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西林

今年是西泠印社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同时也是吴昌硕被公推为首任社长110周年，2024年就是西泠印社成立120周年了。笔者总想表达点心意，正好藉“胡说吴匾”聊聊吴昌硕为西泠印社所篆社名。

西湖孤山是西泠印社的圣地，其间有多处“西泠印社”题名：正门月洞门上的题名出自沙孟海之笔；前山左径石坊之隶书坊额为张祖翼书；印社最高处有华严经塔，塔下有文泉，泉崖篆书“西泠印社”则出自钟以敬手笔……

吴昌硕所书“西泠印社”系其中最早者，篆于“己酉十月”（1909年）。其时吴昌硕尚未掌门西泠印社，也不是西泠印社社员。西泠印社发起、成立于1904年春天，1913年的秋天（癸酉重阳）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正是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吴昌硕成了“西泠印社中人”，并且被公推为首任社长。

吴昌硕不在创社诸君之列，人又在上海，怎么会为当时尚未显名，又是在杭州的西泠印社篆写匾额的呢？显然有人联络促成了此事。这个人是谁？换而言之，当年西泠印社中谁最早、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吴昌硕接触的？诸如此类文献资料中没有具体记载。

叶铭（字品三，号叶舟）是西泠印社创社诸君之一。1933年9月，叶铭在其编辑的《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后记中有一段回忆：“光绪甲辰（1904）春，予与丁辅之、王福盦、吴小冈寓居湖上人倚楼，集同人收藏旧印，拓之成谱，兴趣盎然，于是有创设印社之议，以研究印学。吴遯盦（即吴隐）知之，怂恿成立，并推吴缶老为社长。”吴昌硕被推为社长是1913年秋天，篆“西泠印社”社名在“己酉十月”，即1909年的秋冬之交，可见吴昌硕在被推为社长之前，与西泠印社或西泠印社中人已有交结了。

吴隐早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前，已在上海从事印泥制作和印谱出版等经营事务，曾长驻以盐业起家、后来成为东南巨商的严信厚（字筱舫）的小长庐馆。当年他出版的碑帖、印谱就是以“小长庐馆”之名在沪销售，如1901年12月吴隐汇集刻印的《古今楹联汇刻法帖》等（見《王一亭年谱长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西泠印社成立不久，吴隐在上海福建路归仁里第五弄开设上海西泠印社（后迁址广东路239号），是西泠印社创社诸君中最早、也是长期生活工作在上海的成员。

吴昌硕与吴隐何时相识，笔者未见具体史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吴昌硕曾为吴隐刻“山阴吴氏竹松堂审定金石文字”和“石潜大利”二印，此二印虽然有吴隐操刀之说，但印稿篆石及边款出自吴昌硕之手没有疑义。那就是说，两人至少在1905年已经有交集了，这在西泠印社创社诸君中应该是最早的。

晚清末期，沪上书画篆刻活动频繁，交易活跃；吴隐头脑活络，擅长与人交往，并且与自己仰慕的吴昌硕既为浙江同乡，又为金石同好，他们应该相识于当年沪上的书画篆刻活动中。由此估计，此幅《西泠印社》应该是吴隐请缶翁所作。但是不知何故，三年后（壬子，1912年，即吴昌硕出任社长前一年）缶翁又篆同名匾。此幅署“吴昌硕篆于沪”，这时吴隐与吴昌硕同在上海，笔者以为应该也是应吴隐所请，或为吴隐所用亦未知。

在西泠印社诸多牌匾中，最为传奇的是嵌于西泠印社正门墙上那块全国文保单位石牌上的行书“西泠印社”。此四字与韩登安先生所刻“西泠印社”印章，如今是西泠印社的“Logo”（即标志），广为人知。出自何人之笔？别说社会大众鲜有人知，即使今天西泠印社员工中知者也甚少。看字体风格是吴昌硕，但是吴昌硕为西泠印社写过行书社名？似乎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泠印社出版社（当时为编辑部）迁址杭州市文物公司大楼五楼办公。乔迁新址，气象更新，编辑部要印制信笺信封等办公用品。时任编辑部负责人（当时称主任）丁茂鲁先生提出设计一个“抬头”印在信笺信封上，由此想到了吴昌硕。用吴昌硕手书“西泠印社”来做“抬头”，毫无疑问是不二之选：一方面行书通俗易读；另一方面吴昌硕的行书有郁勃昂扬之气，与其篆书一样个性鲜明，在其书画篆刻中同样占枝高树。但是，吴昌硕写过篆书西泠印社社名，并未专门写过行书社名，这让丁茂鲁犯难。

如何是好？他想到了从吴昌硕存世字迹中搜寻集字。

但是集字也不好集，四个字中除了“印”有现成的，其余三个字都不好找。于是丁先生又想到了拼字，即从吴昌硕的字中找相关部分进行拼组。可是拼字同样不容易，各部分之间大小要协调，笔画粗细要仿佛，尤其难在不仅仅只为拼出一个字，还要拼出缶翁神韵。

丁茂鲁先生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是著名的写意人物画家；人物画之外，也擅书法、篆刻、山水。他为人随和，室名“可以斋”，当中的“斋”与“哉”谐音。在杭州话乃至江浙一带的吴越方言中，说“可以哉”时，常常会放缓语速，甚至带一点拖音，其意类似“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些将就的意味。但是丁茂鲁先生做事认真，绝不将就，对拼组这四个字要求极高。他反复挑选、反复比较，基本确定后，再由当年编辑部的摄影师徐彬拍照，又是多次反复放大缩小，直至满意才歇手。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吴昌硕”行书“西泠印社”的由来。

拼得如何？传神！缶翁九泉之下若见此四字，一定会想：我什么时候写过这四个字？然后嘿嘿一笑，颔首赞许。

其实吴昌硕手迹中有此四字。当年他致沈石友的信中，以笔者所知曾三次提及西泠印社：其一，接沈石友为其改诗札，复信时因“西泠印社索缶作序”（即《西泠印社记》），缶未能从事”，吴昌硕请沈石友“大手笔为之”。此札一页，第二行末二字、第三行首二字为“西泠印社”。

其二，寄画赠“老嫂”（沈石友妻）札中又提及代拟“西泠印社记”。此札也是一页，第四五行有“西泠印社”四字。此札与上述信札相隔一天，因上一札中有“然缶为社长”语，故可知札为1914年书。

其三，因诸事致书沈石友，信中有答复沈石友托缶翁代购吴石潜（吴隐）制西泠印社印泥事。此札二页，第一页末二行有“西泠社”三字，脱“印”字。

三札所书“西泠印社”，以第二札最为合眼，移作“抬头”可谓现成。可是当时哪里知道啊！吴昌硕致沈石友信札早已流到日本，后归藏栗原芦水。2007年栗原芦水在日本大阪出版《吴昌硕尺牍集》，所收悉数为缶翁致沈石友信札，上述三札也在其中。

丁茂鲁先生为集四字费心费力，功不可没。如今，这四个字已然成为佳话，而在笔者看来，不只佳话，还应视作西泠印社的“新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