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宁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中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相对较低,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摆在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是一种现实需要。目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大循环,旨在提高国内居民消费能力,这对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力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县域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关键一环,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将从多方面提高城乡居民消费。

一、县域新型城镇化和扩大消费的辩证关系

(一)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消费扩大

以县域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不断促进县城建设,提升县城发展水平,更好满足县域内城乡居民消费;另一方面,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扩大县域城乡居民消费。边杨等(2021)认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国内需求潜力的不断释放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而新型城镇化正是扩大内需潜力之所在。以县域新型城镇化为核心把乡村和城镇衔接起来,激发消费,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张蔚文和麻玉琦(2022)分析了卫星县城、节点县城、一般县城的发展思路。孔祥智和何欣玮(2022)提出,作为连结城市与农村的“中转站”,县城是城镇化建设以及城乡融合的最前沿。唐博文和郭军(2022)、张建刚(2021)认为,在扩大内需战略下,扩大乡村消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扩大内需战略有重要影响。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有1 301个县,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契合点,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将会形成巨大的消费潜力,新的需求带来新的投资,以县域为核心实现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助推国内大循环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镇区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达10.8万亿元和5.9万亿元,2013—2021年年均分别增长10.4%和9.8%。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值上有明显的差距。2013—2022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直观地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 396元,人均消费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是67.16%;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49 283元,人均消费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为61.67%,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这也符合边际消费倾向理论。反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左右,反映出受中国量入为出传统观念影响,在农村居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消费受到限制。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契合点,以县域、乡镇为中心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激发和扩大内需,同时带动投资增长。县域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在扩大内需上有巨大潜力,县域新型城镇化对于挖掘消费潜力具有重要作用。唐升和孙皓(202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趋同是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并且这种趋同是能够促进总体消费扩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同。

表1 2013—2022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

(二)消费扩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消费扩大也会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建设,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城乡产业体系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从供给侧发力,促进消费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从需求侧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效衔接起来。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国的经济特征都是以内需为主导,把立足点放在国内大循环,就需要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四个阶段论述来看,生产对于流通、交换、消费来说起决定性作用,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消费是整个流通过程的结束,如果没有消费,商品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就意味着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无法实现其价值。消费是这一生产过程的结束和下一生产过程开始的中间环节。消费作为内需的一部分在新型城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2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指出,当前我国面临需求下降、供给冲击、外部环境动荡等多重问题,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第一点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指出,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方面的压力仍然较大。当前如何扩大内需,如何促进消费和投资的相互促进,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居民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

(一)居民消费结构

我国居民消费内容包括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项内容。本文将八项消费内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三个板块。三个板块对居民消费内容的划分只是一个相对的界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消费之间有交叉内容。本文参考张慧芳和朱雅玲(2017)对消费内容的划分,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和居住;发展型消费包括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享受型消费包括家庭设备及其服务、娱乐、文化和其他用品与服务。三种消费类型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这也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存型消费得不到满足或解决的时候,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就无从谈起,当然本文所谈的生存型消费内容仅从满足人自身生存角度出发,不涉及高端或具有一定额外价值的食品、衣着和居住内容。

2012—2021年城乡居民不同消费支出占比如图1所示。

图1 2012—2021年城乡居民不同消费支出占比

从图1可以看到近10年城乡居民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占比情况。2022年我国恩格尔系数为30.5%,已达到国际标准的富裕线,2013—2022年,我国恩格尔系数维持在30%左右,表明我国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持稳定状态且呈下降趋势。从住房支出这一项看,城市和农村之间有着不同的转折点,首先是农村居民住房支出在2014年跃居第二位,超过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这背后有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促进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农村居民在住房支出的占比。城镇居民住房支出陡增,背后有城市人口增加、住房需求大于住房供给等原因,本文在此不做过多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居民总消费中,生存型消费仍占很大比重,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占比相对较少,并且呈不稳定态势。从整体消费率来看,2021年我国消费率为54.5%,史琳琰等(2023)指出,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消费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推动力,我国的消费率低于世界水平,因此消费对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分析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找寻制约扩大消费的因素,对于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

消费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分析,扩大消费有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量的扩大和积累是质提升的前提,质的提升也是量持续发展的需要,消费质的提升如果仅局限于少数人,最终也会陷于停滞。柳思维(2014)从影响消费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两个角度分析了居民收入、产业结构、价格水平、人口总数与人口结构、文化、环境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本文从物质和意识的角度出发,探讨相关因素对当前我国消费的影响。

1.城乡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居民的消费品基本都是通过自己的收入来购买的,收入多少特别是可支配收入多少决定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受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将逐渐降低,剔除高收入人群,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不足主要是由于收入不足。从收入绝对值和相对值角度来看,城乡居民收入都在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随着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和收入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同时也要看到城乡居民收入仍有一定差距,还要看到城镇居民内部之间差距和农村居民内部之间的差距。

本文从收入的四种类型分析不同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城乡居民四种收入分析如图2所示。第一种是工资性收入。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呈上升趋势,表明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其他三种收入远低于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与此不同,2015年之前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大于工资性收入,2015年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超过经营净收入。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在增加,但在绝对值上仍存在不足。第二种是经营性收入。城镇居民较少从事第一产业生产,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经营性收入是总收入的一大来源,但其经营性收入也相对较低。据统计数据来看,2021年之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总和都未达到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50%,从这一角度能更直观地看到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种是财产净收入。城乡居民在财产净收入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源于我国城乡土地、宅基地要素权利不平等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郑振源和蔡继明(2019)认为,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产权相比,集体土地没有处分权、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物权和完整的用益权。刘守英和熊雪锋(2018)指出,二元土地制度下乡村发展权丧失。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不平等加剧了财产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可以将闲置房屋出租获取一部分收入,农村居民宅基地转让仅限于在同一集体内部。第四种是转移性收入。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都在逐年提高,2022年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为4 203元,城镇居民转移净收入为8 882元。即使排除通货膨胀,截至2022年,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仍未达到城镇居民2013年的水平。通过四种不同收入分析城乡居民的差距,从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比重来看,中间偏下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家庭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较小,两组占比为城镇居民的40%,城镇居民有92 071万人,农村居民有49 104万人,农村居民加城镇中间偏下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人数达85 932.4万人,约占2022年全国总人口的60%。将这一群体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人群,提升这一群体的收入,将有效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图2 2013—2022年城乡居民四种收入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以县域为中心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消费,促进扩大内需战略。

2.城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角度来分析,生产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决定消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当前人民群众对消费的需求已经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从供给侧角度发力,提升供给质量,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就城镇居民而言,供给能力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挖掘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根据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1)》显示,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口0.53万亿元,食品类占比为6.37%,革、毛皮及制品、箱包等增长较快,跨境电商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差距。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质量得到提高,能够进一步刺激消费,同时消费的扩大也反作用于生产,实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会限制居民消费,因此产业结构调整要紧紧围绕居民的消费需求,新的需求会激发新的生产,新的生产也可以促进新的需求和消费。从三大产业结构具体分析当前制约城乡居民消费的痛点。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逐渐缩小,第二、三产业占比在近些年呈波动趋势,但总体上升。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比值缩减,意味着以第一产业为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下降,这与前文所分析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超过经营净收入情况相吻合。第一产业中,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城乡居民对食品供给的需求已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因地制宜地发展绿色农业,将科技和健康等要素融入第一产业生产,提供更好、更优、更健康的产品,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第二产业提供居民日常所使用的大量产品,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作为“世界工厂”给其他国家相关产品进行代加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城乡居民消费提升将进一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大、中、小城市第三产业之间存在差距,城乡之间也存在差距,一般县域的服务业发展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县域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也制约着相应群体的消费。

3.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教育、住房、医疗三项内容,这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一定比重,进而影响居民的其他消费内容。教育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十分关注的一项内容。当前我国教育存在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从地区来看,中部、东部教育资源优于西部地区;就城乡来看,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还是作为软实力的教师资源,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袁梦和杨华(2022)指出,县城激烈的教育竞争为教育消费市场提供了空间……一个孩子每年的培训总费用为1～2万元,多子女家庭教育支出压力更大。这种教育不平等也加剧了城乡差距,为了让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人力资源流失的同时,也加剧了资金的流失。教育的不平等导致农村居民“被迫”进城,进入城市后,住房问题就成了农村居民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唐琦等(2018)认为,当收入提高时,居民没有增加居住消费强烈意愿,但是受制于居住价格的迅速上升,被迫提高了居住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 从而对教育文化、衣、食、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农村居民住房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高额的住房支出制约了农村居民的其他消费,再累加为子女培训支出费用,进一步压缩了农村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城镇居民住房支出约占全年消费的四分之一,在住房支出和教育费用的双重裹挟下,城镇居民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际消费上都会受到牵制。医疗支出对家庭消费也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在城乡和行业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这种不平等对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和城镇非职工人员有重要影响,这一群体会储存部分收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费用支出。教育、住房、医疗在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背后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映射。

4.居民消费心理。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不仅有物质方面的影响,也有思想观念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物质因素固然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能忽视意识因素的影响。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不同国家、地域、民族都有不同的社会心理,这种根源于劳动实践形成的意识会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仅收入因素会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及其对未来的预期都会影响当下以及未来的消费。首先,从消费观念来看,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农村居民的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在考虑消费支出时就会更加谨慎,这种消费观念源于收入因素。其次,城乡居民消费也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在未来收入无法得到保障或者预期收入降低的情况下,人们会相应减少消费,将收入的更多部分用于储存,保障今后正常生活。在这一点上农村居民表现得更为显著,第一产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寒潮、干旱、洪水、冰雹等都有可能导致农村居民这一季的收入锐减。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就决定他们要留存一定的收入以备不时之需,在其他收入再次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必然不乐观。再次,城乡居民消费也受制度因素影响。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种从收入上拉开的差距,反映在社会保障上,也制约着农村居民的消费。最后,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周围人群的影响。“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现实的人,我们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自然会受周围人群的影响,如果周围人对消费持保守、谨慎的观念,我们也会被潜移默化地影响。

三、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机制

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包含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健全县域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内容。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针对不同县城发展的分类指导方案: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位;完善市政设施体系,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增进县城民生福祉;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县城建设提供政策保障。其中涉及产业、就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内容。2022年6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在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中再次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并多次提到县域相关内容如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发展县域经济等。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释放乡村内在潜力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同时也是解决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不足的有效途径。

(一)促进城乡居民就业,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城镇人口容纳能力,产生更多就业岗位。县城人口数量的增加会进一步拉动消费,也会催生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城乡居民就业。农村居民向县城集中,基本生活需求会增加,相关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国家在指导方针上也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就业能力培训,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城镇化的发展。县域推进城镇化建设要加快住房、教育等方面配套措施的一体化推进,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坚持系统思维,从整体角度出发,解决就业问题。

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先,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后,群体收入会有所提高,在城镇稳定就业情况下,与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相比,收入会更加稳定。其次,乡村现代产业发展使农村居民获得多方面收入,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多元化乡村产业体系,让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来源更加丰富。农村拥有发展产业的物质基础,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可将乡村的生态价值进一步转化为经济价值。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融合发展,把创造价值的产业链更多地留在农村,农村居民作为农产品生产者可以获得出售农产品的经营性收入,同时作为产业链上的工人,可以获得工资性收入,并且作为集体成员以资金、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集体企业生产,还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王湘红等(2022)基于心理账户分析,探究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结论。在对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分析中,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这两部分收入增长速度快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加快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宅基地改革,农村居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宅基地作为要素收入的一大来源,让改革开放的红利真正惠及农村地区,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不同收入角度,更加具体地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完善产业结构,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完善县域产业结构,促进三大产业提质升级,不仅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提供更加高质量的产品,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需要,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不同地区都可以根据本地区区位、文化等特色发展符合自身特色的产业体系。张红宇等(2019)提出推进乡村现代产业发展要看到乡村产业在资源、产业形态和经营主体上的多元化。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建设现代乡村产业结构,推进乡村三大产业融合,延长农产品价值链,推进乡村非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从县域产业发展来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第一、第二产业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县域产业绿色发展,不断根据居民需求推进完善相关产业,满足居民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完善县域创业产业园相关配套设施,落实国家关于创业内容相关政策。第三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产业直接面向城乡居民,其规模以及服务质量等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针对当前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第三产业要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推进县域第三产业向乡镇延深,扩展第三产业县域范围内的辐射面。

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看,生产决定消费对象和内容,消费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当生产的产品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生产的目的就无法实现,生产到消费的中断会反作用于生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在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倾向和比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因此需要深度把握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张建刚(2021)研究指出,消费结构正在经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从物质型向精神型的转变、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产业结构提质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能进一步刺激城乡居民需求,第一、二产业增加产品附加值,实现绿色、健康、科技等要素与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深度融合,生产符合新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产品,以新产品激发新需求。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提升,服务业质量提升,相关行业覆盖城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的同时,提升城乡居民消费的便捷性,如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让乡村特色和地域文化融入乡村大旅游中,进一步挖掘城乡居民在服务业方面的消费潜力。县域产业完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乡村现代产业发展拉动城镇居民消费,人员和消费双向流动,共同助力扩大内需。

(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居民消费心理

以县域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包含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缩小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和乡村发展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城市之间有一定差距,随着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和城乡融合发展,这种差距逐渐缩小。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内容,加强交通、通信、水、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村居民流向城市后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使他们可以享有相应服务。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城乡之间差距缩小,完善户籍制度改革,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能够获得更多切实的保障,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农村居民进入城镇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首先,住房支出在城乡居民消费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应加强城镇公租房建设,妥善解决住房问题。其次,子女教育支出增加,城镇与乡村相比拥有更加优越的教育条件,课外各种兴趣班已经成为城镇居民子女生活常态,在被动驱使下,新城镇居民也不得不加入“辅导”行列。最后,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减少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心理负担。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健全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解决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改善居民消费心理,使这一群体在有消费能力的基础上敢于消费。

(四)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张蔚文和麻玉琦(2022)分析,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和重要生长点,是构建多层级城镇体系的中间枢纽,推动城乡要素流动需要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指引。从资金角度来看,以政府投入为撬动点拉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投入效应,同时可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激发各投资主体活力。从土地要素来看,要加强宏观设计,避免土地资源浪费,对县域城镇和乡村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建设,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从人员流动来看,厘清城乡融合的实质是城乡共进,不是二者之间的此消彼长,既不是城进乡退,也不是乡进城退,有侧重地引导相关人员流动,但不加以限制,对于“进城”和“回乡”都给予相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