当勘探开发在新区新领域上取得重大突破后产量曲线可相应出现多个峰值。美国页岩气的重大进展所带来的明显产量上升即为其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先着重发展石油工业，天然气的大发展起步较晚，使后者的产量曲线可能比前者晚了一个“相位”。当石油产量曲线在高平台上持续多年，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时天然气产量曲线仍处在上升中。本世纪初石油与天然气的状况正是其例。

2000年我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250亿立方米、245 亿立方米、相应的进口依存度为0%，2010年分别为968亿立方米、1128亿立方米、14.2%，2020年分别为1940亿立方米、3355亿立方米、41.5%。本世纪初较“年轻”的天然气比石油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且成功开拓了页岩气这个新领域，这使其产量的上升速度明显大于石油，但走上改革开放和绿色发展的中国经济对相对高效清洁的天然气消费量的增加速度提出了更大要求。这使天然气进口依存度的增速在本世纪初明显大于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增加。显然，进口依存度过高是我国油气/能源发展中的短板，也可以说是我国石油供应安全中潜在的威胁。

能源转型中的共识和歧见

经过长期的基础研究和一段时间的实践，实现从化石能源为主体向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转型成为人们的共识。经过多次磋商和谈判形成的环保减碳的《巴黎协定》，要求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碳达峰），2050年实现排放的碳几乎全部被吸收和埋藏（碳中和），既所谓的“30－50双碳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原则上承诺了巴黎协定，但多数国家既提不出从本国实际出发的能型发展路径、拿不出促进转型的必要投资，更看不到符合实际的动作。我国首先提出将本国碳中和的时间推迟到2060年，目前俄罗斯、印度、印尼等国也附合了这一意见。

就通过能源转型来促进双碳指标实现的具体方案和路线来说，提出的意见可以说歧见纷纭。大致来看在能源转型上走在前列的欧洲国家意见相对统一和明确，他们的方案有以下可注意之点。一是强调高碳化石能源的削减，要求去煤减油，相对低碳的天然气可以作为“过渡性能源”在一段时期内有所保留。在能源转型的思路上首先大力削减化石能源以减碳去适应环保的要求，以其倒逼非化石能源的增长（即所谓“先破后立”）。二是非化石能源中核能有一定的环境危险性（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核电站）不拟发展新核电，甚至正分批关闭。三是过分依赖/强调国家补贴的作用。在各种非化石能源发展初期由于相关科技发展还不够成熟，其成本必然较高，此时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必要的，但长期实施过高、过于宽泛的补贴却可能起着相反的作用。四是不顾各国、各地区在资源和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强调“一刀切”，因而许多政策受到一些国家的抵制。

我国能源转型的道路

作为整个国家经济能源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我国能源转型的道路必须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强调我国目前所处的能源时代和资源禀赋特点。必须特别关注到直到21世纪初我国能源仍处在化石能源时代初期的煤炭时期，这与北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处在发展程度更高的石油时期或天然气时期有所不同。而我国的化石能源却以富煤贫油少气为特点。这意味着在达到后化石能源时代的道路上中国要比欧美国家经历更艰苦的历程。二是在世界百年未遇的变局中必须强调国家的经济安全，能源转型不能危及、而要促进国家安全。因而我们必须避免上面提到的欧洲能源转型方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提出并逐步实现我国能源转型的特殊道路。对此，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稳中求进、先立后破、而不能“自毁饭碗”。能源转型确实是有破有立，但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欧盟在“政治正确”的环保口号下总是希图走捷径、“立竿见影”、先破后立。因而过早过快的削减了化石能源的使用，特别强调去煤减油，以致在俄乌冲突中将能源作为武器制裁对方，但结果却造成了自己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类似的许多事实说明，必须充分认识非化石能源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仅是在有与之相配套的储能和输送设施、有应对各种危机的充分把握之后才能将它所对应的非化石能源实施替代。此外，还必须考虑到能源使用的经济性，特别是在其发展初期经济上尚难“自负盈亏”。在非化石能源安全使用带来的综合成本明显高于化石能源的条件下没有人会强势推行对化石能源的取代。特别是在战争情况下没有油品的安全供应更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要先立后破，否则就会“自毁饭碗”。

能源转型必须实行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的方针。在非化石能源中更受青睐的是风能太阳能发电。我国目前在这两种能源的机械制造和建设安装的增长速度都居世界前列，从而使其组件的出口居世界首位。以此为依托，它们在陆地和海上多种条件下的遍地开花、成为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非化石能源。我国近年来一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电水电。主要河流中上游大型水电站群的有序建设令世界瞩目，目前三峡电站和白鹤滩电站已是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的大电站。我国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建立了一系列的核电站，形成了第一、第二代核电站的核心技术并开始技术出口帮助友好国家的核电建设。地热能和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也开始推广。特别应指出的是，我国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包括储运在内多个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能源系统，为多种能源互补和提高能源效率创造了条件。总之，我国的能源转型不但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长期共存，而且是因地因时制宜地发展多种能源，实现智能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

创新走出我国能源发展的道路。在能源发展的路径上，按照因时制宜的要求充分尊重我国的客观情况。在近期内（如2030年前）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仍然要有较快增长速度的背景上，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的同时仍然有计划地发展化石能源。我国在强调煤炭必须分类、逐步减产，以实现二氧化碳和多种污染物的减排。另外，我国的初步实践和许多基础性研究的成果表明，有可能实现在大力减排的条件下发展煤化工，与油气化工一起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不言而喻，从我国油气的现状和能源供应的安全出发，在本世纪中期不但看不到完全“去煤”，也难实现明显的“减油”（见表1），这将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之路。其实践的成功将对许多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以明显的启迪。

表1 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变化预测

展望：能源转型中的我国油气发展

油气进口依存度持续高位，将成为能源安全的短板。

在本世纪初石油和天然气都出现了进口依存度大幅增加的情况，但就该值来看，天然气增加的速度似乎更猛。以2010－2020年计，石油由67.4%增加到83.1%，增加了15.7%，天然气由14.2%增加到41.5%，增加了27.3%。从目前的预测看，上述增加势头至少延续10-15年。石油2020年、2025年、2030年在一次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依次为18.5%、18.7%、17.3%，但其间正是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较快的增长期，在产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快速增加必将使进口依存度大幅增加。而这种趋势在天然气表现得更明显。天然气2020年、2025年、2030年在一次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依次为8.9%、10.1%、11.5%。到2040年一次源消费总量可有所下降，其天然气消费量在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仍升达13.7%，接近石油所占的比例。这组数字表明天然气进口依存度的增加比石油要更快些。进一步看，天然气被看作能源转型中的“过渡性能源”，这意味着在转型的后期其在构成中的比例将居化石能源之首，将从化石能源时代的天然气时期过渡到非化石能源时代。

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动荡的情况下，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居高位必然影响到进口国的安全。对许多石油进口的国家进行禁运更是国际斗争中常用的手法之一。近年来在美西方利用地缘冲突对俄罗斯实施禁运，俄罗斯的反制裁下欧盟反而受到更大的影响，经济发生了剧烈动荡。上世纪后期的石油危机中，大量进口石油的美国受到了中东国家的石油制裁。美国页岩气的大发展使其由油气进口国变为重要的油气出口国后，对其他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却成其维持霸权常用的手段。显然，在百年未遇的变局下持续走高的油气进口依存度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应对的问题。

加强油气勘探开发是近中期保障能源安全的首要措施。

从能源转型和安全保障的全局来看，在近中期的未来保持较高的油气自给度是我们国家必须关注的战略性措施。对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来说，保持长期稳产增产的关键措施是持续地推行油气田生产的战术接替和战略接替。所谓战术接替是指在老油田和老油气领域内持续地挖掘增储上产潜力，尽量延长油气田的生命周期，尽量保持相对稳产。所谓战略接替是指不断探索新的含油气领域探明新的油气田，以其新的生命活力去接替不可避免走向衰老的老油田。对局部的近期的油气生产来说，战术接替最为现实和必要；而对油气的长治久安、持续上产来说，战略接替却是根本性的措施。两方面的统一促进了油气勘探开发的持续发展。

必要的充分的投资是保障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油气来说更加重要。由于战略接替需要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探索且往往不能在短期内收到成效，往往需要国家组织实施，由国家投资或对承担公司资助。近年来受能源转型大趋势的影响，国内外对油气的投资均呈下降之势，这正是油气发展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各种预测均表明至少在未来的40年左右油气在能源的供应安全上仍有相当的重要性，对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重任的大型油气企业来说，就必须集中精力（投资、技术和人力等）于油气生产的战术和战略接替。加强油气勘探开发是保障我国油气、能源安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上游有了持续不断的活水，整个油气工业也就活跃起来，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上就有了更多主动权。我们所说的“稳字当头、先立后破”也在这里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