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 榜

看到2004 年处女作《玫瑰耳朵》的创作谈，我写作的初心——想让自己慢一点、细一点、静一点、简单一点，把阅读和写作当成修行，安抚自己躁动的灵魂——依然只实现了部分。当下我在思考追随的，还是此命题。甚至前几天看一本翻译过来的书，我也特别在意其中谈到用阅读与写作训练大脑的方式，可见我还是未能“降伏其心”。

补充一点。我在2003 年秋冬有一天突然鬼摸了脑壳，写了三四个中篇，同时投出去，第二年陆续发出。因为不涉及评职称，我对作品年表没做详细整理，有点记不清四个中篇发的月份。尤其最近四五年，我几乎都不做作品整理了，没想过未来会进入文学史什么的，把自己看得很低。我在多处杂志提到处女作是《玫瑰耳朵》，是从写作时间来说的。

这几个中篇小说写出来后，我先给本地一些名家看了，他们（因为善良）大赞，建议我投哪些刊物。不想从此后，我几乎再不用征求前辈意见了，一家带出几家编辑，裂变下去，开始自由投稿十几年。所以，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没有经历过漫长的文青阶段，没有进入任何组织去寻找知音。同龄人说什么混过天涯论坛、西祠胡同、榕树下、左岸什么的，我都没混过。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后面会说到我没有文青阶段的训练与敬畏，不仅中途丧失稳定水平，还多次溜出小说圈徒费光阴的事。

没有做过文青，让我没有发表情结与大师崇拜。记得把处女作投出去后，我也没有过多的兴奋。那时大约也在寻找人生之路吧，一种迷茫与探索中，更多是把写作当成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于它带来的圈子里的表扬并不在意。不太在乎外界看法，让我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本能地保持了独行。我从不排斥圈子，也不诋毁圈子，后来在网络也认识了中国若干作家并一直相处很好，但我迄今就参加过一次笔会。我不反感扎堆，也想去，毕竟本国写作高手云集，可以偷技，但我又不会为了它而放弃对孩子陪读等要事。以至于有人抓住这点，在背后说我长期看不起文坛，以便激起众怒，资源不要流向我。随意吧，反正转眼我也老了，不是文学的未来了，不值得推，他们也就熄火不造谣了。

我想我对于发表以及出名没那么渴望、但来了也挺高兴的心态，大约跟我在家乡少女时被各阶段闺蜜偷偷诽谤有关吧。创伤造就态度。我很早便想明白了，出名不就是希望很多人爱你尊敬你吗？如果你对别人爱不爱的不感兴趣了，只想去付出，爱你想爱的，比如孩子，比如真正善良的人，看透了出名是多么虚无，你又怎么会去渴望太多人关注你呢？

不太热衷出名的心态令我也不会去关注文学史上那些大师的生平。有些大师的作品被我反复看，但我不知道他们轶事，更不会如数家珍一样说文学史秘辛。最近我很惊讶有人出几万元买一本名家云集的旧刊物，这跟文学本身有关吗？还有，世界级大师挂掉了，我也不在网上参与吊唁，因为不认识现实他啊，只跟文本他反复沟通。

这个本能也保护了我。在我还很单纯的时候，比如微博时代，总有人用小号来说文坛秘辛，目测他们挺恨一些飞快出名的人。幸好我真不感兴趣，每次都懒得接话，否则那样没有戒备心的年龄，不知道会说出什么呢。

后来玩到微信朋友圈，我也不爱去关心谁写得不好谁写得好，几乎不感兴趣。因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除了友情阅读并吸取友人精华外，我只想看大师中的大师，快速提升自己。差的人我看他做什么？不看又靠什么凭据去骂？差的人吃香的喝辣的我也不羡慕，文化圈本就是最没油水的，我如果嫉妒人的俗世幸运，那还热爱文学干什么。

没有经历过文青阶段，也带来另外两种事情。没有作家的身份敬畏，我一开始就自称作家。我认为这只是个职业，不是桂冠。我长期自称作家，但到现在为止又没让亲友知道自己笔名，结果一位前辈说：“我都没自称作家，你还敢自称？”这句话谦虚里透着骄傲。我说：“作家不就一职业吗？”他说：“有成就的才能称。”我说：“什么才算成就？奖吗？什么奖？要是这样，永远都没标准，得永远吵下去，永远没人敢自称作家。这是中国人虚伪的谦虚。”

没有作家身份敬畏，也让我好几次离开小说，去写剧本或别的，一走几年，直到把影视圈熬垮才回来。这让我在名气上或许有些损失，但功力无损。他山之石反弹滋补，我感觉有些东西还是有益的，磨刀不误砍柴工。

哈，扯远了，继续说处女作的情况。

《玫瑰耳朵》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发出来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了，又收入书籍《小说月报·原创职场小说精选》，并带来月报主编邓芳女士向我第二次约稿，那就是跟其他两名当红女作家（新人借人家光了）共用一个百花文艺出版社书号，各出一本长篇小说，名曰“小说月报金长篇系列”（写到第二年才面世），而我2004 年还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另出版了一部长篇。这样的开端有点小幸运，是靠着阅读积累以及天赋，但要抵达理性写作，其后十几年我却一直在摸爬滚打，并且看上去永无止境，甚至有五年的时间我突然只能发出三分之二了，当时的一些编辑前辈还因为关心而责怪我，就一直保持当初自己写都市职场那种优势不行吗？为什么要试验若干类型，还经常实验失败。可是，真正的写作者不会安于轻车熟路，总有神秘地域吸引我倔强地走上岔路，做着各种无用功，到了七八年前才终于做到写作水平基本稳定下来，其后的发表才不是靠天赋与才华，而是理性。所以我一直认为，天赋与才华是写作初级阶段讨论的东西，也不知未来会不会改变看法。也许到了更上层楼，又要看天赋了，谁知道呢，反正我还在路上，还不敢那么确定什么是相对真理。

今天来看《玫瑰耳朵》，确实，一个从未写小说的人写得那么成熟，还是可以的。当然，我如今的功力肯定进步了，但只有相当专业水准的人才能看出来。回到这篇小说，它其实有三条线交织在一起，一条是讲一个单亲妈妈从破碎家庭走出来，挤进大城市，努力自立的故事。这有点像多年后那个热播剧《我的前半生》那个意思，可它不是主线，主线是充满悬疑感的职场故事。为了利用微妙的“第四类情感”与年轻女同事斗，该中年妇女竟设计出自己给自己每天送玫瑰花的套路。玫瑰花像耳蜗一样，层层递进，偷偷听取着凡人的困境。

另一条辅线是他们的工作本身。这是一个房产公司的广告部门，一群人要争夺的是采用谁的宣传方案。我利用宣传方案比较细致地讲了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城市原住民各个阶层的焦虑感，所以他们有了“城市被你们外来人口搞乱了，那我们住到郊区去吧”那种死死保持地域歧视的心态，而房产商便借此宣扬住到郊区新建筑里是生活的格调，就差没说出“贵族”这个词了。

三条线之外，我还大量穿插了女主白日梦般的思维漫游。也许那是一种城市不适应症，但谁知道呢？所谓严肃小说，最致力的是探索，而不是下结论。当一个虚构的世界能自圆其说，那么它就隐藏了无数意义，就像我们真实的大千世界一样。所以，这篇小说究竟传达了多少主题，我还真不能自己说，每个阅读者都有资格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下结论。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约我为这篇小说写过一个创作谈，我翻出来看了一下，感觉挺脸红：不就是张爱玲说的通篇我我我那种自恋的写作者吗？如今再写创作谈，我才不想提自己呢，自己不就是个凡人吗，不值得多关注。

不过，我还是把当初的稚嫩摘下来，给读者提供槽点。因为，这种思维最能反应处女作时期在想什么，里面还透露出我当初精神上比较难过，日子有点颓废。我似乎记得有很多年时间我都比较抑郁，一边抑郁一边探索写作，很痛苦。直到后来女儿长大需要我一个人负担各种巨额开支后，注意力才从自己身上那点破情绪里挪开。抑郁症不治自愈，我又开始进入现实压力阶段，直到今天。不过，无论是精神的抑郁里，还是现实的压力中，我都在寻求以阅读与书写抵达灵魂的安宁，永无止境，因为我是凡人，灵魂并不高贵。

下面重温一下当年的处女作创作谈吧。处女作就能写创作谈的估计不多，也算一景——

我一直在对城市和世界质疑，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只求吃饱饭的京哈之类。其实那时候我在城市如鱼得水，是人家所说的白领，城市基本是欢迎我的。但是我越来越不快乐。我知道，世界上无数的人连饭都吃不起，我却因为一些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困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说起来像是一种堕落，甚至有点恬不知耻。但是，它却是真实存在，入木三分的。

可笑啊，一个常常坐咖啡馆，动辄上健身房和美容院的年轻女人，竟然认为她的痛苦并不亚于那些整日辛苦劳作的民工。那个人就是我。我被我无数的胡思乱想，拖到了生或死的边缘。这时候我才发现了，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能安抚一个人的灵魂。而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文坛已经不知道热闹到哪个阶段了。有人笑我不知中国有哪些名作家、不晓得诺贝尔奖只能得一次的人，也敢凭着年轻时看的几千本书写小说，也是一种恬不知耻。我却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文学是一种特别个人的事情，是一种要讲前世因缘的事情，是一个不要条件又特别要条件的事情。当一个人在生活中横竖不能舒服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独自低语更适合她。

也就是说，尽管是万恶的责任感（对自己成为一个更安适的人的责任感）和痛苦的失恋（对整个世界的失恋），使我放弃了高薪的职业来干这不合时宜的自由作家，同时又没有拯救世界的雄心，也早知道了人的渺小，但是谁又能知道，文学究竟带给了我多少回报呢，我的一点一滴的文字，又是否能让这个世界上的某个人像我一样感觉到安静呢。在我看来，文学和我都不能扛着世界走来走去，但我们会用一种“静一点，简单一点”的力量，用在一滴水里找大道的痴迷，告诉自己可以走多远。

值得一提的是，我当年写作的名字不叫奚榜，叫桢理。我改名的时候不少人不太理解，直到今天还有不少老友叫我旧名。不怕露丑，改名没什么大义，是我当时自己研究了一下姓名学胡乱改的，上面说旧名恐会有灾，也没明说什么灾，为了图个吉利，我就改了。

最近周洁茹发了一篇文章给我看，是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写的，说他倒霉的时候，就挺爱算命的。我真佩服台湾作家的耿直，在大陆，谁敢说自己改名是为了图个吉利啊，似乎会抹杀小说的深度。

在我看来，无论什么理论体系，都不过是人类在漫长的多次文明中，按照统计学原理，统计百万千万乃至更多例子寻找造物规律的结论（与科研方法同），所以你可以看到心理学也好，文学也好，脑科学也好，玄学也好，无论什么学也好，对人心以及人的命运的探索，要说根本触及不到，早就该消亡了，可它们却都是远远看到、刚要触及到，又总是抵达不了。它们便都存在了。存在即合理。

终其一生，无论钻研什么，看似无谓的探索，实则只是人向造物打出的倔强的手势。这也是写作的本质。

刚看到约翰·海利说，没有什么比阅读写作更适合安抚自己、集中注意力了，因为它是一种把“向外注意力与向内注意力”完美结合起来的事情。从这种心流过程来说，写作就是妥妥的修行了，怪不得干这行久了，人都会变得更加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