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

兰桂齐芳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杜牧写下这首《赤壁》时，并未想到会将赤壁之战的战地之争推上高潮。那一定是个酒后的春日。他站在赤壁矶头，面对滔滔江水，在阵阵江风中乘着酒意写成此诗，冒着被后人骂为欺师灭祖的风险。因其祖父、《通典》的作者、宰相杜佑是认定在蒲圻（今湖北赤壁市）的。然而那时的杜牧如鲠在喉，哪里还顾得上许多。表面上他是在嘲笑周瑜浪得虚名，不过得了东风之便，内里却是慨叹自己空怀才情无人赏识，居然流落到了黄州。黄州离长安那么远，而且还只是个下州。而他杜牧呢，不说名门出身，又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同时通过进士科考与制举考试，而这些成绩，还是在那样艰难的童年之后？

虽出自名门，杜牧童年时已经家道中落，其父杜从郁壮年病逝，他们的房子全部抵押给了债主，他只能带着小他四岁的弟弟杜顗栖居延福里的家庙，最惨的时候要吃野菜度日，晚上甚至连照明的蜡烛都没有，他们只能趁天明读书背诵，夜色四合之后再默默记诵温习。墙倾屋塌、四面透风的延福家庙，除了偶尔的鼠奔之声，一派死寂。

好在这种努力最终见了成果。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参加进士科考。在曾跟柳宗元同游小石潭的散文家吴武陵的强力推荐下，主考崔郾给了杜牧第五名。三十三人名列第五，看似走了后门，其实非常公正。因别人全都籍籍无名，包括状元韦筹。这跟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类似。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时的一百六十四位同学，后来有五十八人升为将军，被誉为“将星云集之班”。艾森豪威尔当时的毕业成绩如何？第六十一名。

杜牧最厉害的成绩并非中进士，而是高中制举。

所谓制举，即“制诏举人”，以皇帝名义专门举办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各种贡举都以尚书省的名义举办，所谓“省试”，制举显然要高其一头。那一年的制举共设三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详娴吏理达于教化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杜牧参加的是第一项。最终榜单可谓人才济济，郑冠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武双料状元，他先于长庆三年（823）以状元登进士科，此次又通过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的制举，比武状元的含金量还高；郑亚跟元稹、白居易一样，先后通过科举、制举和吏部的科目选，后来成为名诗人李商隐的幕主，其子郑畋最终入相；南卓的《羯鼓录》与《教坊记》一样，是研究唐代音乐艺术、宫廷生活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典籍。总共二十二人上榜，后来裴休、马植和崔慎由三人入相。

三十三人中进士只有杜牧放光彩，跟二十二人中制举出了三个宰相比，是制举更能出人才吗？未必。这种想法恐怕是本末倒置。因为朝廷格外重视制举结果，所以出人更多。

这是大唐的最后一次制举考试。这次考试之所以史册留名，原因并非它是最后一班地铁，也不是出了三位宰相一位双料状元，更非才子杜牧中选，而是刘蕡落第。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今属北京）人，博学多才，尤精《左传》，性格耿介，疾恶如仇。他的对策直指长期祸乱朝政的宦官，痛陈兴利除弊之策，抨击宦官把持军权，直言不讳长此以往“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考官冯宿很是欣赏，但慑于宦官淫威，非但不敢录取，甚至不敢上呈皇帝。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成绩第二的李郃是前一年的进士科状元，反应尤其激烈：“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随即上疏，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与刘蕡。当然，这不会有结果。刘蕡最终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和柳宗元一样，都落寞地屈死在那里。其事迹光耀史册，人人敬仰。1958 年，毛泽东同志读到《旧唐书·刘蕡传》时，旁批“起特奇”三字，并赋诗一首：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根据诏令，制举成绩最好的两等“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授予好官美差；其次的两级由“中书门下即与处分”，马上授予官职。之所以强调“即与处分”，是因为唐代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一直当官，任职期满后都要停止三年，以考试再进，所谓“守选”。进士及第也不能马上出仕，一样要守选三年。守选之“选”，便是冬天参加吏部的科目选考试。所以唐代很多官员要么二十多年没等到官位，要么六十多岁还只是个县尉。唐人墓志铭上经常有辞官归隐高洁不仕之类的字眼，那是真正的鬼话。实际原因是他一直没能通过吏部的科目选。而一旦通过制举，便可立即获得职位，且此生再不须守选。

杜牧就是这样顺利。所谓兰桂齐芳。

诗兴风流

提及杜牧，人们总有两个印象。一是怀才不遇，二是生性风流。杜牧的确风流，为人为文无不如此。只是今人对风流一词的理解颇为狭隘，甚至猥琐，几乎专指情色。但细究其实，它本有美好的涵义，指风度特异、仪表行为突出。正如毛泽东同志笔下的“风流人物”。杜牧的诗文，很早就表现出了原本意义上的风流。细读《樊川文集》可以发现，他的传、录、论、辩、序、记、书、启、表、碑、志，各类文体都不乏精彩之作。甚至包括他任中书舍人期间的职务作品，代替皇帝写的简短制书，也随时闪现亮点。只要诗兴一起，他便可以赋能于地方或者景物，制造一个又一个精美的文化名片。文赤壁的最终名声虽成于苏轼，但却始于杜牧，而苏轼自己从不否认他对杜牧诗文的喜爱，以及由此获得的影响与灵感。

在黄州有《赤壁》，在扬州留下笔墨的影响同样深远。《寄扬州韩绰判官》自然是其中的代表：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草木凋”还是“草未凋”，广有争议。清代文字训诂名家段玉裁便力主“未凋”说。单就一句而论，自然是“草未凋”更有韵致。但杜牧此诗是“厌江南之寂寞，思扬州之欢娱，情虽切而辞不露”，凋落正好营造寂寞氛围，因而“木凋”似乎更加切题。当然，对于今日的扬州而言，最重要的并非“草木凋”或者“草未凋”，而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景象深深地刻在我少年时期的梦想之中，直至今日。

如果只张扬《题乌江亭》《泊秦淮》这种广义上或曰美好意义上的风流，杜牧狭义上的风流就不会流传下来，也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把无奈、悲哀甚至猥琐、丑陋全部撇除，只留下千古名句、文坛佳话。而要说到他狭义的风流，自然绕不开供职于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时的荒唐往事。牛僧孺对他的关照虽可以说是文化美谈，但却遮蔽了一个问题：他为何这样厚待杜牧？这是对待子侄辈的正确态度吗？其长婿苗愔与杜牧制举同年，也不能成为理由。杜牧平生志向远大，喜爱谈兵，出将入相才是他的抱负。最终之所以未能成功，其实与之有关。但我们暂且放下这个话题，先看其从不掩饰的风流：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此诗可谓光耀夺目，长期强烈的光照甚至导致了“青楼”一词的基因变异。这个字眼入诗，始于曹植的《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指美丽女子居住的宏伟建筑，涵义美好。《太平御览》中，青楼又指南齐建立的“仙华、神仙、玉寿诸殿”。齐武帝建的兴光楼外涂绿漆，人称“青楼”，此时的青楼还只是中性词。后来南齐朝政昏暗帝后淫乱，此地藏污纳垢，“青楼”涵义渐变。在诗中以青楼借指妓院并非杜牧首创，南朝诗人刘邈即有诗句“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李商隐也有诗句“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但流布最广者，还是杜牧的这首《遣怀》。其影响足以覆盖一切。

风流的杜牧当然要处处撩妹。不仅自己撩妹，还鼓励下属撩妹。《早春赠军事薛判官》有这样的句子：“弦管开双调，花钿坐两行。唯君莫惜醉，认取少年场。”大概这个薛判官不甚积极，杜牧又替歌妓给他写诗，反过来撩他。当然，这些游戏之作不走心，也就没有流传的力量。

就这样，杜荀鹤跟杜牧产生了八卦关系。杜荀鹤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人（今安徽石台），在晚唐诗坛名气不小，有《唐风集》流传于世。代表作《山中寡妇》中有名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浩叹生不逢时的《小松》中，“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也颇有影响。杜牧跟杜荀鹤有什么关系？宋人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有这样的记载：“《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后生子，即杜荀鹤也。此事人罕知。”

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有类似说法。尽管也有反对意见，但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考虑此说符合杜牧的性格，且杜牧的两个儿子在文学上都无甚建树，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更希望杜荀鹤是杜牧的私生子，以继承其文学遗产。

八卦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发问。杜牧如此风流，他有没有给他妻子写过诗呢？没有。唐代官员就任一般会带着家眷，但杜牧的两任妻子在他的诗中都没有出现过。为什么？

朋友圈

在杜牧之前，韩愈与柳宗元尽管政见不甚相容，但道义相交；元稹与白居易更是史上最好基友。而翻翻杜牧的朋友圈，很有意思。他格外推崇李杜韩柳，对当时文坛最热门的元白却很不感冒。

杜牧的《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有一大段批评元白诗作“纤艳不逞”的话，在文学史上颇受争议：

（李戡）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发奋者，因集国朝已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道其志。

简直要把元白的诗作视为“三俗”，甚至还想“用法以治之”。拿今天的观点看，这是严重干涉文艺创作自由的想法，因而早已有人对此表示关切。明朝胡震亨的《唐诗谈丛》即是一例：“使诸公仕路相值，岂有幸哉？”

这段话究竟出自杜牧，还是出自李戡，坊间多有争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是李戡的原话，杜牧只是转述。但是又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无论这段话是否出自李戡，毫无疑问，杜牧对此都持赞同态度，否则不会写进墓志。因而后人对杜牧此论的观点，并不统一。南宋刘克庄认为杜牧也经常写男女艳情，与元白差不多，此为五十步笑百步。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更是引杜牧诗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犹不见乎？”

“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是杜牧写给张祜的诗句。毫无疑问，他对白居易、元稹诗作的评价有失客观公允，私人成见的含量甚高。据《云溪友议》记载：

“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尝谓乐天为嗫嚅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

按照惯例，年龄大级别高的官员可以乘肩舆，结果白居易反倒骑马，而李林宗乘肩舆。这对顶头上司显然有失尊重。而且他们还嘲笑白居易是“嗫嚅翁”。这应该是对白居易的反讽。因白居易曾经这样笑话过窦巩。窦巩颇有诗才，但平时跟人说话只见嘴唇动，不闻声响。“嗫嚅”二字，无非是说他懦弱怕事，说话吞吞吐吐不利索。这样描述一个行辈级别年龄都高于自己的官员，颇为失礼，也不公道，因白居易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甚至敢于当着唐宪宗的面说“陛下错”。考虑到白居易跟杜牧的恩公牛僧孺、幕主沈传师都有深厚的友谊，是前者的制举考覆官，后者的制举同年，杜牧这种表现颇不寻常。他与白居易之间必定有个人恩怨。最初的根由，有史家认为白居易曾经讽刺过杜牧的祖父杜佑贪恋权位、迟迟不肯退休。《秦中吟》中《不致仕》一诗，便是具体的子弹。《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也很有可能是影射杜佑。陈寅恪先生便认为，古以司徒上应三台之中台，故“谴在中台”则“宜黜司徒。”这个司徒，应当是指杜佑。

杜牧拉黑的不仅仅是元白，还有跟元白过从甚密、积极参加新乐府运动的李绅。在诗坛上，李绅名气不大，但《悯农》二首却是有口皆碑。李绅身材不高，人称“短李”，乃李党中坚。任翰林学士时，便与李德裕和元稹并称“三俊”。开成元年（836）六月底，他由河南府尹调任宣武军（治今河南开封）节度使，赴镇当日万余人沿街相送，到白马寺时，许多人挡在车驾前面泣涕不止。写出《悯农》的诗人，还真的未必有德政。李绅后来格外奢侈，官声一般。否则不会有“司空见惯”这个典故。所以这些百姓的表现究竟是自发还是组织，难以考辨。而他的副手、河南府少尹严元容已深恶痛恨，随即鞭打送行的胥吏百姓。杜牧当时担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也派御史台的吏卒阻止，强迫他们拆除饯别的祖帐。

对元白的态度可能是出自文艺观念，或者是对白居易批评其祖的反击。但对李绅怎么也撇不掉党争的嫌疑。因他是再标准不过的李党。而杜牧跟牛僧孺渊源深远。

杜牧当然也有诗坛好友。许浑、赵嘏、张祜跟他都有唱和。许浑是杜顗的进士同年，笔下有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经常写水，被讥为“许浑千首湿”。赵嘏跟项斯是进士同年，“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一联贯穿千古，被杜牧称为“赵倚楼”。相比之下，他们都算是后进，杜牧此举有提携的意思。在道义的薪火相传中，当初吴武陵的举荐之恩，杜牧回报得可谓得当。蒯希逸、孟迟、严恽、元处士、沈处士以及卢秀才，都曾感受过他的温暖。这些唱和之作中，写给李郢的一首最令人称道：

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

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

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

看著白蘋芽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这是大中四年（850）冬至日，时任湖州刺史的三品高官杜牧，向尚为白身的李郢发出的隆重邀请。他的确尽到了文学前辈扶持后进的责任。然而还是有件事格外令人遗憾，那就是他没有理睬李商隐和温庭筠。

晚唐三杰

晚唐最亮的两颗诗星，毫无疑问当是李商隐和杜牧。李商隐比杜牧小十岁，蹭蹬五年，方才于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跟杜牧一样，他也被无端卷入牛李党争，因而仕途偃蹇。尽管会昌二年（842）又通过了吏部的科目选，但直到大中三年（849），还只是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很不正常。此前他本是桂管防御观察使、杜牧制举同年郑亚的掌书记，后来郑亚坐李德裕之党而被远贬，他只得落寞归京。京兆尹赏识其文才，让他留在京兆府代理参军事，负责典章奏疏，主要是起草公文。

作为宗室子弟，李商隐与杜家有遥远的姻亲关系，故在诗文中称呼杜牧的堂兄杜悰“杜七兄”和“外兄”。尽管曾与杜悰有过往还，但在此之前，“小李杜”这两大诗星的运行轨道尚未交集。大中三年（849），杜牧和李商隐都在京师，李商隐写了两首诗赠给时任吏部司勋员外郎的杜牧。论及杜牧的总体定位时，这首《杜司勋》每每会被引用，只是引用虽多，但误解更多：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诗·郑风·风雨》有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高楼风雨可能是实情，但更是国家衰落的象征。此时读到杜牧的诗文，李商隐不觉感慨万千。感慨自己命途多舛，更与杜牧同病相怜。第二句的典故来自于《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表面看来，“不及群”是自谦才力不逮，但其实恐怕是感慨“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感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最大的误解往往来自于最核心的部分。此诗的第三句便经常被人断章取义，只提“伤春伤别”，但忽略了“刻意”二字。李商隐是精于诗词的方家，只有他懂得杜牧伤春伤别诗文背后的感时伤事和家国之思。换句话说，杜牧的儿女情长往往只是表面文章，军国大略才是宏旨。李商隐认为，只有杜牧精于此道。换言之，也只有他能这样正确地理解杜牧。他是杜牧的知音。

李商隐还写了一首律诗《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中特别推崇杜牧的《杜秋娘诗》，并以梁朝的江总比喻杜牧。提起南朝姓江的文学家，人们首先会想到《恨赋》与《别赋》的作者江淹，“江郎才尽”的主人公。江总的文学成就可能不如江淹，但在政界和文坛更加威名赫赫，曾任丞相。以此比喻杜牧，应当合杜牧的心意。双方都是名人，因而李商隐的这两首赠诗影响很大，常被引用。但翻遍杜牧文集，却找不到回赠的痕迹。

在文学史上，杜牧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李在前杜在后，这种排名无关乎成就，主要是平仄需要，并与李杜呼应。而在唐代，人们也有类似的同列比拟：此前一年，亦即大中二年（848），杜牧卸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刺史回到朝堂的那年冬天，牛僧孺卒于洛阳寓所，各地纷纷展开祭悼活动，京兆府也不例外。而李商隐写的祭文深受委托者推崇，京兆尹认为与杜牧的同题文章“并称双璧”。如此双雄并立，却未能像李杜那样交游酬唱，形成文坛佳话，实在令人遗憾。

我们不禁要问，杜牧没有和诗流传的原因究竟何在？细究史实，恐怕有和诗但失传的可能性小，杜牧压根儿未曾理会的可能性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牧像当时的很多人那样，瞧不上李商隐。

如今人们对李商隐的第一印象肯定不错。因那并非诗人本身的真实印象，而是被其诗作虚化美化的印象。那些缠绵悱恻的寄内诗，张力十足的无题诗，你没法不被打动。久而久之，作品便悄然淹没颠覆作者，所谓喧宾夺主。这本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化感染力的体现，更是读者的善良愿望，但毕竟不是真相。时人对李商隐的评价恰恰相反。他在两《唐书》本传上的口碑很差，差得令我不忍落笔。甚至同情其身世、怜惜其才学的张采田与冯浩也未脱窠臼。其核心是两个关键词：无行、背恩。根本原因，无非是所谓的“去牛就李”：他受知于牛党的令狐楚，后来却进入李党王茂元的幕府，并娶了王的女儿。

这所谓的“去牛就李”实在是天大的冤案，是史书上无数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代表。令狐楚或许可以归入牛党，但王茂元跟李党完全不沾边儿。这一点后人多有辩诬，傅璇琮先生的考证可为代表[1]。也就是说，时人并不把王茂元视为李党。事实上他跟牛党成员的交谊更深。可惜令狐绹后来跟李商隐交恶，不断诋毁他。这些负面评价既影响了时人的印象，也造成了写《旧唐书》的史官的误解，《新唐书》则继续谬种流传。令狐绹与李商隐交恶的确伏笔于王茂元幕府事件，但根本原因不是王茂元的党派色彩，而是李商隐在此期间的失礼[2]：令狐楚提携李商隐经年，李商隐最终科举及第也是因为令狐楚的举荐。而且科考之前，令狐楚还特意提供了经济资助，李商隐得以买件新棉袍，换下穿了十年的旧袍子，以抵御科考期间的严寒。因而放榜之后，他立即给恩师写信，报捷致谢。当时令狐楚身体不好，很想念李商隐，多次邀请他入幕，但李商隐都没有答应，理由是要回济源老家探亲。等回到长安，依旧迟迟未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直到令狐楚病危的消息传来；恩师丧事一毕，他便加入王茂元的幕府，并与其女完婚。这中间的时间空白，就是令狐绹的心病。

但造成二人绝交的关键因素，的确还是党争。只不过标杆人物并非早已亡故的王茂元，而是杜牧的制举同年、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他是标准的李党。大中元年（847）二月，李德裕已经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此时李商隐突然加入郑亚的幕府，跟随远贬的他前往桂林。也就是说，在牛李党争谢幕的时刻，李商隐选择了下跌的李德裕，而杜牧的选项依旧是牛僧孺，可巧他正在上涨途中。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发表获奖感言时曾经说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最后关头有人选择失败者，也有人选择胜利者，似乎是高下立判，但行文至此，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恐怕不是道德评判，更非盖棺论定。我们最应该谴责，或曰感慨的，还是历史的吊诡，党争的无情，政治的无聊：杜牧这样一个自认为被党争祸害经年的著名诗人，竟然也会“加害”另外一个被动卷入党争的著名诗人，还有什么能比此事更加可怜可悲可叹？

悲剧的是，李商隐对李党的长期坚定倾向那时并未表现出来，他追随与李德裕有较深关系的卢弘正和柳仲郢，以及在李德裕灵柩北归期间奉派前去路祭，都是后来之事。当时的情况是，他回到长安，又替京兆尹起草祭文，隆重悼念牛僧孺。当此时刻，在杜司勋眼中，这李县尉不是“无行”，还能是什么？那篇祭文越精彩，他的摇头恐怕就会越坚定。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两首赠诗体例不同，题目有异，不是一次完成的。应该是首次赠诗未获回音，失望之余心犹不死，再度提笔，并且拉长篇幅，由七绝改为七律，以期获得汲引奥援。结果呢？还是沉默。当年杜甫对李白的热情多少有点入不敷出，而今杜家的贸易逆差终于被杜牧一举扭转。

李商隐申请加好友，杜牧没有通过。同样，他对温庭筠的好友申请也视而不见。这是三年之后，亦即大中六年（852）的事情。当时杜牧已离任湖州刺史，当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号称宰相判官，就任时几位宰相要一起把他送到办公室的。名义上属于中书省，其实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在这个位置上，杜牧的影响力当然更大，因而温庭筠寄希望于他。

温庭筠是初唐宰相温彦博之后。相貌奇丑，人称“温钟馗”。上帝没有赐予他英俊的容貌，但却赐予了非凡的文才：科场考诗赋，律诗八韵，据说他叉手八下便能完成，因而人送外号“温八叉”；他精通音律，词风浓艳绮丽，语言工炼，格调清俊，诗与李商隐齐名，号称“温李”；温李与段成式都排行十六，又号称“三十六体”。

温庭筠一生不得志，放浪纵酒，出入欢场，依红偎翠。相貌丑陋又自负其才，难免心理扭曲。他对权贵的蔑视，很难说完全无此成分。因为能诗，经常自告奋勇替旁边的考生当枪手，结果上了黑名单，屡试不第。大中六年（852），温庭筠向杜牧致书求援，即《上杜舍人启》。这是篇精美的骈体文，处处典故但处处得体，以“陆机行止，惟系张华；孔闿文章，先投谢眺”作比，希望能引起杜牧的关注。

当时杜牧已经掌握话语权。温庭筠所谓的“微回木铎，便是云梯”，既切实又无奈。因为政府和官员几乎垄断所有的资源。所有希望的管道，最终只有一个出口。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然而一味乞求可不是才子风范。类似的事情杜牧也干过很多，态度都是绵里藏针，不卑不亢。温庭筠也是如此。他在文中暗以南宋神童刘孝绰和东汉的王充自比。只是“李郢秀奉扬仁旨”一句费解，疑有脱字或者衍文。因“李郢秀”这个人从未出现过。也许是前文被杜牧隆重邀请招待的诗人李郢秀才。他奉扬的是什么“仁旨”我们也不得而知，很可能是杜牧对温庭筠诗文曾有正面评价。无论真诚还是客套，温庭筠获悉后立即试图顺水推舟，可惜没有推动。因杜牧文集中丝毫没有相应的痕迹。

一部中国史，亦即一部遗憾史。如果晚唐三杰能齐集长安，如果他们能像李杜高适那样漫游齐赵诗酒酬唱，那种诗情与浪漫，想必能够照亮长安这座势利的都市，这个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吧。杜牧拒绝李商隐的原因不言自明，但不搭理温庭筠的原因，还得卖个小小的关子。

东方人格

两《唐书》本传称杜牧“刚直有气节”。气节二字杜牧当得起，刚直恐怕不匹配。制举考试中的刘蕡算得上刚直，杜牧的制举同年李甘也算得上，唯独杜牧不行。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三十三岁的杜牧离开扬州，回朝担任监察御史。这是言官，但他从未建言。当时朝堂上的政治气候就像许浑的诗，山雨欲来风满楼。主要是李训、郑注爬升太快，成为牛李二党与宦官的共同目标。

李训出自陇西李氏，本名仲言，是宰相李揆的族孙，李逢吉的从子。他也有进士出身，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解人意。因卷入宰相间的政治斗争，以诬告罪被流放，后来遇到大赦，回到朝堂走宦官的门路，逐渐满血复活。郑注既无门第又无出身，身材矮小，眼睛近视，虽是江湖医生，但有点医术，并非简单的江湖骗子，给唐文宗治疗“风疾”立竿见影，从此飞黄腾达。

唐文宗对这二人格外信赖。因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诛杀宦官。这是唐文宗的第二次努力。虽然首度努力已经失败，宰相宋申锡险些丧命，但唐文宗剪除宦官、收复河湟、平定河北的愿望依旧强烈，而李训、郑注对此有充分信心。他们接连撵走三位宰相，然后李训火箭式升为兵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也当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编制六人，虽无固定品级，但却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兼秘书，号称“天子私人”。皇帝对他们极为恩宠，凡有内宴，所赐酒食与宰相一样，号称“内相”，主要工作是顾问承对、起草诏令，因而可以随时出入宫禁，这一点宰相都做不到。他们二人联手，更兼手眼通天，完全掌控朝局。随即传言纷纷，都说郑注旦夕便要拜相。

干预这种事情本来是御史的职责。但杜牧对此没有任何反应。而他的好友、制举同年、而今御史台的同僚李甘则挺身而出，在朝堂上公开宣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艺。注乃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

阻挡郑注就阻挡郑注，干嘛要难为“白麻”？这涉及到公文用纸制度。桓温诏令公文一律用纸取代竹木简牍时，规定重要公文用加染的黄纸书写以避免虫蛀，一般公文用白纸。唐代造纸技术全面普及，纸张品种繁多，原料、质地、色泽各异，公文用纸制度更加规范。郑注若拜相，必定由翰林学士起草“内制”，书写在白麻纸上。李甘毫不畏惧，公开挑战，声称果真如此，他定要将白麻制书也就是所谓的圣旨撕毁。

两天之后，李甘被贬为封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南）司马，没过多久便死于贬所。事情全部尘埃落定后，杜牧写成《李甘诗》纪念好友，但在当时什么都没说，只以身体有病、不能胜任巨繁为由，请求调职。最终被安排分司东都，职务依旧是监察御史。唐代在洛阳置有留守台，类似明朝中后期的南京，也有一套政府机构。当然，都带着养老性质，或者干脆就是安置贬官，日子清闲。白居易甚至将东都的仕宦生涯视为隐士：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杜牧的选择事后看来很明智。因为诛杀宦官的努力彻底失败，最终演变成血腥的“甘露之变”：除了李训、郑注和王璠等密谋者，宰相王涯、贾餗和舒元舆也被连累，共十一人被宦官族诛，许多人被无端牵连，朝班几乎为之一空。坊市间的流氓地痞恶少也趁火打劫，京师震动。在此之前，南衙（朝臣）北司（宦官）尚能维持表面上的脆弱平衡，从此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在那个时刻，御史杜牧，被称为“刚直有气节”的杜牧，通过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杜牧，为何没有说话？这就要回到前面的话题：他如此风流，为何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写诗。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妻子的痕迹，担任湖州刺史期间，上山监采春茶时带着家眷，是续娶的崔氏。但她在诗文中不仅没有正面形象，甚至连依稀背影也没有，官妓依旧大擅胜场。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个疑问：杜牧此人，是否婚外多情婚内无情？

老杜有句“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更加知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果愿意罗列，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加长。一般而言，这类诗的存在前提是别离，杜牧文集中没有这样的作品，看来他自任外官便一直带着家眷，日日耳鬓厮磨，难有诗情。在湖州刺史任上，到茶山踏青时唯一一次提到家室，也是点到为止。

但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老杜完全是原生态的生活，带着尘土与烟火气息，因而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而这类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作，杜牧文集中也不见踪影。《樊川外集》收有《别家》《到家》二诗，但未必是他的手笔。后者在《全唐诗》中便归入赵嘏名下。除此之外，杜牧写给家人的诗作仅有三首，分别给弟弟杜顗、儿子曹师、侄子阿宜等人。这些诗与《别家》和《到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政治正确。换言之，硬度相对较高，不那么柔软。跟他写给朋友的诗，完全两样。不信你读读这首六言的《代人寄远》：

河桥酒旆风软，候馆梅花雪娇。

宛陵楼上瞪目，我郎何处情饶。

给家人的诗论理，给朋友的诗动情。这就是杜牧。其弟杜顗入仕之初，被李德裕聘入幕府，行前他写成《送杜顗赴润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门栏不觉深。

直道事人男子业，异乡加饭弟兄心。

还须整理韦弦佩，莫独矜夸玳瑁簪。

若去上元怀古去，谢安坟下与沉吟。

此诗在杜牧诗集中并不突出，但颇值得推究。因是写给亲弟弟的，都是真心话，故能见性格。前两句既是夸弟弟有才，也是夸李德裕爱才；颔联提醒弟弟以“直道”对待知音李德裕，独自在异乡生活，也要保重身体。即便从诗歌本身起承转合的规律而言，颈联也必须要话锋一转，此诗的颈联也的确在转向。然而这个转向需要细细品味，才能读得出来。

玳瑁作的簪子，倒也适合杜顗宰相孙子的身份。“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的日子本来便是小插曲，更兼已经一去不复返。韦是柔软的皮革，弦是弓弦。《韩非子·观行》有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性格急躁或者迟缓，通常分别选用韦弦，用以自警。曾长期生活于扬州的朱自清先生字佩弦，想来性格温和迟缓，至少在给他取字号的师长眼中是这样的。

唐初曾改江宁县为上元县，上元因此而成南京的代称。谢安墓即在上元县境内。杜牧拿谢安说事，谢安又是什么特点呢？虽有大才大功，但不居高自傲，会急流勇退，能明哲保身。也就是说，杜牧的根本着眼点，其实不在于鼓励弟弟“直道事人”，而是要让他悠着点。从制举风波到甘露之变前夕的长期沉默来看，这符合他的做派。相形之下，杜顗性情比较直率，不避锋芒，杜牧身为兄长，自然要做善意的提醒。

牛李党争中杜牧的表现，也可以作为附注。从交游圈子看，他确实像是牛党，重要人脉和好友都是牛党或者牛党的支持者。起初他并不想介入争端，试图保守中立，因而既对牛僧孺感激有加，又支持李德裕的诸多政略。会昌（841-847）年间牛党失势，纷纷贬窜外地，“慨然最喜谈兵”的他虽也被出为黄州刺史，但依旧接二连三地上书宰相李德裕指陈方略，自然还有赞美讴歌：

某启。伏以圣主垂衣，太尉当轴，威德上显，和泽下流。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星辰顺静，日月光明，天业益昌，圣统无极。既功成而理定，实道尊而名垂。今则未闻纵东山之游，乐後园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无。

——《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

谁也没有资格批评杜牧给李德裕上书的行为。无论他是忠贞谋国，还是只想引起宰相的注意，获得重用。他赞同李德裕几乎全部的政略，唯一的反对，就是子弟的科举问题。不妨这么说，那时的杜牧情感上近牛，政略上似李。然而到大中三年（849）他为牛僧孺写墓志铭时，终于有了“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的字眼，并且说“李太尉志必杀公（牛僧孺）”。大中五年（851），周墀去世，杜牧写《祭周相公文》时，对牛李二党的态度终于有了最直白的表达：

“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

杜牧写这两篇文章时，李德裕已经死于贬所，牛党得势。将之归结为杜牧落井下石，打死老虎向当局献媚，未免错看小量了他。杜牧不是这样的人，否则他早已发达。他对李德裕的态度，有明显的发展过程。从期待到失望，最终到愤恨。

这就是杜牧的性格。我命名为东方人格，也可以说是长兄人格。在黑暗饥饿的童年时期，杜牧对杜顗对家人就是顶梁柱。他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因而处处小心谨慎，明哲保身。明哲保身这个字眼，跟自私一样，现在看来消极负面，但其本源涵义却不是如此，甚至可以说高贵。东方文化亦即儒家文化圈的人，都能理解。

杜牧绝不与恶同流，更不会为虎作伥，但只是在内心抗拒，慢说行动，语言都不会多。即便在言官的职位上，职责所系，他也很少开口。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阙下谏官业，拜疏无文章”。就此而言，杜牧只是典型的中国文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外圆内方。虽无肥厚的膘遮蔽骨头的棱角，但那些棱角已经被他自己主动磨钝。骨刺不能有，它会导致自己的伤痛。《与人论谏书》，是他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自秦汉以来，“怒谏而激乱生祸者累累皆是，纳谏而悔过行道者不能百一”，原因就在于进谏不讲究方式方法，“辞语迂险，指射丑恶，致使然也”。

杜牧的任职履历格外完整，没有断档。一个唐代官员能这样且最终升为中书舍人，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失败。但通读其作品，总感觉他怀才不遇。是个失意的战略家。之所以如此，无非是自我期许过高。那种自我期许本身，便是东方人格的体现：必须出将入相，光宗耀祖。但是很遗憾，未能如愿。很多人看重他的才干只是文史之才，并非将相之才。当初牛僧孺对他纵情声色之所以那样保护，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后备干部来培养。他看不上李商隐，但他频频给李德裕上书也为牛党中人不齿，故而牛党得势之后，他不但没能返回朝堂，反倒从池州去了更加偏远的睦州（今浙江德清），所谓“三守僻左，七换星霜”。

写到这里，杜牧没有搭理温庭筠的原因，也就有了八八九九。简而言之，他不能接受温庭筠的生活行为方式。这个鄙视链真的很悲哀。那个瞬间，杜舍人完全忘了自己的形象。

注：

[1]傅璇琮：《关于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2]毕宝魁：《令狐绹与李商隐关系裂痕起因探析》。中国王维学会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 年5 月首都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