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与民族标识的深度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3 年6 月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和创新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为更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也使得近年来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主题研究渐入佳境。

总体来看，学界现有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同时也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需求，应用研究缺少系统性、实证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发展战略研究指导性、预见性、前瞻性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式现代化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为此，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研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的重要讲话精神，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一、有关概念界定及关系辨析的研究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对概念进行界定，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事物的认知，厘清其内涵外延，理解其自身本质①张玲、宋乃庆、蔡金法：《问题提出：基本蕴涵与教育价值》，《中国电化教育》2019 年第12 期，第31-39 页。。

（一）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学界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阐释；二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对它进行的概念厘定。

在一般意义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阐释：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由精神特质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价值系统②李爱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确证》，《宁夏社会科学》2022 第2 期，第5-13 页。，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日用而不自知”。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立基于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由之而构成的一整套关乎思维方式与伦理规范的文化道德体系③王增福：《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进展与展望》，《学习与实践》2017 年第10 期，第112-121 页。。从时间上看，它主要指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华文化④李辰洋、魏俊琰：《意义、问题与路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文化与传播》2018 年第2 期，第8-12 页。。

从广义和狭义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厘定：从广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形成的各类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层面的中华文明的结晶，具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三种表现形态⑤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25 页。；从狭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仅仅是指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即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各类先进精神活动，包括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其他精神成果⑥李双套：《传统文化现代化:何谓、为何与何为》，《江淮论坛》2019 年第4 期，第77-81 页。。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而言，学界一般认为它是民族的、经典的、发展的、开放的，是中华民族不断累积、沉淀、演化、交融而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群体特征的独特文化标识⑦王寿林：《文明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 期，第176-184 页。，具有历史性、传承性、稳定性以及民族性等特征，体现在中华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审美观之中，其核心部分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最根本、最深厚的文化基因，它不仅包括物质形态，还指向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一种从过去开始，融入现在，直指未来的意识趋向和客观实在”①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年，第56 页。。

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中华文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构建的物化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则是把中华文化传统诠释由自发自在状态推向新时代自觉自为状态的理论与实践②颜晓峰、任倚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界历史意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 期，第1-11 页。。

（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多维解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解。从文化传承的概念定义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可以简单理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承接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延伸的过程，既包括对物质文化的保护和展现，也包含对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创新和发展③王越芬、关媛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庭美德的传承与转化》，《理论探讨》2022 年第6 期，第89-92 页。；从文化传承的时空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更偏重于精神文化在时间上的传衍与承续，是文化在代际间的纵向传递与子辈承接，表现为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活动和行为系统④王梅琳、李安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青年责任》，《广西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第140-144 页。；从文化传承的本质属性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又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再生产⑤侯惠勤：《论人类文明新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第5-18 页。，是中华民族群体在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活动中，对既有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习俗的认同和遵守，是关于权利、义务和社会责任的纵向与横向的传递与接受，也是“社会文化基因”进行复制的一个过程⑥王利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与现代化发展——以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为视点》，《编辑之友》2023年第4 期，第6-11 页。。洪晓楠、杨番等综合了诸多学者的观点，提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就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与政治相融合的制度保障、精英主导、研究阐发、保护整合、教育引导以及文化传播等多种方式进行多重机制的联动⑦洪晓楠、杨番：《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体系探析》，《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9期，第22-28页。。

总体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项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把握过去，又要融入当下，还要指向未来，需要综合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野，构建一个由“文化反思”“文化选择”“文化诠释”“文化重组”“文化更新”等诸多环节构成的学理分析框架，以及由此组成的一个由“传承意蕴”“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传承保障”诸要素有机联结的行为系统和实践机制。

（三）需要辨明的几对关系

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需要正确处理好传承与传播、传承与创新、传承与保护等几对关系。

1.传承与传播的关系。文化的传承主要是文化在时间上的垂直传递，表现为文化内容与形式上的累积性和连续性，重视的是结果；文化传播主要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横向传输，表现为文化要素的平行播布，关注的是过程。二者虽有区别但又有联系：一方面，文化的传播包含着传承的内容，当一种文化被人们接受时，文化传播就实现了向文化传承的转化；另一方面，文化传承也包含文化传播，因为文化传承的过程首先体现为文化的传播，无传播无传承。虽然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不能用文化传播来替代文化传承，只注重过程而淡化结果，应消除用文化传播替代文化传承、将文化传播等同于文化传承的误区①田艳、汪愉栋：《从文化自觉看黄河文化传承传播的路径》，《贵州民族研究》2022 年第5 期，第40-46 页。。

2.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彼此独立甚至相互矛盾的，因为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接，这种承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顺延性和闭合性，而文化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加工、创造甚至是颠覆和超越，它是指向未来的，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和拓延性，在此意义上，二者好像并不相容，没有交集。但在实践过程中，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有着微妙的关联：一方面，文化在传承之中就包含着文化创新，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通过“传承→创新→再传承→再创新”②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第1-7 页。这样的循环往复得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创新也离不开传承，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土壤，没有一种文化创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化创新不可能凭空创造。因此，文化传承本身就蕴含着创新，它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结果；文化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现有的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基点。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

3.传承与保护的关系。一般来讲，文化保护可以分为静态保护和活态保护两种类型，对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属于静态保护，对文化进行传习进而使其得以继承延续的保护当属于活态保护，不论是静态保护还是活态保护，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导致文化传承。但对于文化静态保护来说，它并不必然导向文化传承，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中断。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可以直接进行传承，而另有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在某个特定时期，由于传承条件和环境不成熟，可能不会被直接传承，而是被记录、存储，先行保存起来，等待条件允许之后再进行传承③李勰刚：《浅析重构文化传承机制的现实必要性》，《改革与开放》2013 年第10 期，第187-188 页。。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不能用本位论和阶段论的价值观简单地去评判一种文化的优劣和好坏，一些现在看起来“落后”的文化，在某个时期却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未来也可能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政策，不同时代的文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这一时代的问题和任务决定的①晏振宇、孙熙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路径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5 年第6 期，第58-61 页。。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是由现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任务和问题所决定的。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研究，能够增强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研究和体系的构建，能够有效破解当下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沉积下来的文化结晶与精神标识，承载并形塑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命脉和文化烙印，是中华儿女的“根”和“魂”。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现存的大量经典文本和历史文物记载并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谱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版图，回答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何处来”这一根本性的民族根脉和源头问题，使得“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标识得以确认②顾明栋、陈晓明、张法：《重写文明史：为何重写，如何重写?》，《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3 期，第40-64 页。。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③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9 页。舍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背离我们民族的根本、舍弃我们民族的血脉、抛离我们民族的灵魂。如果那样，我们不仅无法立足于现在，更无法面向未来④王亚婷、孔繁斌：《用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河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第36-42 页。。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底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文化传统、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尊重，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和创新的基础。从历史维度看，中华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绵延流长，虽然历经种种挫折和阻碍，但仍以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吸纳消化着各种外来文化，呈现出强大的精神韧性和包容弹性，对形成、维护、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联结黏合作用；从世界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法合治、居安思危、道法自然的思想元素和生命智慧，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和显性优势，向世界提供了一条超越西方传统的哲学之路，呈现了人类寻求更加美好未来的可能。历史经验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自强，而且也能够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提供智慧支持①邹广文、王毅：《文化自信的三重内涵》，《光明日报》2018 年1 月12 日，06 版。。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价值理念和精神气质，蕴含着内涵深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宋晓炜：《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产业》2023 年第4 期，第160-162 页。。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岁月而不离不散，依靠的是共同的愿景、理想、价值观以及思维和生活方式；历经屈辱苦难而团结同心，凭借的是沉淀在传统文化之中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在千百年的风云变幻、朝代更替和外敌侵扰中，中华民族却能屹然耸立、坚如磐石、意气风发，秉持的就是一脉相继、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和民族凝聚力，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厚重磅礴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它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团结齐心、自强不息的情感纽带，是中华民族共同抵制外辱、奋发向上的“共同记忆”③张明仓：《英雄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 年第5 期，第32-36 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④王泽应：《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综论》，《中原文化研究》2023 年第3 期，第5-12 页。，也是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气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源泉⑤徐黎丽、杨立霞：《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作用》，《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41-49 页。。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尊崇和蕴含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既明示着对个人修养的要求和警示，也暗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和担当，这种把个人家庭命运与社会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把“小我”和“大我”有机结合的价值追求与道德践行，正是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和哲学基础。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民族精神和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深深根植于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它所弘扬的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根源。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自我修身”的价值观，已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共有的精神财富。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59 页。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与政权更迭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其中关于“政者正也”“民惟邦本”的思想，“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的思想，清廉从政、正己修身的思想，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的思想，都深刻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追求，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执政理念、责任担当、清廉原则和价值导向，对理解和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深化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①刘仓：《习近平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5 年第1 期，第78-86 页。。当下国家治理的诸多理念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民本、礼治、外交、生态、改革等思想精髓，这既是中华文化传统话语体系的现代化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理论资源②兰菲、赵改萍：《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向度》，《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 年第4 期，第62-70 页。。

三、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承载文化传播、文化继承和文化发展，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关系把关键要素有机组合起来的一整套体系，包含经典文献、政治制度、世俗礼仪、教育模式等，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和系统性等重要特征。它主要解决的是“为何传承”（传承意蕴）、“由谁传承”（传承主体）、“传承什么”（传承内容）、“怎样传承”（传承方式）以及“如何保障”（传承氛围）等核心问题。

（一）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要素构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一个由传者、承者、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传承场域以及保障体系等多种要素、多个维度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通过文化输入、文化输出并借助反馈机制实现多种功能的集结③柏贵喜：《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及其建构——基于系统论、控制论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 年第5 期，第62-67 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是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的单独作用，而是各要素之间、各层面之间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协同，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关系，需要在系统论、控制论的视域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成要素作整体性的思考④段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体系建构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2 期，第1-6 页。。

1.传承意蕴。传承意蕴解决的是“为何传承”的问题，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行动基点和逻辑起点。从本质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思想文化动能、满足人们群众对幸福生活追求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这就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战略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基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走向问题。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博大精神、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理解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思想图谱，也是理解未来中国的文化密码，其中蕴含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对于深化世界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①徐福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意蕴及实现理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第10-15 页。。

2.传承主体。传承主体回答的是“由谁传承”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传承策略的选择与实施，也直接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效果。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还没有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和比较密切的关注。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纳入意识形态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承担传承传播的重要使命②谢念：《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贵州日报》2019 年10 月16 日，009 版。；有学者认为学校应是传承主体③贾云飞：《思政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研究》，《高教学刊》2020年第7期，第161-163页。；有学者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④张文强、朱桂琴：《培根铸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及实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1 期，第48-57 页。；也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由政府、社会精英、现代学校和民间组织/艺人形成合力，良性互动⑤李先明、成积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理论、实践与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11 期，第138-145 页。。综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是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网络及其彼此之间的密切互动。

3.传承内容。传承内容回答的是“传承什么”的问题，它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元素，包含传承态度和内容建设两个层面。关于传承态度，有学者认为要坚持古为今用的辩证思维，全面剖析、科学诠释、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和精髓⑥王增福：《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的基本要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第55-64 页。，要做到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相统一⑦杨仁忠、汪晓萌、赵殷：《“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深刻内涵、逻辑理路及重大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 期，第1-8 页。，在守正创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⑧张万强、王猛：《在守正创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04 月19 日，001 版。；关于内容建设，有学者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传承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关怀⑨张思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浅析》，《文化学刊》2019 年第12 期，第131-133 页。，仁义礼智信的中国核心文化元素⑩王荣、闫晓：《黄河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90-96 页。，民本、和合、诚信、大同的重要理念⑪冯刚、鲁力：《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第1-10 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特质①向翔：《习近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把握》，《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 年第11 期，第5-12 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②李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深度解读》，《理论月刊》2020 年第2 期，第42-52 页。等。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内容应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伦理、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等方面加以总结概括，并加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③杨盼盼：《“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路径探索》，《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7 期，第76-79 页。；也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要提炼精华、创新形式、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④任丽梅：《文化技术视阈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考》，《学术论坛》2019 年第6 期，第79-84 页。。

4.传承方式。传承方式回答的是“怎样传承”的问题。从传者与承者的关系来看，文化传承方式主要有一传与一承、一传与多承、多传与多承、多传与一承的关系。从传承效果来看，文化传承方式有连续代际传承与离散代际传承。前者指文化传承在代际间具有持续性的关系；后者指文化传承在代际间具有非连续性的、抽样特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种文化传承可能暂时中断，但隔代或数代后会重新接续，之后再次中断，隔代或数代后再次接续，如此循环。当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主要有：民间传承方式，包括师徒传承、行业传承、家庭传承、文化典籍传承和节日传承等⑤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第91-100 页。；现代学校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幼儿、中小学、大中专院校的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⑥赵伦娜、陈立鹏：《文化传承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学术探索》2023年第2期，第135-142页。；现代媒体传承方式，包括两微一端、一号一抖一网等；当代开发利用传承方式，包括发展文化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文化场馆传承方式，包括以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和艺术馆等为主体的公共场馆⑦杨九龙、贺秉花、尹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渭南鼎礼文化的弘扬创新》，《图书馆论坛》2022 年第9 期，第9-12 页。。

5.传承氛围。传承氛围回答的是“如何保障”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稳定安宁的外部环境与美好和谐的内部氛围。在国外，需要坚守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胸怀与格局，秉承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天下大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哲学与和平共处、永不扩张、永不称霸的国家外交，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路径，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更加丰富而真实的“中国形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国内，需要积极营造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社会生活空间，注重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结合与融合，营造良好真实的父慈子孝、邻里和睦、尊老爱幼、热心助人的社会文化传承氛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进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节日庆典、法律法规、礼仪规范、民风民俗相衔接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最具有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标识的文化符号，嵌入重要节日和节庆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实化于行、固化于制①邵希芸、金雪辉：《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探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2 期，第69-72 页。，成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集体惯习。

（二）关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传承意蕴”“传承内容”“传承主体”“传承方式”“传承氛围”等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主要应从四个方面进行：

1.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体系

一是从哲学、史学、文献学等维度全面整理、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文本，正确解读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字词本义和核心要义，从中破译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基因密码，提炼出古今通融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标识②山西省政研会秘书处课题组：《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0年第2期，第26-28页。；二是辩证地审视、考量、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结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进而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③王凡：《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经验借鉴与优化策略——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理论建设》2022 年第6 期，第94-103 页。，并探索适合的现代表达方式；三是多措并举，多方用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话语体系的有效传承模式④黄晓曦、苏宏元：《中国文化如何有效走出去?——基于20 个文化走出去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8 期，第46-54 页。；四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成果嵌入社区文化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⑤宋小霞、王婷婷：《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分析及现状和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第176-181 页。，并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现代话语评价和反馈机制。

加快实施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编制完成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实施意见，流域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河湖渠系沟通等规划编制工作有效推进。进一步加强了入河排污口监管，完成2013年滦河、永定河上游、漳卫南运河水系共306个入河排污口监督检查和监测工作。推进引滦水资源保护，完成潘、大水库周边水源地保护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有效应对浊漳河突发水污染事件，保障邯郸、安阳两市供水安全。实施流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黄泛平原风沙区等试验示范项目，加快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推广步伐。

2.创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机制

一是深刻把握文化传承的历史规律与时代特征，秉承和完善传统传承方式，探索创新现代传承方式，超越传统的“生活化”和“生存化”强制机制，建构以反馈机制和对话机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同传承机制⑥李友梅：《人民本位的中国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5 期，第1-11 页。；二是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各自特点，合理规划、顶层设计、着力建设与之相对应的传播载体，明确各类传播载体的领域分工，建立和完善全面覆盖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传承润泽机制⑦谢加书：《马克思恩格斯的日常生活观四重维度》，《湖北社会科学》2015 年第12 期，第5-10 页。；三是夯实以党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传播载体，构建以新媒体和新技术为支撑的全媒体传播体系⑧王彬：《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当代电视》2023 年第4 期，第9-14 页。，打造以艺术节、旅游节为重点的文化活动载体⑨黄意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临的障碍及破解路径》，《重庆社会科学》2020 年第5 期，第119-128 页。，推进以先锋模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载体，发挥以国民教育和学校系统为依托的教育传播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贯穿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日常工作生活学习的全过程。

3.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养成体系

一是选优树典，充分发挥先进模范的带头引领作用，通过文明城市、诚信企业、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评选活动，在全社会切实形成弘德扬善的正向效应和浓厚氛围①王维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治理的创新发展》，《思想教育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25-131 页。；二是推进道德大讲堂和中华美德巡讲活动，丰富完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场景的道德大讲堂和各地巡讲运行机制，积极组织各行业的道德模范、文明标兵、时代新人、成功人士进乡村、进企业、进讲堂，现身讲述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三是积极拓展家风家训教育，结合区域现实，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与历史优势，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家训和传统家庭美德，组织诵读家训组训，言传身教，促进家庭美德和孝道建设②田旭明、杨正梅：《中华家国文化的新时代阐发与实践》，《中州学刊》2023 年第3 期，第115-122 页。；四是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公益或社区活动，使得社会风尚实现日常化、生活化，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活动中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倡议善行善举③揭春兰、韩璞庚：《新时代社会风尚建设的实践哲学阐释》，《甘肃社会科学》2023 年第2 期，第113-121 页。。

4.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障体系

一是制定专项财政支持投入政策，统筹整合中央和地方财政资源，加大对我国历史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国家重大文化项目的保护扶持力度；二是制定出台系列激励政策，对保护、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组织、企业和非遗传承人等，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三是通过立法或者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体制、机制建设上加强顶层设计，对政府、场馆、学校、企业、媒体等传承主体的职责、义务进行明确，对文化传承行为进行规范、监控、评估；四是在全社会加强政治宣传和普法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④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3 期，第4-25 页。。

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对策建议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体系，重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融合、有序衔接，打造良好的传承氛围⑤苟兴朝、杨继瑞：《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长白学刊》2023 年第3 期，第109-120 页。。同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制度安排，明确“两创”目标方向、确立根本原则遵循、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等。

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契合，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又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以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新动能。

三是建立良好的文化传承生态系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研究阐释、保护整合、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诸多环节，需要各层面、各环节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协同的统一体。同时，还需要加强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融合，培育健康良性的文化传承生态系统①李洪修、刘燕群：《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课程体系的路径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124-130 页。。

四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需要重点加强传承意蕴、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以及传承氛围的研究，在吸收本土成果、借鉴他者经验基础上，形成自身体系特色；需要重点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包括但不限于保存保真、整理挖掘、传承弘扬、内容再造、形式创新等环节，将优秀的文化成果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需要从系统论的视角不仅加强文化要素的优化整合与重组，还要付诸行动联结更为广阔的社会情境；需要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家战略高度，不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加强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把历史经验提升为科学理论，并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路径，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五、回顾与展望

（一）历史回顾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是充足的，但又是不够充分的。之所以充足，是因为现有研究成果相当丰硕，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当代价值、传承方式、传承内容的阐释，又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构建和对策建议的探索。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及传承路径，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时间上的传衍与承续以及空间上的传递和播布，其体系的构建是由文化输入、文化输出以及反馈机制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需要处理好内部各要素之间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加快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加强文化传承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实践养成体系和保障体系等。

但同时这些研究又是不够充分的，缺少文化反思、文化自觉与价值重构，就学术本身发展的累进价值以及对中国文化实践的指导意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首先，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宏观的理论探讨，尤其是价值意义方面，缺乏扎实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和可操作化建议，缺少有思想、有思路、有思考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研究报告，缺乏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研究视野；其次，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避实就轻之嫌，比如在“传承对象”问题上，许多研究认识不清，界定不明，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小学和大中专院校的在校生，对成人的传承关注较少，这将会使学校成为文化传承的孤岛；最后，有些研究侧重于市场逻辑，过于强调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而忽视了文化建设公共物品属性，将会误导政府的决策、执行与担当，并且以追求效益为圭臬的资本看重的是流量和效益，很难对耗时耗财的传统文化传承进行“精耕细作”。

（二）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思想道德、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转，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现实逼迫学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专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相关理论研究与路径探索。具体来讲，未来研究可能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未来研究趋向而言，学界将会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从理论指引的战略高度，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研究中；另一方面，以理论自觉的姿态，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融通性与契合点。二是从学术自身的研究视角，不断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理论的反思和体系的建构，将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实现路径等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并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论框架有所创新。三是从实证研究的对策角度，学界将会更加关注顶层设计与相关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在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故事化、数字化、现代化以及国际化方面①岳春燕、李红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五个维度》，《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 年第11 期，第80-83 页。提出更多的建议和参考。

第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未来学科研究范式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将会走上跨学科交叉之路。就目前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已经有学者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整体而言，跨学科、交叉性的综合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纯某一学科的视角难免会造成视域的狭窄与实践的困难。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未来的研究中，学科的边界会被打破，界限趋向模糊，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和互相通融将会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