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鹏 孙 伟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南极商业旅游开端于20世纪60年代。[1]作为《南极条约》的非禁止活动事项,南极商业旅游自出现之时便得到了快速发展。南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界对南极环境的担忧。有学者指出,南极的旅游活动可能会对南极本就脆弱生态环境产生致命影响。[2]为了规制污染行为,保护南极的生态环境,南极条约协商国通过了《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从事前预防和事后追责两个层面构建了南极环境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事实上,无论是事前预防层面的治理制度,还是事后追责层面的治理制度,其实施均需充足资金予以保障。为此,杰彼德斯指出,有关机关应当要求南极旅游者和南极旅游行业经营者强制缴纳税款,并以这些税款作为南极环境的治理资金,以支持南极环境监测制度和环境宣传教育制度的实施,但该学者也指出,在南极创建极具主权象征意义的税收制度恐因南极主权声索国的反对而无法落实。[3]有鉴于此,在南极条约体系下构建弱主权性质的南极旅游环境保护基金制度(1)南极旅游环境保护基金制度是管理南极旅游环境保护基金的制度。南极旅游环境保护基金是指为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用、修复因旅游而带来的生态系统损害结果而建立起来的,由相关主体缴费,主要用于环境监测资助、南极旅游教育资助等项目,并且具有完善运作机制的专门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