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0）

隋唐至于宋元是中华文明极尽辉煌的历史时期，也是今天的众多传统节日蓬勃发展并走向成熟定型的历史时期，七夕节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节日研究中，七夕节也历来深受学术界重视，相关研究数量丰富、成果丰硕。

由于国祚短暂、史料有限，关于隋代、元代七夕的研究非常少见，而元代的又多于隋代，代表作如张银的论文《元代七夕风俗和牛女故事管窥》，但相关论文数量极少且大都质量一般。也有一些研究诗词而对元代七夕有所论述的学位论文，如钟海鹏的《元诗所见代节日生活研究》、杨镍玮的《元代节序词研究》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唐宋时期的七夕节，数量相对丰富，角度也较为多元。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七夕节日史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不多，质量参差不齐，目前有限的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宋代，较权威的代表作是程民生的《七夕节在宋代汴京的裂变与鼎盛》。第二类是七夕节俗文化研究。这类研究学术价值较高，主要关注乞巧、磨喝乐及与七夕节俗有关的信仰，代表作如赵洋的《乞巧与狂欢——制度与民俗互动下的唐代七夕乞巧》、刘宗迪的《摩睺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渊源》与《七夕拜魁星习俗的异域渊源》、孙发成的《宋代的“磨喝乐”信仰及其形象——兼论宋孩儿枕与“磨喝乐”的渊源》等。第三类是七夕文学研究。这类研究占了关于唐宋时期七夕节研究的多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唐宋时期以七夕为题材的诗词，对节日的研究是次要的，其根本立场是文学性的。代表作有袁九生、孙力平的《唐代七夕诗的发展与流变》、杨挺的《唐代七夕文学初探》、成明明的《宋诗中的七夕书写》等。第四类是区域性七夕研究。这类研究的代表作有蒲向明的《从唐宋七夕诗文看乞巧在陇南的流传》、刘宗迪与井长海合著的《陇南七夕风俗的异域渊源》。第五类是七夕人物群像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人为主体，重在挖掘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人物的节日文化形象及其节日实践背后的文化心态，代表作有李玉婷的《唐代七夕节的女性文化意象》、赵克尧的《从唐诗看唐代七夕风俗与士庶心态》。

除去以上五类学术论文，还有不少学位论文围绕唐宋时期的七夕节展开，如吕金娥的《汉魏至唐代七夕文学的文化观照》、张莉的《宋代七夕词研究》、刘调兰的《磨喝乐研究》、丛晓雯的《两宋泥塑磨喝乐研究》、刘莞芸的《宋金红绿彩“磨喝乐”瓷偶研究》。这些学位论文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此外，关于少数民族及其聚集区七夕节的研究仍然非常少见，特别是关于两宋时期北方辽金夏等游牧民族政权的七夕研究。在这方面，除去前述刘宗迪的部分文章外，仅有李辉的《金帝诞节改期受贺考》等少数论文可资参考。

总体来说，学术界目前关于隋代及元代七夕节的研究几乎尚属空白，关于唐宋七夕节的研究虽然在视角上比较多样，但也大都篇幅寥寥、不成体系，研究也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志在对隋唐及宋元的七夕节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考证，既从节日主题、节俗形式、节日规模、节日受众等多方面对这一时期七夕节的阶段特征和历史特点进行微观概括，又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审视这一时期七夕节总的发展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历史记载为主，兼采方志笔记和古代文学作品。

1 隋唐五代：七夕节蓬勃发展

隋唐五代，七夕节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国祚短暂，关于隋朝七夕节的记载不多。但仅凭现有的材料也足以证明，七夕节在隋朝同样为贵族和文人所喜爱。与南北朝相同，此时的七夕同样出现在诗歌中，比如薛道衡《豫章行》“当学织女嫁牵牛，莫作姮娥叛夫壻”一句便将牛女传说与后羿嫦娥的神话传说并举[1]。隋炀帝的秘书郎王眘亦曾作七夕诗。此外，据《隋书》记载：“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词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2]既有乐名“七夕相逢乐”，足见其创作是以牛女七夕相会的传说为背景展开的，在这里节日和传说又与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发生了联系。一般来说，有乐必有舞，或许当时也有以七夕牛女传说为主题的舞蹈存在也未可知。可以确定的是，隋朝贵族和上层文人继承了南北朝以七夕入诗的传统，更进行了以七夕入乐的创新，七夕依然为隋朝上层社会所熟悉，仍不失为一个重要节日。

进入唐朝，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繁盛，七夕节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变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普及。虽然这本就是七夕节发展的历史趋势，但这一趋势却是在唐代开始加速的。唐代七夕有如下特点：

第一，七夕节在唐代得到了上层统治者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正式成为需要在宫中大肆欢庆的皇家节日。在唐代皇宫中专门建有一座“乞巧楼”。关于乞巧楼的来历和用处，《开元天宝遗事》 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3]可见，此楼是专为祀星乞巧而建。查阅史书可知，此楼在唐代十分重要。《旧唐书》 记载刘季述、王仲先率军叛乱，“径至乞巧楼下，帝遽见军士，惊堕床下”[4]。《新唐书》记载韩全晦之乱，也有“帝未许，方在乞巧楼。全晦急，即火其下。帝降楼，乃决西幸”的记载[5]。虽然史书在此并非着意于七夕，但由此可知乞巧楼当是皇帝常驻之所，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均在此发生，足见其重要性。此外，关于乞巧，《开元天宝遗事》又云：“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这说明唐朝皇室曾隆重举办乞巧仪式，以至于声名远播，一般民众也加以效仿。“民”这一字，也于此首次出现在关于七夕的记载中，七夕至唐代终于明确指出有民众的参与。

第二，七夕在唐代诗文中留下大量印记，并在节日与文本的互动中加强了与男女情爱和现实政治的联系。唐诗中有不少作品以七夕为主题或素材，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贺、李商隐等人都创作有与七夕相关的诗歌，且多为名篇名句，比如杜甫《牵牛织女》“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6]，李商隐《马嵬·其二》“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7]，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8]，刘禹锡《浪淘沙》“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9]等。除去诗歌外，还有像柳宗元《乞巧文》这种借七夕乞巧讽刺世风、抒发怀抱的辞赋韵文，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在《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中也曾提及七夕。唐代七夕节深受文学影响，被文本化、经典化、丰富化了。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七夕非但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产生了艺术联系，而且更是寄托着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批判意识，七夕节与男女情爱和现实政治的联系被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这种在诗歌中借书写爱情隐喻政治的做法无疑是对屈原楚辞以香草美人和人神之爱比拟政治的文学传统的继承，而七夕文化中的牛女传说本就蕴含爱情主题，二者的融合使得七夕节变得越发富有浪漫色彩。

第三，在节俗方面，唐代七夕节在南北朝七夕节的基础上，将与“巧”有关的节俗发展到了极致，乞巧成为唐代七夕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节俗。关于乞巧，《开元天宝遗事》有详细记载，除去前文所述的穿针乞巧外，还有蛛丝乞巧的形式：

帝（唐玄宗）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可见，蛛丝乞巧由于宫廷中人的示范而引起民间的效仿。

虽然乞巧在唐代的重要性逐步攀升，但是除乞巧外，唐代七夕节还有晒曝革裘与书籍、祭杼、斫饼、化生等多种节俗存在，程民生将其概括为九种，足见唐代七夕节之盛[10]。崔颢《七夕》诗中“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一句有对穿针节俗的描述，此诗说明，唐时长安市民已经家家户户在七夕对月穿针了[11]。此外，《新唐书》中有焉耆国俗尚七月七日“祀生祖”的记载，这是对唐时七夕域外节俗的珍贵记录。

第四，唐人推动七夕节走向娱乐化，从而摆脱了以往浓厚的悲情色彩。在唐代以前，七夕是一个具有浓厚悲情色彩的节日，这在南北朝哀婉凄美的宫廷七夕诗中具有充分反映。但是到了唐代，不但七夕的悲情色彩被横扫一空，反被注入了活泼浪漫、欢乐喜庆的新鲜色彩。这与唐人热爱过节、节日氛围浓厚有关。张勃认为，唐代不仅涌现出许多新节日和新节俗，且唐代的节日大都具备狂欢的性质，唐人甚至因过度沉迷节日娱乐而影响到正常的劳动生产，并招致史家的批评。而且，唐人对节日的热爱贯穿于整个唐代，非但初盛唐如此，中晚唐亦是如此[12]。当此社会，七夕节的节日情调难免受到影响而趋于娱乐化。但是七夕节在唐代众多节日中尚不特别突出，其规模与影响尚无法与其他大节相垺。

至唐末五代，虽世道混乱，但仍延续了唐代七夕节的传统。统治者对七夕节仍然十分重视。《旧五代史》记载，后晋石敬瑭曾于庚寅年“诏停寒食、七夕、重阳及十月暖帐内外郡官贡献”[13]。《新五代史》记载，前蜀王建在位时太子元膺起兵被杀，其导火索便是“是月七夕，元膺召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毛文锡不至”，元膺大怒，自此与当朝宠臣唐道袭一伙矛盾激化[14]。《南唐书注》载：“《五国故事》曰：后主每七夕延巧，必取红日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一夕罢乃散之”，可见南唐七夕也规模盛大。甚至于，该书记载了后主以七夕为生日，“在赐第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因而杀之的说法[15]。此外，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时收有毛文锡《浣溪沙·七夕年年信不违》一词，这是七夕主题的最早词作之一[16]。由以上记载可知，七夕节在五代时期仍十分流行，各个小朝廷也都过七夕。

2 两宋：七夕节臻至极盛

七夕自汉代始成节日，传至宋代已有千年，宋代七夕终于在经过千年积累后迎来了全盛的局面。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代七夕节摆脱了以往以妇女穿针、祈星、乞巧为主的单一形式，具有了多元复合节日的性质。两宋经济文化昌盛、对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开放、思想兼容并收。在此背景下，七夕节吸纳了大量新鲜的时代元素，发展出新的主题和新的节俗。此时的七夕节不但是乞巧节，更是妇女节、儿童节、书生节以及游牧民族的节日。就节俗而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除乞巧外，宋人还制作磨喝乐、水上浮、谷板、花瓜、笑靥儿、双头莲等多种物品，进行种生、穿针、蜘蛛验巧等多种娱乐活动。就参加者来说，男女老幼齐上阵，“儿童裁诗，女郎呈巧”，孩童不仅“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而且“特地新妆，竞夸鲜丽”，妇女也要“望月穿针”[17]。除去妇女孩童，男子也是宋代七夕的重要参与者，七夕时文人雅聚、饮酒赋诗是在南北朝便流行的盛事，宋代崇尚文教，此风更盛。非但如此，七夕时人们互相赠送时令小吃和文具、玩具等礼物的做法在宋代非常流行。《梦梁录》载，早在七夕前数日人们便“以红熝鸡果食、时新果品，互相馈送。”[18]不仅普通民众如此，达官显贵乃至宫廷中人莫不如是。就以磨喝乐为例，据《武林旧事》载，“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睺罗’十卓”，“制阃贵臣及京府等处，至有铸金为贡者”，可见连皇室也未能免俗[19]。甚至于，因七夕送礼不成功还引发了一场政治事故。《宋史》载，史弥远为讨好可能继承皇位的赵竑，“尝因七月七日进乞巧奇玩以觇之”，结果“竑乘醉碎于地。弥远大惧，日夕思以处竑，而竑不知也”，赵竑因毁掉史弥远所赠的七夕礼物而得罪于他[20]。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七夕融入了不少来自域外异族的文化元素，而辽、金、夏等北方游牧民族也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浸染华风，接受了七夕节。比如泥娃娃磨喝乐，据学者考证，其诞生本是受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影响，但是被汉人发扬光大以后，反而又使得金、夏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制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磨喝乐，如金代红绿彩磨喝乐、西夏古城磨喝乐等，这些文物是宋与金、夏文化往来的重要见证[21]。此外，根据史书记载，金熙宗完颜亶以七夕为寿，南宋朝廷还曾遣使祝寿：“皇统七年春，宋遣沈昭远来贺上生辰，盖国主以七夕为生辰也，贺礼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至于完颜亶以七夕为生辰的原因，史家作如下解释：

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来，浸染华风，帅将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乌洩马以上巳、国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22]

由此可知，完颜亶并非真的出生于七月七日，而是受汉人影响把七夕当做自己的生辰。若非国家大节，岂能被君王择为生辰，金人受汉人文化影响之深可见一斑。此外，有学者查阅金代诗文后指出，金文人郦权、刘迎、边元勋、路铎等均有七夕诗传世，这些诗作也是金人接受七夕节的明证[23]。

第二，宋代七夕节高度大众化、娱乐化、商业化。七夕节至宋代最大的转变之一，就是急剧普世化、世俗化，不再是专属于贵族精英阶层的节日，普通民众尤其都市的市民成了过七夕的主力。市民阶层形成于宋代，他们生活在都市，占都市人口的多数，一般不以农业而是以工商业为生，拥有一定的财产，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广大市民阶层的推动下，七夕节获得了空前的热度。据《醉翁谈录》载：“七夕，潘楼前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24]其盛况可想而知。伴随着节日受众骤增、节日规模扩大，七夕节也成了进行商贸交易的最佳时机，在广大市民的节日需求的刺激下，餐饮、文玩、旅游等各大行业均十分火爆。仅就磨喝乐来说，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而像谷板、花瓜、笑魇儿之类的小商品，“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甚至就连蛛丝乞巧的小盒子，也惹得“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向”。在这里，人们巧打扮、吃小吃、买玩具，摆酒宴、祈双星、讲故事，吟诗作赋、结伴出游、逛街购物，还进行蛛丝乞巧、扮磨喝乐、水浮蜡鸟等各种游戏性质的活动，节日的娱乐氛围被营造到了极致，呈现出“狂欢化”的态势。

此外，七夕还频繁出现在宋词中，宋代词人柳永、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李清照、范成大、吴文英、姜夔等人都有以七夕为主题的词作传世，仅苏轼就有《渔家傲·七夕》等三首词作流传。而奉欧阳修《鹊桥仙·月波清霁》为正体的词牌“鹊桥仙”更是专以七夕牛女故事为创作背景，诞生了不少名作，其中尤以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最为经典，堪称宋代七夕词的代表。作词在宋代文坛并不严肃，具有游戏娱乐的性质，文人写作七夕词既为词的创作增添题材，又极大提高了七夕节的艺术内涵，使得宋代七夕在娱乐性提升的同时仍不失风流文雅的韵致。

第三，宋代七夕节正式升格为国家法定节日并被纳入国家规定的节假日体系，完成了正统化、规范化、合法化的历史性转变。在唐宋以前，七夕节只是单纯作为一个自然状态的节日而存在，包括历代帝王在内的参与者不过是出于“惯习”而过节。这一情况在唐宋之间得到扭转。张勃引用日本学者丸山裕美子《唐宋节假制度的变迁——兼论“令”和“格敕”》一文指出唐时七月七日放假一天，但未知该文所据材料之出处。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宋代，七夕节已经被朝廷正式“收编”，以皇帝诏令和国家律令的方式正式承认了它的地位，并将其规范化、标准化，使之成为一个被官方意志和主流文化认可的节日。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七夕节的合法性问题，并影响到此后的历代王朝。据程民生考证，“七夕节”一词最早便出自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的一道手札。据史书记载，宋太宗也曾于太平兴国三年专门下诏就七夕节日期进行规定：“七夕嘉辰，著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25]由此可知，七夕节在一开始便受到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此外，朝廷规定，“七夕、授衣、重九、四立、春秋分及每旬假各一日”，即七夕节必须放假一天。皇帝的重视和官方的认可，不但在当时有助于七夕的推广，而且也为后世历代王朝树立了典范，此后，把七夕节定位为国家法定节日便成为了一个传统，为明清所沿袭。宋代七夕终于在众多节日中脱颖而出，不复之前“泯然众人”的模样，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国家大节。

另外，受宋人影响，金人也模仿宋朝把七夕在内的众多节日命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皇统五年四月，敕旨……七夕、春分、立夏、立冬各一日”[26]。这是金人过七夕节的又一力证。

经过唐宋的发展，七夕的普及进程获得了极大推进，终于下潜到基层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不分男女老幼甚至地域、民族的普世性节日。此后元明清三代的七夕节都是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继续向基层传播渗透。但是宋代七夕所展现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却是后世无法超越甚至无法复刻的。

3 元代：七夕节继续传承

关于元代七夕的记载不多，但是综合史书、方志和文人诗词也可以窥知一二。其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据史书记载，元代宫廷沿袭了过七夕的传统。据《元史新编》描述，“至大中，妃洪氏最宠，专房。宴七夕，结彩楼于台，诸妃嫔不得登，独洪妃与宫官数人升楼散彩，令宫人俯拾之，以色艳淡为胜负，设斗巧宴。”[27]柯劭忞《新元史》中也有此记载。由此可知，元代宫廷有宴七夕、结彩楼、散彩斗巧的活动。这说明元朝统治者也接受了七夕节，并未因民族文化差异而排斥七夕。

第二，从地方社会来看，七夕节也依然存在。元代地方志中关于七夕的描述大多不过引述前代文献对七夕的来历和节俗作简要解释，比如元至顺《镇江志》引用《开元天宝遗事》来解释乞巧[28]。虽然该书并未充分记述当地七夕节的具体情况，但仍保留有关于七夕乞巧的记载，这说明当地至少仍有七夕乞巧的节俗。此外，明代方志中关于七夕的记载较为丰富，这也侧面说明元时七夕在中华大地上并未断绝。第三，元代文学戏曲作品中有不少关于七夕的内容。同以前一样，元代文人在七夕节依然饮酒雅集、分韵作诗。白朴《摸鱼子·用严柔济韵》一词中有“听笑语，知几处，彩楼瓜果祈牛女”的描写[29]。元末刘仁本《七夕宴会分韵得人字》一诗中也有“双星会七夕，芳筵瓜果陈。长歌乞巧辞，对酒娱嘉宾”的论述[30]。据此可知，元代七夕节在形式上与前朝并无差别，一样作瓜果之会、祈牛女双星、传牛女故事。

诗文以外，元杂剧中包藏着更多的内容，不少经典剧目的唱词都涉及七夕，尤其是牛女传说。《西厢记》中有“博得跨凤垂鸾客，卧看牵牛织女星”，《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有“从今后不见长安，望北斗生扭做织女牵牛”，《裴少俊墙头马上》有“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得斗牛星畔客”，等等。更有些剧目，其情节展开的主要背景或主要线索就是七夕节，比如《唐明皇秋叶梧桐雨》《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前者的高潮部分本以七夕为时间背景，故全文多次提及七夕，比如“今逢七夕，妾身设瓜果之会，问天孙乞巧哩。”后者则故事全部围绕泥娃娃魔合罗展开，一开头便讲到“每年家赶这七月七入城来卖一担魔合罗”。除去以上剧目，据笔者查证，仅《元曲选》中就还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多部作品提及七夕节，而该书只是元杂剧选编，因此在全部元杂剧中对七夕的书写应当更多[31]。此外，元末南戏《白兔记》中也有对七夕的书写。

不过在这些剧目中，对牛女故事的化用是主要的，对节日本身的描述有限。而且，戏曲中的民俗镜像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具有虚拟性和一定的失真度，因此戏曲中对节日的描写虽有参考价值但也不完全符合现实[32]。然而，这些记载却足以证明七夕的节俗文化和相关传说在元代文人和民众中仍广泛流传，因为戏剧作品多为底层文人所作，是直面社会大众、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虽然在元代七夕仍然得以延续，但若从整个七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元代开始，七夕在整体上已然走向僵化和衰落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自元代始，宋代那种大规模的、以城市为中心、官绅市民集体欢庆的七夕节已成历史绝唱，开封、杭州的七夕盛况后世未能再现。

二，自元代始，七夕节的节日主题及主要节俗几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其发展态势由元代之前的动态发展、与时为变向明清的稳定同一转化。元代之前，七夕几乎在每个朝代都衍生出了新的主题和节俗，元明清三代这种情况几乎罕见。

三，自元代始，理学盛行，六百余年间除鼎革之际外，国家礼法森严、等级严明，对女性及男女情爱束缚尤多，像七夕这种蕴含浪漫精神、平等意味和自由解放色彩的充满娱乐性的节日已然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七夕虽继续传承，但其走向衰落和僵化的势头却已经出现。

4 结束语

隋唐两宋期间，七夕节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经历着内在主题和外在形式的演变，其主题和节俗一直处在不断变动中，在每个时代都经历了在前朝基础上的重构，从而在边传承边重构的历史过程中延续下来，直到元代才终结这种局面。

通过考证七夕节如何逐步攀升至顶峰又如何开始走向衰落，可以探明节日生成的社会机制、还原古代的社会风貌、推动相关学术研究，也可以对如何看待当下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热点有所启发，有助于消解分歧和偏见。比如说，七夕节早在唐诗宋词元曲中便与男女情爱息息相关，其节日文化中早已蕴含爱情元素，故而其在今日向情人节转化似乎也情有可原。此外，七夕节并无固定的“节日传统”，现在所谓的传统其实值得商榷，就像乞巧是到唐代才真正兴起并代替祈星成为最主要的节俗，而宋代风靡一时的磨喝乐却在后世消失不见。今天我们要想科学地看待传统节日，应先对节日的发展演变历程和内在规律有充分的把握和充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