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惠云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一、《秋野》月刊及其文章作者群简述

20 世纪20 年代末期创刊的《秋野》是一份兼具鲜明时代色彩和南洋色彩的文学刊物。“南洋”是二战前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称呼，《秋野》为民国时期刊物，当时对东南亚地区多称“南洋”，现在的研究文章一般用“东南亚”指称传统上的“南洋”。《秋野》由原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秋野社创办，“真茹时期的暨南大学，学生团体之多，学生课余活动之频繁，在江南八大学堂中，可以说是无可匹敌……在许许多多的文艺团体之中，最为外间人士所熟知，与外间的文艺界人士较多接触的要算是秋野社”[1]。《秋野》作者既有南洋侨生，又有不少中国现代重要作家；其内容既紧跟中国文学发展潮流，又较多地涉及南洋生活和题材。在中国大陆把中国文学和南洋文学结合得如此之紧密如此之早，这种类型的期刊在民国时期是非常罕见的，即使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2]。多数研究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与南洋关系的关注，只停留在中国文化人士尤其是南下作家产生的影响，以及南洋华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积极响应这两方面，但很少关注这个时期南洋华侨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活动。而且《秋野》期刊在国内收藏甚少，不易找全，若不及时加以挖掘整理和研究，恐成不可弥补的资源流失。

从笔者的考察来看，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尚无他人对《秋野》月刊及秋野社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有温梓川有两篇关于秋野社的回忆性散文——《秋野社的一群》和《漫谈暨南的秋野社》集中谈到了《秋野》月刊和秋野社，这两篇文章收在《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这本书中，但只是以“漫谈式”的口吻进行叙述，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郭惠芬著，钱林森、周宁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东南亚卷》第416 页、第420 页引用笔者所做研究，将《秋野》月刊和秋野社纳入东南亚留中作者的文学交流活动，进而纳入中外文学交流史予以书写，虽着墨不多，但《秋野》月刊的特殊意义已然言明。此外，暨南校史资料上也曾略提秋野社及《秋野》杂志。

《秋野》作者大部分为秋野社成员，多为在校师生，学生成员以侨生作者为主，主要有陈翔冰、郑吐飞、妤雯、陈雪江、温梓川、张嘉树、冯伊媚、北溟、夹际、佃潮痕、刘柳子、戴淮清等，这些侨生作者多为暨南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文学功底较为扎实，在《秋野》中的文学实践锻炼了他们的文学写作能力，从他们的生平足迹可以看出，他们中有不少人毕业后仍然从事文学事业，为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教师成员章铁民、夏丐尊、顾仲彝、余楠秋、章衣萍、汪静之、张凤、叶公超等人则都是中国文坛的成名作家，他们基本都有作品发表于《秋野》。

除秋野社成员以外，暨南大学当时汇聚了一大批中国文坛名流，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参与了秋野社的活动和《秋野》月刊的撰稿，包括鲁迅、徐志摩、郑振铎、梁实秋、余上沅、王任叔、曹聚仁等。这些中国作家对南洋侨生主办刊物《秋野》的支持，与南洋侨生直接的文化活动往来，以及对侨生往后文化创作生涯的影响，都是中国现代作家对南洋侨生乃至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梁实秋、王任叔等中国作家在《秋野》上发表的作品有一些被研究者忽略而未曾编入其个人文集中，对《秋野》的梳理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遗漏，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交流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二、《秋野》与《新月》作家

《新月》月刊主要作者中的梁实秋、徐志摩、余上沅、叶公超等人都曾参与《秋野》办刊事宜。《新月》月刊于1927 年在上海创办，与《秋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前期由原新月社社员的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余上沅等担任主笔，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多发表诗歌和外国译诗等作品，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比较著名的文学刊物之一。其编辑梁实秋、余上沅为《秋野》的社外撰稿人，另一编辑叶公超是秋野社的成员之一，主笔徐志摩曾在秋野社做过演讲，并在《秋野》上发表了散文诗名篇《秋阳》。另一方面，《秋野》从第一卷第五期以后改由徐志摩、梁实秋等创办的新月书店统一批发，由此可见，《秋野》与《新月》的主要作者群关系之密切。

（一）梁实秋与《秋野》

梁实秋（1903—1987），1924 年科罗拉多大学毕业，西文造诣和文学功底都极为深厚，一生著作颇丰，尤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写作《英国文学史》著称，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流作家。梁实秋于1927 年任教于国立暨南大学，讲授“文艺批评”之类的课程，是西洋文学系的教授。此前不久曾兼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编辑，经常用“秋郎”的笔名写些小品，后来这类作品汇成一部《骂人的艺术》，在新月书店出版，风行一时。到暨南大学任教之后，他也在《秋野》上发表作品。《秋野》主编陈翔冰在发刊号之《编辑后话》中说道：“本刊的野语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其论调专在打击虚伪和恶势力。《骂人的艺术》之作者秋郎已允为野语撰稿”其中所说的“秋郎”就是梁实秋。但在《秋野》共12 期的作品中却没有梁实秋或以其已知笔名发表的杂文出现，只有以他本名发表的《汉烈的〈回音集〉》和《佛洛斯特的牧诗》两篇，都是关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和批评的文章，但据温梓川回忆，“他也常常为我们的《秋野》月刊撰述”，再结合《编辑后话》中提及“秋郎已应允为野语撰稿”，而《秋野》的“野语”栏目中有很多以笔名发表而作者原名不详的杂文作品，由此推测梁实秋在《秋野》上发表的文章应该不只这两篇。就梁实秋在《秋野》上发表的两篇文学批评而言，只有《汉烈的〈回音集〉》一文收入2002 年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文集》第一卷中的《文学的纪律》，该集子首页有作者写的序言：“这几篇文章都是在我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出版以后发表的，大部分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艺周刊》。只有《霍斯曼的情诗》载在《现代评论》，《汉烈的〈回音集〉》载在暨南大学的《秋野》，《文学的纪律》载在《新月》杂志创刊号。”由此可见，《秋野》是初次刊登《汉烈的〈回音集〉》的刊物。而《佛洛斯特的牧诗》与《汉烈的〈回音集〉》在《秋野》上的发表时间仅隔两个月，内容在性质上也基本相同，却没有一同收入集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梁实秋《汉烈的〈回音集〉》和《佛洛斯特的牧诗》这两篇文学批评文笔从容淡定，语言朴质优美，篇幅不长，但清晰地介绍和分析了英国汉烈和美国佛洛斯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为《秋野》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汉烈是英国新诗派的一个先驱者，他的运用自由诗体，颇有精到之处，兹译录如后，略示其结构与大意，音韵之佳，须读原文方能领略。……汉烈自幼即受肺痨的纠缠，并且又是跛子，在身体方面颓败已极，在诗里却表示出极强烈的反动力。汉烈的诗没有萎靡的情调，语气刚强，情感雄壮，如雕刻的希腊运动者，筋骨突露，勇气百倍。……[3]

佛洛斯特是现代美国的一个诗人，他的诗差不多都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他讲笑话，质而不俚，浅而不陋，真是一个诗人而得了乡村的风趣一个人。……有了诗人的眼光与品味，无论抒写什么事物，自然地就成为诗。在乡村，在城市，诗人都可以发现诗，因为构成诗的元素，不是那乡村或城市的背景，乃是那普通的常态的人性。……[4]

这两篇是典型的翻译兼推介与评论的文章，分别发表于《秋野》第一卷第一期和第一卷第三期，为前期作品，之后《秋野》中翻译、推介、赏析与创作经验研究等涉及外国文学的文章共计近30 篇，秋野社员章铁民、陈翔冰、张凤等人有不少译作出现在《秋野》上，其特点是直译与意译结合，文白相间，所译文章都较短，多属中短篇小说、短诗和随笔，张凤更是在秋野社中大张旗鼓提倡“活体诗”，所谓“活体诗”，其实就是借鉴外国诗歌的自由体以解放传统词曲、乐府一类古典韵文，这些从大的方面说，是受当时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下中国文学发展潮流影响，从小的方面具体说，可以看出其受梁实秋译介作品影响的痕迹。

梁实秋除了在《秋野》上发表作品以外，还曾亲自指导《秋野》侨生作者的写作。发表在《秋野》第一卷第五期上的《八指头陀的生平及其诗》后面附有一篇文章《八指头陀死期补考》，其作者陈翔冰在文中说道：“上文（即《八指头陀的生平及其诗》——引者注）付印时，曾以呈现于梁实秋先生，对于八指头陀死期，未能清楚，殊属憾事。我又苦于见闻，资料之单薄，只得付疑。当时实秋先生允代查考，我心甚喜，不料他探问了几个朋友都不知道……昨日实秋先生课完将归沪，我方施施然从校中出，他和我打招呼后就对我讲，八指头陀的死期他查出来了”[5]，梁实秋帮助《秋野》作者陈翔冰对八指头陀的死期进行“查考”，而且从文中可以看出他还为此花了不少工夫，待他查出八指头陀的死期之后，才有了这篇《八指头陀死期补考》在《秋野》上发表。可见，梁实秋对《秋野》的支持并不限于发表作品、引领潮流，还在于亲自指导《秋野》侨生作者陈翔冰等人的写作。

（二）徐志摩与《秋野》

徐志摩（1897—1931），原名徐章垿，浙江海宁人，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出色的诗人之一，新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18 年赴美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入剑桥大学进修。1927 年任教于国立暨南大学，1928 年春受秋野社邀请到校演讲，席上只吟咏了一篇散文诗《秋阳》，却受到了学生的极大好评。此次演讲的内容是朗诵他本人的作品，形式颇为特别，后来这篇作品就发表在《秋野》第一卷第二期上，题为《秋阳》，收在天津出版社出版《徐志摩全集》第四卷诗歌集中，其出处注明为：“载一九二八年一月《秋野》文学季刊第二期（暨南大学秋野文学社办），署名志摩；初收一九八八年上海书店出版《古旧书讯》第六期。朱勇强辑。”徐志摩《秋阳》的最初出处为《秋野》是确实无误的，而把《秋野》月刊说成“季刊”，则是讹误。

《秋阳》是一篇极其优美的散文诗，篇幅不长，只有几百个字：

这秋阳——他仿佛叫你想起什么。一个老友的笑容或是你故乡的山水。你看他多镇静，多自在，多可亲爱。在半枯的草地上躺着，在斑驳的树枝上挂着，在水面浮着。

你直想伸手去把他掏些在掌心里，朵着嘴去亲他一口。

要是你是一颗露水，低低的蹲在草瓣上，他就从东边的树荫里窜过来，一口噙住了你，叫你一肚子透明的思想显得分外透明。

要是你是一只长脊背的翠鸟翘着尾巴，从湖的这边平掠到湖的那一边，就从水面上跳起来在你的羽毛上飞快地印下几颗闪亮的金星。

不错，他是一个有心思有恩情的——好朋友。他不嫌农家的稻草，他一样摩挲长得不丰绽的鲜果。他想法儿去拜会你阁楼上的破旧零星。……[6]

演讲席上徐志摩的声调抑扬顿挫，使同学一番陶醉，但由于乡音听得不很清楚，过后内容已忘大半，文章在《秋野》上发表之后，很多人“才知道是一篇诗一样美的散文”[7]，可见《秋野》发表的这篇《秋阳》还是颇有影响的。徐志摩在秋野社讲座时朗诵自己的诗作《秋阳》后，《秋野》开辟“秋声”专栏，自此泛起了一片“秋声”。从陈翔冰《我是朵严冬的白雪》《玛尼扬娜》等诗作中也可以看出其受到徐志摩影响的痕迹：注重节奏的韵律美和意象的表达等。

（三）余上沅与《秋野》

余上沅（1897—1970），湖北江陵人，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192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23 年留美入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戏剧，继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及剧场艺术，1925 年归国，在北京组织中国戏剧社。1926 年秋，余上沅任暨南大学教授，并与徐志摩等筹办新月书店，担任编辑兼经理，《秋野》月刊从第一卷第五期开始就由该书店统一批发销售。余上沅在暨南大学期间，也积极参与《秋野》的撰稿活动，在《秋野》第二期上发表了《中国戏剧之现在及将来》：十年来，中国之戏剧运动，同时张着两面旗帜，互相抗衡：一面是所谓之“旧戏”，一面是所谓之“新剧”，实在说，无论什么艺术，只有好的坏的可判，没有新的旧的可分。……旧戏的不幸正与新剧相反：新剧不职业化，旧戏太职业化。……[8]

文章阐述了余上沅对中国戏剧现状及前景的看法：“旧戏”与“新剧”互相抗衡，“两者既不去相生，结果或许要彼此相杀”，他在文中指出中国戏剧的现状是“旧戏的营垒破了，新剧还没有成军”，旧戏的发展趋势“舞台物质化，唱演体力化，采用镜框式的舞台”，并尖锐地提出中国戏剧变化“戏院扩大是因，物质化体力化是果，而背后的动机却是商人的操纵”。对戏剧的未来，作者则认为“‘中国戏剧社’是中国国剧运动中人才的大集合，我们希望它在最近的将来，可以给我们一个顶好的消息。”[8]余上沅是戏剧方面的专家，西洋戏剧文学功底深厚，对中国戏剧现状及前景的分析较为专业、透彻，在《秋野》上论述戏剧，填补了《秋野》月刊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缺，随后无论是秋野社社员顾仲彝在《秋野》上发表原创戏剧《情侠》，尝试“旧戏”与“新剧”融合创新，还是秋野社社员温梓川召集成立“暨南剧社”并在晚年文章《舞台春秋》中对秋野社存续期间暨南大学戏剧舞台风云进行回忆，指出《秋野》及秋野社对自己戏剧创作的影响，都可以看出余上沅戏剧理论对《秋野》的灌溉之功不可忽视。

三、《秋野》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

（一）鲁迅、汪静之等中国作家与《秋野》

就《秋野》而言，成绩最高者，当属主编陈翔冰和郑吐飞，两人都是《秋野》的编辑，都是南洋侨生。1926 年秋，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时，他们为了追随鲁迅，遂由暨南大学联袂转学到厦门大学。一年后，鲁迅离开厦大，他们也于下半年同返上海，复学暨大。鲁迅在暨南大学《秋野》办刊期间与陈翔冰、郑吐飞等人有直接书信往来，《鲁迅日记》中有记载的就有20 余处，鲁迅关注指导《秋野》办刊，1927 年12 月21 日受邀参加秋野社举办的讲座，其演讲稿《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最初发表在《秋野》第一卷第三期，这些有力地说明鲁迅对《秋野》有过直接的“灌溉”之恩[1]。而以鲁迅为中心的中国文坛作家群中，在《秋野》办刊期间与鲁迅有直接往来的作家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等都是《秋野》重要的编辑、作者。关于鲁迅、汪静之等中国作家对《秋野》的“哺育”之功，笔者已在（《鲁迅、章衣萍等中国作家与《秋野》）一文中详细阐释，此不再赘述。

（二）王任叔与《秋野》

在《秋野》上发表文章的中国现代作家除了上述几位《新月》作家和鲁迅、汪静之等重要作家以外，还有一位很值得提及，他就是以“阿Q”为笔名在《秋野》“野语”上多次发表杂文的王任叔。王任叔（1901—1972），笔名阿Q、巴人等，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学者，擅长写小说和杂文。他在《秋野》上是否有作品发表，“阿Q”是否就是王任叔，笔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证。由“巴人年表”中的记载可知王任叔在1925 年至1928 年间频繁往来于宁波与上海两地，1928 年春在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1929 年1 月东渡日本，在日本呆了近1 年时间[9]。此记载说明《秋野》办刊期间，即1927 年底至1929 年初，王任叔的确在上海停留过。而温梓川《文人另一面》中的一段话可以进一步印证王任叔在《秋野》办刊期间确实曾活动于暨南大学，“在暨南教书时间最短的，恐怕只有王任叔和彭家煌，他们恰巧又同是小说家。王任叔是代冯三昧师的功课的。三昧师因到白马湖去了，王任叔便来代了一个月的功课”。王任叔在暨南大学代过课，而且是因为冯三昧师去了“白马湖”的缘故，而白马湖正是1928 年王任叔教书的地方，可见，他在暨大代课的时间应该也是发生在1928 年前后。从《秋野》中以“阿Q”署名的杂文来看，时间也正好在1927 年底至1928 年底这段时间，其语言、风格也符合王任叔文章特色，《“精神文明”》《西装与人格》《中国人的家庭幸福》《“真不二价”“童叟无欺”合论》《穿西装也有吃亏的时候》《他们受鬼神惩罚了》《太客气了》等文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多从“小题”展开，以小见大，爱憎分明，喜涉褒贬，文笔犀利、尖刻、大胆，有鲁迅的嬉笑怒骂之风，这与《王任叔杂文集》中作品所呈现的风格是相吻合的，由此可以认定《秋野》上这些以“阿Q”署名的杂文确为王任叔所作。可惜这些语言诙谐、讽刺犀利的嬉笑怒骂文章并没有收入《王任叔杂文集》中，亦没有在其他文集中发现，应该也是佚文。

王任叔刊载在《秋野》上的这些文章，多发在“野语”栏目，内容主要有三类。一类意在抨击日常生活中的封建残余，如《中国人的家庭幸福》讽刺中国人“非‘妻妾满堂’不足以言幸福”这一传统家庭幸福观的愚蠢荒谬，《他们受鬼神惩罚了》则把矛头对准封建迷信，受着封建迷信思想的幻惑而致不明智的人，作者对之又同情又憎恶，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另一类集中反映恶习陋见，打击虚伪的风气，《“精神文明”》《“真不二价”“童叟无欺”合论》都致力于扯破戴在人们脸上的假面具，尖锐地讽刺了一批自以为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的人，并指出他们的“不合时宜”，声明这已然是一个求真求新的时代。还有一类是对国内洋文化的反思与调侃，《西装与人格》《穿西装也有吃亏的时候》写具有洋文化符号意义的西装与洋文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它们在中国大行其道，以至于中国人只认洋玩意儿，不认祖宗。由这几类内容可以看出，王任叔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主动把自己放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以敏感地体验文坛的各种气息，并积极执笔投身其中，用杂文表现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追求。而这样的风格也直接影响了《秋野》侨生作者群的创作，如冬郎《强盗也是人做的》、陈雪江《坚韧与受气》、优时女士《国耻与国粹》等作品，都充满揶揄嘲讽之气，专在打击虚伪和恶势力，嬉笑怒骂蔚然成风，使得《秋野》深深打上了勇于战斗、勇于追求真理的时代烙印。

四、梁实秋等中国现代作家对《秋野》的影响探究

暨南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于1923 年迁校上海真茹，在这个时期达到其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个繁荣局面是由多方面促成的，侨生数量剧增，众多知识界名流前来任教，文化氛围十分活跃，文学活动层出不穷，由暨大师生共同创造出许多文艺成果，奠定了这个时期暨大在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地位，是谓“东南文艺，集于暨南”。而在暨大的众多文艺团体活动中，秋野社的成立及其《秋野》月刊的创办无疑是最有分量的，温梓川在回忆录中称其为暨大最为人知的文学社团，在暨大百年校庆的多篇文稿中，写作者亦不能不为秋野社书写一笔，可见其意义是比较突出的。

《秋野》作为在中国大陆创办的华文报刊，与当时中国众多报纸杂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主要由南洋侨生创办和供稿的文学刊物，他们通过《秋野》及秋野社发生文学活动，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而梁实秋等中国现代作家以撰文供稿方式对《秋野》这片园地进行直接浇灌，又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方式对《秋野》侨生作者群进行指导，这些中国作家的加盟，无疑对《秋野》及其侨生作者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中国作家藉《秋野》阵地积极响应和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潮流，他们的作品大大提高了《秋野》月刊的整体水平，保证了读者群体，为南洋侨生弄潮中国文坛、“继续将刊物办下去”增添了信心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秋野》上发表的作品也为《秋野》侨生作者群提供了学习范本，他们之间因《秋野》而发生的文学往来和交流，以及对《秋野》月刊的密切关注和指导，都有力地促进了《秋野》及其侨生作者群的成长。

《秋野》侨生作者温梓川正是在暨大浓郁的学术氛围，尤其秋野社所提供的文学平台中接受熏陶，然后一步步走向他的创作道路。由温梓川本人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秋野社的一群》《漫谈暨南的秋野社》等可知，夏丏尊在《秋野》发表的小说吸引了他，梁实秋在《秋野》上译介的西方作品，徐志摩在秋野社讲座时朗诵自己的诗作《秋阳》，鲁迅讲《文学与政治歧途》时严肃的批判精神，陈翔冰发表于《秋野》的优美爱情诗等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带来了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启迪[10]。不论后来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各报刊，温梓川皆笔耕不辍，他一生著作等身，自1929 年至1985 年，先后出版了22 本编著译述的专集。此外，《秋野》侨生作者戴淮清战后在《星洲日报》任翻译主任，佃潮痕毕业后先后在泰国《曼谷晨报》《国民日报》《华侨日报》和马来亚《益群报》担任总编辑[2]……东南亚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这些南洋侨生作者由中国文学母体中“脱胎而出”，后来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地方色彩逐渐浓厚，独立意识日趋明显，不断壮大当地文学文艺，才有了后来真正意义上的“马华文艺”和“东南亚华文文学”[2]。马来西亚学者伍燕翎说：“《秋野》在探勘马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应该占上重要的一角”[11]。诚然，秋野社成立、《秋野》月刊创办以及后来《秋野》南洋侨生作者在文学道路的成长，与当时时代文学潮流的影响分不开，也与当时云集上海、直接浇灌《秋野》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支持和激励密不可分。可以说，梁实秋等中国现代作家对《秋野》的影响，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影响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