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梅

内容提要：政府预算反映社会交换关系，但腐败会阻断社会交换关系，进而损害治理。本文的讨论旨在表明，政府预算与会计制度的协同能够成为一种可靠有效的反腐机制，对促进社会互惠交换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标志着我国的反腐斗争从个体惩戒的权力反腐转向标本兼治、惩防兼顾、源头治理的制度反腐。作为制度反腐突破口和先行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为社会交换过程的“公权使用”戴上“紧箍咒”，有助于从源头预防和发现腐败，但其有效性有赖于政府会计的协同。近期相关政策文件力推的“预算管理一体化”为此提供了重要契机。作为呼应，本文设计了旨在强化反腐功能的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协同改革议程，可望对系统提高社会交换的互惠程度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 言

腐败是社会交换关系中“滥用受托权力谋取私利”，控权失灵的结果显现（王云骏，2022）。腐败会阻断正常的社会交换关系，破坏治理环境，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扭曲市场机制和信息机制（Everett and Neuetc，2007），破坏政府公信力，阻碍政治和经济发展（Mbaku，200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高压态势，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简称“三不腐”机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标志着我国已从“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为主导的反腐斗争转向标本兼治、惩防兼顾、源头治理的系统性反腐，即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不能腐的制度刚性约束与不想腐的思想教育融于一体。

为打击系统性腐败，世界各国持续推动公共部门财政管理改革，其中，政府预算制度和政府会计制度成为改革关键组成部分（Editorial，2019）。政府预算被视为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政府会计作为收集和传递政府预算信息和财务信息的中枢，应紧随预算管理制度的变革而变革。但在改革实践中，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政府预算管理，总体上呈现出弱协同性（王泽彩、胡志勇，2019），严重影响其改革成效。因此，为何及如何通过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制度协同改革，建立腐败治理长效机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考虑到预算本质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腐败是一种非法社会交换关系，政府会计是社会交换关系产物，因此，本文将政府预算、政府会计与腐败纳入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框架下展开研究合理且正当①社会交换理论由社会学家霍曼斯于1958年正式提出，其基本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质为一种交换过程，基于互惠性原则对预期报酬和成本进行计算，以决定是否进行社会交换（Homans，1958）。Blau（1964）将交换理论扩展到次制度现象之外，认识到社会结构具有突现性（emergent propertie），在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结构和制度。Emerson交换网络理论把权力过程作为分析社会结构出现和变化的中心，发展了个人行为的行为模型，转向更宏观的分析水平（Emerson，1972）。该理论已被应用于个人、组织甚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交换理论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合理且恰当。。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1.政府预算与腐败关系研究

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以“善治”为目标导向，以“预算授权”与“受托责任”相匹配为制度逻辑起点（王雍君、孙哲，2018），以法定程序为保障，以规范政府行为为主线，实现源头腐败治理，恰好迎合制度反腐的内在要求。政府预算作为控制政府“钱袋子”的工具（胡明，2022），公共财产的“看门狗”（watch-dog），通过管住“钱”来规制政府的“人”和“事”，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网格（陈立诚、刘剑文，2015），实现腐败的综合治理。政府预算制度运行过程，也是财权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过程，通过对权力边界的明确划定，建立起公权力与公共财产之间的“隔离屏障”，防止公共财产因权力异化受到侵蚀（王文婷，2020）。以法定程序对预算资金配置和使用全过程的追踪与监管，为预防和发现腐败形成特定的机制安排。据相关研究表明，财政预算透明度与腐败成负相关（李春根、徐建斌，2016）。

2.政府会计与腐败关系研究

良好的会计系统是国家诚信体系建立的重要支柱（Doig and McIvor，2003），是一个国家问责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因此被视为腐败产生的重要屏障（Everett et al.，2007）。有学者使用33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2010-2014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引入权责会计改革后，腐败现象有所减少（Cuadrado-Ballesteros，2019）。也有学者认为政客可能会阻碍现代会计制度正常运行，为其提供寻租机会，甚至隐匿或操纵会计信息，掩盖其腐败行为（Neu and Everettetc，2013）。还有研究表明，会计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会计技术可以成为强大的反腐力量，但其有效性将取决于积极和可持续的改革者的支持程度（Johnston，2015）。

3.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腐败研究

有研究表明腐败是人们在参与社会交换过程中，由于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以权力扩张谋求自身非法利益的一种现象（徐秦法、秦艺菲，2021）。有学者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深入剖析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内外两种动力机制构建并持续维护腐败关系网（前者是确保利益扩张过程更加安全，主动建构腐败关系网；后者则受圈子内规则约束而维护该关系网），关系网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导致其裂变与扩散，即腐败由个体向群体、低层向高层扩散（陈国权、毛益民，2013）。也有学者从交换动机，交换结构和交换资源三个方面刻画了腐败产生的动态利益链条，揭示腐败成因（肖云忠，2010）。还有研究表明，腐败不仅与微观行为有关，更与制度效力高度相关，只有提供有效和充分运作的制度，限制政府机构的权力行使，才可能有效减少腐败（Mbaku，2008）。

综上所述，社会交换理论可视为腐败治理研究的基本范式；预算制度反腐正当、合理，且是一种源头治腐的新路径；政府会计作为一种中立的技术，可能促进腐败治理也可掩盖腐败。政府会计作为政府预算管理的基础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现有文献分别讨论了政府预算、政府会计与腐败治理的关系，但并未从两者协同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的视角，将政府预算、政府会计及腐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着眼于政府会计与政府预算协调机制，研究腐败治理问题，力求为腐败“靶向”治理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和策略选择，为政府会计和预算的协同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二、预算场域中腐败产生的基本逻辑

政府预算制度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机制，也是制约政府权力扩张的重要工具，是给权力戴上“紧箍咒”的重要载体（卢真、马金华，2016）。政府预算不仅约束公权，同时借助先进技术手段以法定形式将“公权力”与公共财产加以隔离，防止公权力对公共财产的侵蚀①例如，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可以把资金收付与业务完全分离，极大地减少了资金被挪用或盗用的风险。，最终实现在“管钱”和“管事”双重控制的基础上约束并规范公权力运行，实现预算制度反腐败的目标。因此，本部分以预算为轴线，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框架下，分析我国预算场域中腐败发生的基本逻辑，为预算与政府会计协调治腐搭建一个分析框架。

（一）政府预算与社会交换

已有学者基于社会交换过程理论重构财政本质认知，将财政本质界定为涵盖四个交换层级（财政负荷→集体支出，财政负荷→集体产能，财政负荷→集体产出，财政负荷→社会合作收益）交换关系链（王雍君，2022），以便促进以社会合作收益为目标导向的各级交换过程一体化改革。政府预算作为财政重要组成部分、联结政府与公众的基本纽带②吉鹏（2019）认为以财政资源为纽带，政府重塑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从一味地实行行政性控制转而强调合作与协商，以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吕冰洋也认为国家是社会成员互动的平台，财政是社会成员互动的纽带，财政与国家治理天然发生紧密联系。，同样承担着个体与集体进行社会交换的媒介职能。因此，基于财政本质的四级社会交换理论模型，分析政府预算过程与社会交换关系，旨在识别与揭示政府预算交换链条中腐败产生的基本逻辑。

公民以税费利债等方式承担财政负荷的同时，形成国家的预算收入。从集体视角看则预算收入构成社会财政成本。预算收入最终全部转化为预算支出安排，即由个体负担转换为预算支出，完成第一层级交换。将部分预算支出用于购置资产和配置人力资源形成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产能，以确保向公民及时、合理地生产或提供公共服务，即由个人财政负担转化为公共服务产能，完成第二层级交换。在公共服务产能的条件约束下，进一步安排预算支出进行公共服务生产，并交付公民，即以预算支出及其形成的产能为投入，转换为公共服务产出，完成第三层级交换。当公民负担转换为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公共服务产能及产出过程，如果能充分反映公共部门回应力，彰显共同体的理念价值及其凝聚力，即将社会交换关系推向最高级交换，亦即公民以财政负担为代价从集体中获得合作收益（回应力和凝聚力）（吉鹏，2019；吕冰洋，2018）①值得注意的是，产出并不一定给公民带来收益。如单一经济增长指标驱动下带来环境污染，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唯课题和论文论对科技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如图1所示。

图1 以政府预算为轴线的社会交换关系图

因此，集体（政府）与个体交换关系是一个逐级转换、环环紧扣的链条，既囊括了物质利益交换，也涵盖非物质利益，并以预算收支、公共服务产能与产出为纽带和载体，形成几组价值关系：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投入、产出与成果；公民义务与权利。

（二）预算场域中腐败产生的环节与逻辑

以政府预算为轴线的社会交换关系主要依赖于国家权力强制完成。但在公权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被滥用造成腐败，从而阻断交换关系链条，最终影响到公民的合作收益或增加其负担。

预算收入形成过程中，资金流入国库形成国家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公民承担纳税义务并增加其财政负担。与市场交换相比，社会交换中公民义务与其收益并非直接对等，或者收益很难量化或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民偷逃税款的动机。我国税制复杂且变化较快②税制越复杂，变化越快，政策间的冲突越多，政策落地过程税收执收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大，腐败的机会越多。，税收优惠、税式支出繁多增加了税收腐败的机会窗口（谷成等，2016）。

支出安排过程中，在支出规模科学合理的条件下，当年预算收入应全部用于当年预算支出。历来，预算资金流动过程中，特别是资金流出国库后，资金被盗用的可能性极大。但随着在现代技术条件和相关制度完善下，特别是近年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全面推行，预算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资金管理环节的腐败治理有明显改善。但国库资金运营、财政专户代理银行选择过程依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腐败产生的可能性较大。

产能形成和扩大过程实质为政府机构资源投入过程，包括资产购置、人力资源安排，以确保公共服务能合理提供或交付（产出）。政府采购的服务或商品性质往往很难通过市场来确定。供应商为获得有利的政策条件，形成寻租冲动。这一环节腐败产生与审计和内控直接相关，与支出标准缺失、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紧密相关。公共服务产出和交付过程实质为公民的财政负担交换为公共服务产出的过程。由于公共服务成本核算环节不透明，公共服务定价过程的自由裁量权较高。

以预算为轴线的社会交换关系中，除最高交换层级外，每一交换层级都存在腐败的可能性，在实践中也有大量腐败案例发生。因腐败的存在阻断或侵蚀交换链接条，最终影响公民的合作收益，即影响社会凝聚力，破坏政府的回应能力和公信力。

三、政府会计与预算制度协同反腐的内在机制

政府会计是政府预算管理高度依赖的技术工具，协同政府预算反腐的先决条件在于，不同社会交换阶段，政府会计提供预算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结构。政府会计是由功能相异的预算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及管理会计组成的完整体系，不同会计生成不同的信息结构，以满足预算管理过程不同需求。按照不同会计形态的信息结构特征，本文将预算交换关系链条分为两大阶段：如图2所示，第一、二交换层次的关键在于确保预算资金的安全性，防止被盗用、挪用，这一阶段预算会计与预算管理过程相协调更易达到目标；第三、四个交换层次中，财务会计或成本会计提供的信息结构对于腐败治理效果更佳。

图2 政府会计与政府预算协同反腐的路径

（一）预算会计与预算执行管理过程相协调，实现预算收支合规性控制

在预算收支形成过程，预算治腐的重点是以预算指标和预算资金为核心的总额控制和全过程追踪控制，确保预算执行遵从预算授权，同时保证预算资金的安全性。王雍君（2007）提出了支出周期模型（expenditure cycle），认为预算支出起始于立法机关批准预算，期间经历支出承诺和核实两个阶段，终于预算资金支付，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支出周期，用以准确刻画预算支出的全过程，奠定预算执行全过程合规性控制基础。由此可见，预算支出过程有四个关键控制点，即预算授权、预算承诺、服务和商品核实以及现金的流出。在现有政府会计体系中，相对于权责会计和成本会计事后控制特点，只有预算会计可以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政治驱动下，预算会计对预算资金进行全程跟踪和监控，促进预算执行对预算授权遵从，由此构筑起预算执行过程基本合规性控制的基石（王雍君，2016），从而实现从预算收支全过程进行源头预防和发现腐败的功能。

支出周期模型为构建预算会计与预算执行管理过程协调机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框架。内部信息使用者通过预算会计记录、报告、分析等手段与预算执行管理全过程（包括预算指标、账户、支付方式、监督控制）有效结合，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和程序约束机制。外部信息使用者，如审计机构、人大以及公众则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监督问责机制，从源头上规范和控制权力运行，从而实现发现和预防腐败的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预算会计与预算执行管理协调“控权”机制图

预算会计明显的政治属性，决定了预算会计信息易获得政治上支持的先天优势。对于政治家来说，确保责任履行和回应可能比效率与效益更重要、更优先。与政治紧密相关的预算会计，恰好系统回应并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因而，专门为政府部门量身打造的预算会计系统被优先发展起来，并已在公共部门运行了几个世纪，至今在大多数国家政府会计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财务会计与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过程相协调，管控产能扩张过程

公共服务产能形成过程，将资产管理、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相结合，通过政府采购程序和直接支付方式将资金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减少了政府机构随意增加或占用公共服务产能的机会。资产管理、绩效管理及预算管理相结合过程高度依赖于财务会计。摸清家底是发现与预防腐败的前提和基础。财务会计将交易记录和控制功能从现金扩展到全部资产、负债及净资产，从合规责任扩展到绩效责任。财务会计除记录与报告资产和负债外，引入折旧和摊销技术，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经管类资产（公共基础设施）耗费分摊在当期费用，从而准确地计算各会计主体的运营费用。通过对部门运营费用分析和控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产能随意扩张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多年来政府官员偏好于扩大部门资产规模，一方面为增加服务产能，增加政绩，另一方面为寻租和腐败创设了一定的空间。随着财务会计在公共部门全面实施，因大量资产存量引致的巨额折旧费用计入预算部门或单位的当期费用，出现连年负盈余，必然引起当局者和监管者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追求产能过剩导致的浪费与腐败。

（三）成本会计与预算绩效管理过程相协调，控制服务产出成本与定价

政府会计反腐作用不仅通过“控权”策略实现，也可表现在“退出”策略方面（Everett et al.，2007）。现有研究表明，通过分权、责任中心下移，减少公共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可实现反腐目标（Cheeseman et al.，2016；Prud and Homme，1995），但只有在具备高质量政府会计信息的前提下，分权才有助于减少腐败，否则反而会增加腐败的风险（Changwony and Paterson，2019）。换言之，通过分权实现腐败治理要高度依赖于政府成本会计与预算绩效管理过程有效协调。

结果链模型以“投入－活动－产出－成果－影响”为联结，搭建起完整的公共部门运营绩效的信息结构，也为政府成本会计与预算绩效管理协调机制构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结果链模型涵盖了权力主体投入决策过程、政策执行过程以及产出的配置过程，也覆盖了包括绩效目标、绩效监控以及绩效评价的绩效管理全过程，如图4所示。预算绩效管理过程要依赖于政府会计信息，特别是产出的成本会计信息①产出是将传统的投入转换为绩效的第一阶段、也是达成结果导向绩效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绩效控制的核心是产出控制。产出控制关键在于成本控制，而成本控制则高度依赖于会计信息。。

图4 成本会计与预算执行管理协调机制

财务会计生成运营费用，成本会计将公共部门的运营费用归集到特定的公共服务产出上，生成公共服务产出成本信息。对于内部信息使用来说，产出成本信息支持绩效目标管理、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监控以及事后的绩效评价，有助于权力运行主体做出科学的投入决策、产出配置决策。产出成本对于鉴别作业（活动），尤其无效或低效作业至关重要，也是公共服务合理定价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公共服务产出的成本可有效控制并定价合理，为分权和问责机制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也将会大大压缩腐败空间。

从外部（准外部）的信息使用者角度看，成本会计与预算绩效管理有效融合，并形成信息公开机制，是其实现问责和监督机制的基础。

四、政府会计与预算制度协同反腐的现实困境

政府会计与政府预算协同治腐功能充分发挥，需要有两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且两套制度的相关政策、执行部门以及信息系统间能相互融合或被整合起来，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目前我国预算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预算调整频繁，预算约束力弱、预算绩效导向不突出，部分绩效目标难以量化，绩效评价标准设置不科学，评价结果应用效果利用不充分（马海涛等，2022），一定程度上与政府会计改革滞后相关。政府会计能有效协同政府预算的先决条件有二：一是政府会计体系可以生成社会交换链条中预算治腐所需要的会计信息结构；二是信息被政府支持且合理使用，但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充分。

（一）预算会计信息结构缺失，对预算执行全过程控制存在盲点

现行预算会计重点控制了预算资金的流动过程，忽视了政府机构对立法机构预算授权履职情况的反映和监督。无论是过去三足鼎立的政府会计，还是2019年1月1日施行的《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又或者2022年1月1日执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财办库〔2022〕87号），预算会计重点记录核算预算资金变动情况，对于预算授权和预算承诺两个环节的控制（腐败风险发生的真正源头）存在盲点。与许多国家一样，将“预算会计”矮化为现金会计，使得精确编制预算、强化预算执行控制和有效管理财政风险变得十分困难，也妨碍人大预算授权功能和预决算监督能力的发挥。实际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实施，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为弥补当前预算会计的重大缺陷，财政部印发《预算指标核算管理办法（试行）》，采用复式记账法，对预算指标管理业务或事项进行核算，通过对预算指标的批复、分解、下达、生成、调整、调剂、执行和结转等全生命周期过程的记录，实时反映预算指标的来源、增减及状态，实现预算指标管理全流程“顺向可控，逆向可溯”。

预算会计仍然面临两个难题：一是预算支出环节预算承诺控制缺失。预算指标核算管理办法只强调预算指标在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之间全生命周期的变动情况，对于预算承诺过程，预算指标的占用和预算支出的控制未能充分反映和控制。二是预算指标管理与预算会计核算及报告平行实施，给实务部门核算和报告带来了较大挑战。

（二）成本核算体系尚未健全，与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不能有效融合

成本会计体系建设与有效应用先决条件是财务会计或权责会计改革全面落实。资产估值、费用分摊等因技术瓶颈问题目前尚未全面解决，加之复杂国有资产产权关系，导致现行很多资产未能入账，或不能科学合理摊销费用。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直接影响成本会计与预算绩效管理协同效应。

即使权责会计已成功落地，再转向成本会计也面临科学成本归集方法、财务人员专业素质及政治支持等诸多因素影响。自2019年以来，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和具体指引陆续颁布，部分事业单位试点开展成本核算。但成本核算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实践中政府机构通常基于现金制或修正后的现金制为基础进行成本估算①2016年以来，为严格控制机关运行经费，开展了机关运行成本统计分析评价，建立了机关运行成本统计报表制度。。这种成本统计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成本会计核算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政治支持。国际实践经验证明，如果成本信息无法获得政治上有效支持（以法律方式要求该信息的使用），将面临极大的改革失败风险（Margarita and Jorge，2019）。

目前各级预算单位的财务人员普遍不足，老龄化严重，相对于私人部门，政府部门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另外，受人事制度约束与工资水平限制①政府部门财务人员的工资水平远低于私人部门，专业水平较高的财务人员更倾向于就职私人部门。，政府会计人才补充和更新难度相对较大，这一系列问题给政府成本会计改革顺利推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便具备成本核算能力和条件，也会因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缺失使成本会计支持预算绩效管理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因为成本信息只有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中才能发挥其根本作用，目前我国针对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姜宏青等，2020），公共服务成本控制参照标准也将缺失。

总之，实现成本会计与预算绩效管理过程有效协调，需要从技术、人力资源及政治支持等多角度系统性解决相关障碍。

五、促进政府会计与预算协同反腐的改革议程

当前预算管理一体化②2020年4月，财政部印发《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试行）》，同年10月财政部作出《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以信息化驱动预算管理现代化》的工作部署，2020年部分省份率先启动了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全面推进为两项制度协同改革提供契机。预算管理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过程，将预算管理各环节、财务管理、会计、账户、内控制度、绩效管理等多个模块整合于同一信息平台，以项目管理为核心，以大数据、云平台为技术支撑，打破财政（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信息壁垒，实现预算管理全过程动态管理与监控。预算管理一体化将各项管理制度嵌入到信息系统实现制度整合与统筹，强化制度执行力，建立“制度+技术”管理机制，从而促进部门、制度之间的协同效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政府预算与会计的协同改革。

由于政府会计改革是一项风险与成本巨大的系统工程，改革战略议程至关重要。在国家现有宏观改革框架和整体目标下，针对现存问题，依据先易后难渐进式改革逻辑，关注改革的优先次序安排。本文着重从政府会计角度提出强化与预算管理相协调的改革路径：

一是强化预算会计控制功能，促进预算管理水平。在预算指标核算管理试点运行基础上，实现与预算会计制度整合；随着预算部门内控制度不断健全，合同管理逐步规范的条件下，将承诺记录纳入预算会计制度，最终形成涵盖预算授权（预算指标）、承诺、核实及支付四个阶段会计信息结构的预算会计，对预算资金流动及其相应预算责任变动的全过程加以动态刻画与监管，增进政府预算过程与预算会计源头治腐效果。

二是全面落实权责会计改革，提升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效果。进一步出台诸如收入、费用等要素相关的具体准则与指南，不断完善政府会计法律制度；明确责任主体，提高资产估值水平，实现资产全面入账与科学管理；健全相关资产折旧细则，实现资产成本合理分摊。

三是加快成本会计改革，提高绩效管理改革成效。权责会计转向成本会计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摊方法，针对不同需要确定不同的成本分摊对象。需重点关注建立健全产出成本核算体系，服务于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实施，促进公共服务成本控制和科学定价。

政府会计改革顺利推行还需人财物的大力支持，更需要相关制度机制的保障。因此，应不断强化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推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大资产管理、内控管理等相关配套的制度改革。

在社会交换分析框架下，只有将政府会计与政府预算有效协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制度反腐的第一道防火墙。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不仅是反腐工具，也是建立在更加广泛的社会价值和利益之上，将社会交换引到更高层次，促进社会凝聚力，加强政府回应能力的制度和机制。在当前财政制度体制深化背景下，应高度重视政府会计制度、预算制度改革协同性，实现“1+1”＞“2”的协同效应。